
档案文献遗产工程起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三大旗舰遗产项目之一的“世界记忆项目”,通过建立名录、开展教育与文化宣传活动等方式,唤起人们对文献遗产重要性的认识,拯救濒临消失的宝贵文献,促进文献的广泛利用。2000年,国家档案局启动实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
每一个文献档案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在唤醒着我们深植血脉的文化记忆。2025年6月9日是“国际档案日”。本报今起特设专栏,以笔为舟,溯时光长河而上,在历史的褶皱中寻找来路,于遗产的辉光里照亮前程。
233卷、逾25500页、时间跨度60余年,内容涵盖陕西布政使司、陕西善后局、陕西财政总局等多个部门关于官兵、马匹、兵工、钱粮奏销清册、地图的情况等,作为清代陕西布政使司公务活动的历史见证,“陕西布政使司档案”不仅是研究清末省级行政机构运作、陕西地区财政状况及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更因其传奇的流转经历,成为中国近代史的生动缩影。
清代省级行政运行的“活化石”
清代档案中有一类档案被称为清册(也叫青册),青册是黄册的副本,封面为青色纸或青色编织物,清代财政制度规定,黄册上报给内阁,青册上报给朝廷各主管衙门。这些青册包括钱粮税收、开支、上缴朝廷、省里存留、划拨军队费用等,未经过户部同意,任何地方存留经费都不可支用,每年年终,户部将地方与朝廷中的两本账相比照,以确保收入与支出相等,如果地方官员被发现有弄虚作假等行为,会遭到严惩。
陕西承宣布政使司,是清代在陕西设置的重要机构。陕西布政使司档案现存233卷,时间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到宣统三年(1911 年),主要集中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内容是陕西布政使司、陕西善后局、陕西财政总局、陕西抚标、西安将军衙门形成的关于官兵、马匹、兵工、钱粮奏销清册、地图等情况的记录。总计355册,其中,军事兵马数目及开支类清册178册、官兵俸禄开支类清册 85册、财政税务类清册36 册、仓储粮食类清册 18册、军官履历类清册16 册、机器军械兵工类清册14册、地图4册及其他档案4册,内容丰富且详实。
陕西省档案馆馆藏的这批“陕西布政使司档案”,应为清代陕西布政使司上报给户部(度支部)的“青册”,并且经过了户部(度支部)的红笔审核。档案封面左侧上方贴纸,如黑墨书写“陕西布政使司造报”某地(机构)某年某事项“奏销清册”,红色书写内容为“核”,封面右侧贴小纸,红色书写“户部”或“度支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户部改为度支部),封面左下方盖有成文机构印章,如:“陕西西安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之印”。内文文字上有红笔点画,偶见竖条贴纸,上用红笔批注,堪称清代省级行政运行的“活化石”。
档案的流转之旅
随着清政府的覆灭,这批档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历程。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接管了这些档案。1936年6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北平档案保管处爆发震惊全国的“盗档事件” —— 因鉴定为“无用档案”,两年内售出档案53000余斤,其中34000余斤档案有的充造纸原料,有的已经彻底流失,无法追查。禹贡学会买去4000余斤,在给行政院的函中称“查此项档案,本会既得之于书肆,且日本人亦买去不少,系保管处何能一一索还”,明确指出日本人曾买过这批档案。
“这批档案几乎每册的内文首页都盖多个印章,这个印章内容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昭.19.5.1’(昭和19年即1944年)。”陕西省档案馆编研处副处长陈凯华指着档案上的一个椭圆形印鉴说:“从这些日文印鉴可以看出,日本间谍当时在京津地区疯狂收购中国军事档案。陕西布政使司档案84%的内容涉及官兵编制、军械清单等情报,正是日军侵华时期重点掠夺的情报资料。”
1936至1944年间,陕西布政使司档案落入日本情报机构之手,成为其侵略中国的情报工具。1945 年8月,苏军解放大连后进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实行军管,这批档案移交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央图书馆;1949年4月,图书馆更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公司大连图书馆;1951年5月,档案转归旅大图书馆保管。1965年 11月,旅大图书馆主动发函陕西省档案馆,将这批档案移交至陕西省档案馆。
至此,经过50多年的颠沛流离,历经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日本情报部门、苏联军队,这批档案最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回归陕西故土。
一粒米、一文钱的“清代数据库”
翻开泛黄的清册,历史的细节跃然纸上:光绪二十九年二月,西安府“咸长二县库平纹银每两价换铜钱一串陆百贰拾贰文”,而同一时期朝邑县(今大荔县朝邑镇)仅换“库平纹银每两价换铜钱一串壹百陆拾文”;渭南知县樊增祥(后任两江总督)的亲笔签名公文夹杂其中;潼关商税、韩城厘金甚至新军津贴均被逐项记录;镇安县、凤翔县、延安府等熟悉的陕西地名更是在档案中随处可见……
“这些数据构成清代陕西的‘微观切片’。”陈凯华举例道,《陕西财政总局造光绪三十四年各外卡加抽糖厘及烟酒厘银细数清册》显示,潼关总卡年收糖厘税银玖十两五钱贰分,印证了当时商贸流通的原始状态。更令人唏嘘的是档案中的物价记录——光绪二十九年二月,西安府“大米每仓石价银自一两五分陆钱至陆两”,而同期镇安县大米价格为“每仓石价银叁两叁钱壹分”。“像这些物价信息,不仅反映了当时市场上的商品供需关系,还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当时的交通、物流以及灾荒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陈凯华介绍道,“这种微观的研究视角,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运行状况。”
不仅如此,陕西布政使司档案还详细记录了官兵的俸禄开支、马匹的饲养费用、军械的采购与维护等情况,为研究晚晴时期的兵制、财政税收以及基层社会保障机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数字化唤醒历史记忆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陕西省档案馆早在十几年前就对这批档案进行了数字化扫描,确保了档案的安全与完整。如今,这批数字化档案已向公众开放,需要查阅的公众可以凭借身份证到档案馆数字大厅进行查阅。在最新出版的《兰台瑰宝——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陕西篇)》,陕西布政使司档案位列首章。未来,陕西省档案馆还计划推出专题展览,以更加丰富多样的形式展示档案内容,进一步推动档案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
“当看到档案中的那些记录时,你会真切感受到,历史就藏在这一石米、一文钱的细节里。”陈凯华指着一张银粮价值清册感慨。“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陕西布政使司档案’的珍贵价值,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历史魅力与文化底蕴。我们也期待着这些档案能够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引领我们探索历史的奥秘,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与智慧。”(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成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