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中国翻译协会年会于3月30~31日在湖南长沙召开。在30日上午的大会环节，亚太传播中心前总编、现特别顾问王众一被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王众一在《人民中国》采编译岗位上耕耘35年，获此殊荣可谓实至名归。借此机会，围绕其作为一名翻译家的成长历程、译事趣闻、翻译在中日两国沟通交流中发挥的作用以及AI时代翻译事业的前景等，我们对他进行了专访。

在2024中国翻译协会年会上，王众一被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恭喜您获得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称号。请问这一荣誉对您意味着什么？

王众一（以下简称王）：今年全国有70多位长年活跃在翻译一线的领军人物获得这一称号。作为其中一员我深感幸运与光荣。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加入《人民中国》团队，得益于《人民中国》厚重的人文内容滋养以及资深翻译前辈和日本专家的提携，加之我本人对跨文化翻译、国际传播和人文交流的喜爱，35年来我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一个职业译者与跨文化传播媒体人。因此，这份荣誉首先属于《人民中国》杂志，属于这个值得骄傲的团队。真正令我终生骄傲的是成为这个品牌与团队中的一员。

——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些和《人民中国》的故事。

王：70年代因为父母阅读的缘故，十来岁时我就通过《人民中国》接触到了日语。70年代末在中学学习日语时，《人民中国》的文章是我的辅助教材。80年代我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学习了7年日语。80年代末毕业后，我踌躇满志地选择进入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结果在《人民中国》的第一课，就是我翻译的稿子被日本专家几乎从头改到了尾，在学校里一直以学霸自居的我遭受了很大打击。这一回合使我认识到，比起拘泥于辞典层面的“对不对”，让读者自然接受并带来阅读快感的文字，才是翻译的真正王道。我的翻译观由此得到改造，在我心目中“行不行”成为检验翻译是否合格的标准。

中国近代翻译鼻祖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被中国翻译界奉为圭臬。“信”指的是遇到在翻译对象语言中没有的概念时，要“无中生有”地创造出能准确自然地表达出原语内涵的新词；“达”则是要求译文不仅意思要准确，还要读起来“行”。

从“信”到“达”，两者的统一，在《人民中国》的翻译规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日同事在译稿阶段的日常性深入探讨，使得在日文语境中无法直译的词语或句子得到创造性转换；日本专家改稿与资深中国翻译者核定稿，确保了孕育自中国独特国情的文化在转译过程中，其内涵深意不会走样；每月一次的文章标题讨论使得中国式思维的文章标题得到“得意忘形”的改写，最大限度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定期召开的翻译交流活动中，王众一和同事分享自己的经验。图片：顾思骐

几代人摸索形成的翻译规程使我得到了从理念到实操层面的得天独厚的规范化历练，而团队中杨哲三、安淑渠、金田直次郎、平井辉章、韩美津、原口纯子、横堀克己、岛影均等前辈与日本专家的各种直接指导与方法启发更使我在不同阶段都受益良多。

工作中结识的译界前辈或同行更让我多维度地拓展了眼界。大前辈刘德有通过流行词关注日本社会意识变化的著作引发我对社会语言学的兴趣；国际广播电台大翻译家李顺然日语撰写的随笔栏目语言诙谐有趣，激励我努力践行编译合一、外语写作；《北京周报》翻译家林国本在处理时政类翻译方面的策略给我带来许多启发；与著名文学翻译家文洁若的交往让我对译者母语功底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北京—东京论坛上打磨议题与共识过程中，翻译家蔡院森允执厥中的翻译智慧令我受益匪浅；旅日中国学者毛丹青的“越境写作”和当代中国文学翻译家泉京鹿的译作使我得到了可参照的跨文化交际处理的实例；日本翻译家刈间文俊、水野卫子在电影字幕中翻日方面的成就更是给我在精炼翻译方面带来了方法启迪。这一切，都要感谢《人民中国》这个平台的恩赐。

——难怪您的翻译成就不仅仅局限在《人民中国》！原来您还有这么广泛的关注。回首您的翻译成就，请和我们分享一些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王：杂志的日常工作中，我做编务领导负责译稿的终审，25年来累计审稿逾3000万字。此外，我还在杂志上翻译过长篇连载《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溥仪和周恩来》《中国服饰之美》，后两个连载还结册成书在日本出版发行。记得头一篇连载“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一标题，我在翻译时颇费了些周折，思考该如何处理，后来在专家金田直次郎的启发下，日语简洁地处理成“人間毛沢東”，成为既准确又非常地道的日语标题。

