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2024高招】

编者按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开启了新一轮高考改革。

2023年10月，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表示：2014年以来，教育部分五批指导29个省份启动了高考综合改革，形成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了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基本建立。

本期，我们深度关注高考改革十年来的探索、成效与思考。

2024年高考于不久前结束。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连续增长近10年后，今年达到了1342万；安徽、黑龙江、甘肃、吉林、江西、贵州、广西作为第四批新高考改革省份，迎来新高考首考。

自2014年启动以来，新高考改革成效如何，带动了怎样的理念转换与教育变革？记者就此展开采访。

“把选择权最大限度交给学生”

宁波人徐怡华2014年进入高中，2017年参加高考。新高考改革在浙江的试点实施，贯穿了她的整个高中生涯。

新高考打破文理分科，除了“语数外”必考，还允许学生在“物化生政史地（浙江还加入了信息技术科目）”中任选三门。

“我很喜欢这种考试方式——擅长什么，选什么！”徐怡华说。

据统计，浙沪两地有超过七成考生选择了新的科目组合，个人兴趣爱好和潜能特点得到了充分体现。

随着文理分科被打破，学生的选考科目产生了大量不同的组合。上海的“6选3”模式可以产生20种组合；浙江的“7选3”模式更是能产生35种组合。在为学生提供更大选择空间的同时，此举也对学校的教学安排提出了新挑战。

龙赛中学是宁波一所特色高中。新高考改革启动初期，该校一个年级19个班，近800人。

现任龙赛中学副校长的左建华，彼时任职于该校教务处管理岗。“课程、课时和师资的安排是最突出的难题。”他直言，“怎么解决这个难题？毫无经验可借鉴。”若要完全匹配学生的自主选课结果，师资配备不均衡的情况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年级政史地三个科目，每科均缺少3至4位老师。

“摸着石头过河！”左建华和同事们思前想后，通过增加教师工作量、跨年级兼课等方式，才将师资配备问题勉强解决。信息技术科目的师资，则通过物理老师转任或县管校聘模式进行补充。

进一步地，在分析学生选课数据并充分尊重学生选择的基础上，该校对选课结果“合并同类项”，提出“定2走1”的选课走班模式，形成“物化+”等班型。左建华说：“在政策指导下，我们结合学校实际，把选择权最大限度地交给学生。”

浙江高考改革方案的另一亮点，是允许选考科目考两次，取最高成绩为最终成绩，减轻考生“一考定终身”的压力。

徐怡华参加了两次生物考试，成绩分别为85分、97分，取97为最终成绩。喜欢生物学科的她最终如愿以偿，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科学国家理科基地班学习。如今，她正在攻读博士，进行生物代谢方面的研究。

十年来，新高考改革一直在持续完善。改革刚启动时，趋易避难的功利化选科倾向逐渐显露，比如，浙江和上海等地出现很多考生“弃选物理”的现象。

政策随之调整——在保证个体自主选择、同时考虑高校人才选拔和培养需求的前提下，更加突出国家整体需求和长远利益。我们看到，从第三批加入新高考改革的省份开始，普遍采取了“3+1+2”模式，其中的“1”是指物理或者历史必选其一。

“3+1+2”方案与此前“3+3”方案在基本理念和改革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在此基础上，更加突出了物理、历史两个科目在高校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类人才培养中的基础作用。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覃红霞认为，在“3+1+2”新模式的牵引下，学生的选科更加集中，学校可以更有效地配置教育资源。“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也有助于简化学校的管理组织结构，减少因课程和师资管理的复杂性而带来的内部摩擦，整体提高教育系统的运行效率，使得学校能够更专注于提高教育质量。”

录取方式改革倒逼高校变革

这些天，安徽考生郑凯（化名）一直在盘算着怎么填报志愿。三年前，从小喜欢地理又擅长物理和生物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物地生”的个性化组合。但是郑凯担心：“填志愿可能有点麻烦，有科目的限制。”而郑凯妈妈则希望他“学点理工科的技术，最好能去江浙，离家近一点”。

今年，新高考在安徽首考，在志愿填报上，普通高校采用“院校专业组”方式。从全国范围看，新高考推行的平行志愿、按志愿组设置志愿、取消一二本成为主流。

按一个“专业+院校”为一个志愿计算，辽宁考生的本科批次志愿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山东考生可以填报96个，浙江能填报80多个。除上海外，其他实施新高考的省份，考生可填志愿数量至少为45个。

“对于高校招生来说，新高考带来的好处是显著的。”覃红霞认为，新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允许高校更准确地了解申请者的背景和兴趣，这有助于高校制定更为精细化的招生策略，并能够招到更匹配特定学术或职业路径的学生。

考生的更多选择背后，对应的是高校一整套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

“过去，考生主要按学校填报志愿，虽然也报专业，但主要是在该学校的调剂范围内。高水平大学的最低分数线往往可控，多数本科院校也不愁生源，这就导致了大量学校在学科专业设置上并没有真正关注社会需要，专业设置越来越雷同，甚至出现‘千校一面’的困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坦言。

