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担“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托育服务，事关千家万户，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配套支持措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半月谈记者近期采访发现，当前多地普惠托育发展遭遇尴尬：一方面，许多家长有强烈的送托需求，却找不到合适托位；另一方面，不少建好的托育机构乏人问津，面临招生难题。

“送托难”VS“吃不饱”

最近，即将结束产假返岗的李女士正为谁带孩子发愁：“前段时间公公忽然患病做了手术，本来答应带娃的婆婆不能来了，请育儿嫂住家照料又不放心，就想着找一家托育机构。结果跑了好几家也没找到合适的，不是太远，就是太贵，有的条件太差，有的不收不到一岁的孩子。”

想送托却找不到合适托位，成为不少家庭的烦恼。国家卫健委去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多地调查中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但目前全国实际入托率仅为7.86%。这意味着，相当大一部分群体的送托需求未能得到满足。

图片山东日照一家托幼园的孩子在做感统训练 郭绪雷 摄

为解决群众托育难问题，近年来我国加强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提出“十四五”完成每千人口拥有4.5个托位数的目标，各地大力投入，通过新建、改建等方式增加托位供给。但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建好的托位处于闲置状态，一些机构面临招生难题，出现“有托位没孩子，新的托育机构还在建”“国家有托位指标要求，基层建出来就闲置”“边建设边倒闭”等怪象。

北方某地近年推行公办示范性综合托育机构县县全覆盖，促进当地普惠托育发展，但部分托育机构“招生不理想”，相关职能部门也表示“实际托位使用率不高”。

半月谈记者在当地一家县级托育中心看到，1000多平方米的空间宽敞明亮，教室、睡眠区、就餐区、游乐区、感统训练区等设施一应俱全。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里设置有乳儿班1个、托小班2个、托大班3个，共计100个托位，配备有老师、保育员、保健老师、厨师等。“去年10月份正式运营后一直只有八九个孩子，今年开春多了一些，也只有17个，都是托大班的。”

南方一个县城的民办普惠托育中心负责人介绍，中心按孩子年龄不同每月收取1800元到2500元不等的费用，同时享受政府每孩每月300元的补贴，“中心设置托位100多个，但现在只有60个孩子，政府补贴也没有完全到位，维持经营较为困难”。

当地卫健委部门负责人介绍，全县目前每千人口托位数只达到3.5个，离国家要求的每千人口4.5个还有一定差距。但目前不是托位数不够，而是现有托位的使用率不足，全县1086个托位目前仅收托451人，使用率不到50%。

不仅如此，当地托育机构数量一直在减少。“招不来孩子，成本又高，托育机构经营困难，已经从前几年的7家减少到现在的4家。”这位负责人说，现在又有两家计划不再招生，近年来累计关停减少的托位数量大约有300个。

“供需错配”暴露三大问题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家庭送托难”与“机构招生难”并存，暴露出当前托位供给力度虽大，但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的问题。

——重建园盖楼轻专业服务，难获家长信任。

多位受访家长谈到，机构老师素质不高、机构卫生环境差、喂养照护不专业、安全管理存在漏洞等，都是“不敢托”的重要原因。一位妈妈说，送托时已经告知托育园，孩子对鸡蛋过敏，结果托育园还是在孩子的食物里加了鸡蛋，十分揪心。去年11月，贵州还曾曝出一起托育机构的保育员虐待幼儿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山西太原市托育行业协会秘书长张帆说，由于托育行业发展仍在起步阶段，面临专业人才不足、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行业标准不健全等问题，托育服务品质需进一步提升。

有专家表示，当前托育投入存在重硬件建设、轻软件服务的倾向，侧重建园盖楼，但在玩教具配备、师资培训、园所管理等方面投入较少；对托育的监管较为薄弱，机构备案率较低、跨部门监管机制不健全、处罚规定不明晰，行业质量安全存在隐患。

——片面追求“完成指标”，托育有效供给不足。

有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上面下千人口托位数这个指标的时候，考虑的不是哪里需要、需要多少，而是看哪里好完成指标，这样就会带来“需要的地方没有建，建成的地方用不上”的资源错配问题。

民进江西省委会副主委刘菊娇曾在全国多地考察托育机构建设情况。她介绍，目前对托育机构的规划和布局不合理，有的小区周边托育机构多到可以“货比三家”，有的小区特别是老城区周边却是“一位难求”。有职能部门干部谈到，托育机构在短短五六年间发展起来，主要靠市场力量推动，资源布局不均衡，存在供需结构矛盾。

——孩子入托花费大人一半收入，普通家庭负担难。

受访干部群众反映，当前托育价格仍然较高，即便是普惠园的价格，也离百姓期待有距离。国家卫健委公布数据显示，我国近九成托育机构是民办机构，平均收费价格(不包括餐费)为每孩每月1978元，一线城市在5500元以上，而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仅3442元，这意味着一个孩子的送托费用要占到一个大人一半以上的收入，这对普通家庭来说仍然是较大的负担。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提供场地、减免房租、发放运营补助等方式降低普惠托育服务价格，但可持续性受到质疑。一些参与普惠项目的运营方表示，托育机构本身能盈利的就不多，如果要普惠限价，必须有足够多的补贴，但政府补贴往往不足以覆盖机构降价成本，导致运营无法持续。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机构加入普惠项目一年后即申请退出的情况。

让群众“愿意托”“方便托”“托得起”

相关人士指出，针对托育供需不匹配的现状，应当进一步提升托育服务质量，加强规划引导合理布局，加大对普惠托育服务的支持力度，让群众“愿意托”“方便托”“托得起”。

图片孩子们在托育园里参加空间探索游戏 王正 摄

首先，加大对普惠托育服务的支持力度。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表示，价格是入托率不高的重要因素，一旦价格降下来，会有更多家庭愿意尝试托育服务，现有普惠托育支持措施力度较小、覆盖范围较窄，应当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强化对普惠托育服务的支持，包括加快托位建设提高公建托位占比、研究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结合地方实际加大对普惠性托育机构的运营补助力度等。

其次，加强规划引导优化托育服务布局。受访专家群众认为，托育服务的就近、可及十分关键，要加强需求研判，科学规划布点，优化托育服务布局，让供需相匹配、相衔接。特别是要大力发展社区托育服务，落实新建住宅小区与配套托育服务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四同步”要求，在既有居住区中，通过购买、置换、租赁等方式挖掘社区空余场所，补充托育服务设施，为群众提供送托便利。

最后，提升托育服务质量，强化综合监管。刘菊娇等受访人士表示，要积极推动托育服务法立法，完善配套措施，明晰各方责任和义务，健全托育服务标准和规范，加快完善托育人才培育体系，加强对托育机构服务管理、人员资质、卫生保健、消防安全、应急能力等方面的常态化监管，持续提升托育机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满足家长对专业科学、质量可靠的托育服务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