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告诉媒体，如果美国联邦债务违约，将是美方送给中国等竞争对手的礼物，届时这些国家将“着眼于利用可乘之机”。　　

显然，在白宫看来，美国债务违约对中国有好处，因此中国乐见美国发生债务违约。只是，这番碰瓷式尬聊，连基本常识都不顾——试问，哪有债权人盼着债务人到期还不上钱的道理？

截至2023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万亿多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以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形式持有，中国长期居美债主要外国投资方之列。这是中方按照“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综合比较优势、基于国际货币体系现状做出的理性选择。

换而言之，长期以来，中美在债券融资领域是利益共生关系，如果美国发生债务违约，不仅会让美国信用扫地，也会给中国带来真金白银的损失。

本来，“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触及这条“红线”，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除非国会调高债务上限，否则白宫无权继续举债。

理论上讲，“债务上限”符合美国和所有债权人共同利益。这是因为，作为手握美元霸权的超级大国，发行美钞的外在约束是不存在的。如果美国政府开支无度、过度举债带来美元贬值、通胀失控等后果，那么原有债权人权益就会遭受稀释。

可见，“债务上限”是美方为数不多的内控举措，既是维持美国政府偿付信用和美元霸权地位的重要阀门，事关美国国运未来，也是美方对债权人的一种信用宣示。

然而，就是这个初衷很好的“债务上限”，生生被美国政客玩坏了，变成了没有上限的“上限”。

早在今年1月19日，美国联邦政府就触及了31.4万亿美元的法定举债上限。美国财政部不得不采取“拆东墙补西墙”式的特别措施，避免发生联邦债务违约，但此类措施也只能保证6月前政府的正常运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5月1日发出警告，如果国会不抓紧通过立法提高债务上限，美国届时将陷入债务违约困境。

由于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控制众议院，加之当前美国政治氛围极化，今年民主党政府与众议院共和党人就提高债务上限一直僵持不下，美国债务违约的风险愈发尖锐。

而一旦美国陷入债务违约，不仅可能重演政府停摆、美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降级等闹剧，让债务人蒙受损失。此事一旦失控，叠加美联储激进加息等因素，还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

一旦美国因无法及时提升“债务上限”，出现违约和信用评级下调，会打压美债在二级市场的价格，让债权人手里的美债直接缩水。

其次，前期受美联储激进加息影响，全球美元大量回流美债市场，不少发展中国家债券遭到抛售，陷入债务陷阱。如果美债发生违约，势必加剧全球债市颓势，加剧发展中国家债务困境。

其三，包括美国国债和公司债等在内的美元资产是众多金融衍生产品的重要底层资产。一旦美债违约或遭到降级，将在全球金融市场激发连锁反应，乃至掀起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

毫不夸张地说，短期看，美国“债务上限”危机已经成为威胁世界经济安全的最大单一系统性风险。长期看，华盛顿在化解巨债方面表现出的政治失能，正严重动摇美国信誉，势必深刻影响美元霸权兴衰轨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没有明确的“债务上限”。那时候白宫要发债借钱，国会基本照单全批。一战后，伴随美国政府开支愈繁，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国会遂于1939年设置450亿美元的政府债务上限。自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举债上限共上调104次，平均每9个月就要上调一次。

到2022财年（2022年9月30日结束）末，美国国债上限规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百分比已飙升至125%。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美国国债规模与GDP之比2052年将达到185%。

对美国政府而言，要从根本上缓解乃至解决债务问题，不是没有治本之策，譬如：取消非法贸易和投资壁垒，改善国际收支状况；遏制过度金融化，提振实体经济；缓和地缘政治关系，减少非必要军费开支；避免或减少采用量化宽松等极端货币政策；加强国际政策协调等。

然而，这些治本之策，必然遭到金融业、军工业等既得利益集团狙击，且无助于实现政客短期利益。

在无休止的拉扯、缠斗中，两党根本无望达成有质量的治本方案，外界所能期待的最佳结果，无非是美国再度提高债务上限。

美元霸权的老本还能吃多久？这是个值得华盛顿认真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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