新高考招生录取实行“院校专业组”或“专业+院校”的模式，核心是强调专业。理论上，一个专业对应一个分数线，这给具有较强学科特色的普通高校提供了赶超机会，也为高水平大学的薄弱学科敲响了警钟。陈志文认为，“新高考改革与‘双一流’建设彼此呼应，引导高校在学科布局上突出自身特色，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录取环节，除依据考生高考成绩外，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也成为重要依据，同时还要参考综合素质评价，这也就是“两依据、一参考”。

截至目前，各地建立了省级统一的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客观记录学生成长表现，强化公开公示，评价结果成为“强基计划”等招生方式的重要参考。

今年6月10日，中国科学院大学综合评价面试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425名通过初审的考生，接受了包括院士在内数十名科学家的现场面试。据了解，今年中国科学院大学仍采用“综合评价”进行选拔，综合评价成绩=高考成绩×60%+面试成绩×30%+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10%。

“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构成本轮高考综合改革的核心目标，也是改革的行动路径。”华中师范大学测量与评价研究中心主任胡向东介绍，十年来，综合素质评价不仅“有用”，而且“好用”“耐用”。

“综合素质评价是一个过程和手段，其重要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对学生的整体素质形成综合性判断，而在于通过这样一种导向，引导学生发现兴趣、挖掘潜力、发展特长，帮助学生从单纯的考试训练中解放出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推动教育的多样化、个性化发展。”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表示。

创新教学模式和生涯教育

在上完《谏太宗十思疏》一课后，湖南省常德市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刘冰英给学生出了一道题目：结合这篇课文，给老师写一封信，列出老师在教学方法、教学活动上的缺陷，并写出原因和建议。

刘冰英从教20余年，跨越传统高考和新高考。

以前，高考语文阅读题通常会考文章的结构技巧、说理方法等。“首尾照应、过渡、结构，比喻论证、因果论证……无非是这些答案。”刘冰英说，“这些公式化的答案会让学生用一些‘套路’去应对考题，即使不深入解读文本的考生，可能也会拿到较高分数。”而新高考实施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

2023年高考语文试题全国甲卷，介绍了三位教师对成语“破釜沉舟”的不同教学方法，要求考生从“卧薪尝胆、庖丁解牛、一鼓作气”三个成语中任选一个，借鉴材料中第三位教师的讲解方法，拟出讲解要点，引导考生活学活用。

面对新高考试题，刘冰英直呼：“套路不灵了！”

2019年，新高考改革进行到第5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各省（区、市）要结合推进高考综合改革，制定普通高中新课程实施方案，2022年前全面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

截至2022年秋季学期，全国各省份已全面实施新课程方案、使用新教材。进入高考综合改革的29个省份均实现了新课程新教材新高考“三新同步”。

在新高考指挥棒的引导下，高考评价标准从“考知识”转向“考能力素养”。新的评价标准要求高考试题优化考查内容，丰富呈现方式，创新设问角度，把课本知识与生活世界联系起来，创设真实情境。这实际上提出了“情境教学”的要求，给老师们带来不小挑战。怎么办？

“集体备课！”刘冰英介绍，每周一下午是全校集体备课时间，雷打不动。所有老师都把自己设计的案例拿出来交流研讨。“有时候，确实觉得别的老师的设计好。下次，我就尝试用她的方法，再加上自己的经验和创新。”刘冰英说。

刘冰英的同事、青年教师小钟，就是在集体备课中迅速成长，从教坛新秀到独当一面，带领学生在高考中斩获佳绩。

全校集体备课后，老师们还会登录市级集体教育资料平台。“总能找到更优秀的案例，不得不服！”刘冰英说，“减少死记硬背、机械刷题，教育变得更真实了。”

“考生规模上千万的统一高考，其内容选择和方式设计至关重要，对中学教学内容、方式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胡向东表示。

胡向东说：“新高考引导和督促高中阶段教育严格执行落实高中课程方案，开齐开足课程。高考中频频出现以劳动教育、德育、体育和美育为背景的试题表明，高考命题体现了‘素养立意’，强化教考关联，强调灵活运用，有效实现了以考促教，服务教学提质增效。”

覃红霞认为，新高考的制度设计，不仅重塑了普通高中教育，也重塑了学生的学习经历。选科制的实施、考试内容和评价方式的变化以及生涯规划教育的加强，将共同作用于学生自我认知、选择能力和规划能力，并促进这些能力的发展。

十年前，新高考启动的第二天，秦春华撰文表示：“这一次的改革深刻地回答了为什么改、改什么和怎么改等根本性问题，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国家针对高考实施的最全面、最系统的顶层设计。”

十年后的今天，秦春华依然坚信：“新高考改革是‘牛鼻子’。扭住了这个‘牛鼻子’，教育领域中的许多困难和问题都有望不断破解。”

“展望未来，要特别注意进一步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深化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加强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等。这些都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将面临的深层次困难和突出问题。”秦春华说。（记者 陈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