王众一部分出版译著封面

我由此迷上了翻译。大部头的译著有四方田犬彦的《日本电影110年》等三部作品、永田圭介的《严复——中国近代探寻富国强兵的启蒙思想家》、中村高宽的《横滨玛丽——被遗忘的真实》，以及今年即将出版的与那霸润的《帝国的残影》等。我领衔翻译的《中国关键词》系列丛书，目前已经出版十余本。水野卫子的《我爱中国电影》也是由我领衔翻译，在翻译过程中，我和《人民中国》的年轻团队彼此切磋，共同提高，这成为了我难忘的回忆。我和林洪先生联合主编的，以《人民中国》新词专栏为基础拓展完成的《21世纪汉语流行词》，体现了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变化。另外，我参与审定了数百万字的《大中华文库》系列经典名著日译版本，集中地学到了经典外译的有益经验。

我还尝试翻译过寺山修司的舞台剧本《亚当与夏娃》、成龙的电影剧本《辛亥革命》（初稿）、歌舞伎剧本《太刀盗人》《藤娘》、狂言剧本《棒缚》《川上》《茸》、京剧剧本《智取威虎山》等。形神兼备地翻译各种剧本台词，使我的“得意忘形”翻译观在实践层面得以丰富。

2022年王众一与中国汉俳学会会长刘德有围绕俳句与汉俳的诗歌交流座谈，《人民中国》对此作了专文报道

最好玩的一件事是近年来用汉俳形式翻译俳句的尝试。诗歌的翻译具有终极挑战性，因为从本质上说，诗歌是不可译的。俳句是日本独有的575音短诗，汉俳是衍生于中国的575字短诗。我坚持用汉俳形式，“笔补造化”地翻译了俳句和川柳。俳句翻译的难度在于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句的含蓄与意境，如有马朗人的作品“西施乗せ月下に白き帆を張りぬ”，译作“独登月下船，西子浮舟江湖间，天地一白帆”。川柳翻译的难度在于如何将双关语等“笑点”在汉语的语境中加以还原，保持幽默诙谐，如平成白领川柳作品之一“デジカメのエサはなんだと孫に聞く”，译作“问孙一问题：属马香鸡是啥鸡，要喂几把米？”，在中文语境里完成双关语的替代转换，以求等效。这个尝试得到了刘德有先生坚定的支持和坚定的指导，使我增强了信心。在翻译过程中我还开始探索在同一意境下俳句与汉俳的双语创作。在多年求“信”求“达”的积累下，我终于开始向“雅”的境界发起冲刺。不过，伴随经验和见识的增加，我越发意识到译海无涯与个人的渺小。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

——看来翻译绝非简单的语言转换。现在社会开始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未来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会取代翻译吗？

王：翻译本质上是跨文化交际的工具。语言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下的文化问题更为重要。跨文化交际就是要解决因只聚焦语言本身而带来的误读与误解。真正入脑入心的文化交际，还是要在跨文化层面上多下功夫。我觉得作为一个好的翻译，提高自身的通识修养，增长见识尤为重要。

译者在两种语言的比较中寻找跨文化交际的解决方案，母语和外语可以得到相互促进。但绝不能忽视提高母语，因为翻译的天花板是由其母语高度所决定的。

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进步可以减少跨文化交际的成本，提高效率，这一大方向是毋庸置疑的。大批跨文化要素较少的规范文本的互译将越来越多地被人工智能替代。但我相信，跨文化要素多的交际领域，例如特色话语的翻译、文学、电影、戏剧、诗歌的翻译仍然需要具有创造性转译能力的翻译人才介入，人工智能翻译的译稿也离不开高水平定稿人的最后把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要注意的是提高自身的文化语言修养。我在纸媒最后的黄金时代入行传播领域，得益于老一辈功底扎实的媒体人和翻译家的传帮带，在35年多的时间里打下了相对扎实的职业基础。而在流量为王的新媒体时代，碎片化传播削弱了我们复杂细腻、逻辑缜密的语言表达能力，这才是年轻一代的作者和译者要共同格外警惕的倾向。

——中日之间都用汉字，彼此借词也多，以您的经验来看，中日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是否相对容易？应该怎样评价翻译在中日人文交流方面发挥的作用？

王：共同使用汉字以及文化的关联性，使得我们认为中日之间甚至靠笔谈就可以进行交流。事实上现在也仍然有大量日语借词在逐渐进入现代汉语言之中。这种表象让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日语言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差异也非常巨大，相同或相似的汉字词看似是沟通的捷径，但往往是导致误读引发误会的陷阱。

《人民中国》杂志从2018年推出俳句汉译专栏，以东亚地区共同的二十四节气文化遗产为主题，书写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文化交流

新世纪以来，中日国力的此消彼长使中日关系波动不断，官方与民间互信都有持续走低的趋势。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消除彼此误解，促进民心相通方面，跨文化传播亟待加强，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高水平的翻译在此过程中不可或缺，中日译界同仁任重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采访：王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