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基建项目不断勾勒着新的城市轮廓。然而，当基建项目遇见历史文化遗存，两者之间该如何协同推进？多年来，各地多措并举统筹规划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探索化解发展矛盾。从陕西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博物馆的建设到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再到广东东莞“东莞记忆”城市更新项目的推进，多地实践表明，遗址遗迹不是城市发展的阻力，相反，想方设法守护好珍贵的文化遗产则会有效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助力城市建设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在航站楼里面建博物馆

观众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博物馆参观。中国文化报 刘海红 摄

今年2月，陕西西安咸阳国际机场T5航站楼启用，全球首个建在机场里的博物馆开门迎客。在这一西北地区重要的航空枢纽，考古遗迹与珍贵文物交相辉映，为旅客们带来别样体验。

时间回到2020年12月机场扩建时，考古人员在工地上发现了大量历史遗迹。据统计，有6848处遗迹，包括4093座古墓和2万多件文物。这给建设项目出了一道难题：新航站楼建还是不建，文物怎么保？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在航站楼里面建博物馆”的想法诞生了，这既是让历史遗迹与现代建设共融的大胆创新，也是让旅客在候机时感受千年文脉的有益探索。

作为周秦汉唐文明的核心区，陕西地下遗存丰富，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相对突出。多年来，陕西在基建项目中，勘探先于动土、保护先于建设，通过科技与创新手段，实现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在传统土地开发建设中，企业拿地后需自行组织考古勘探，常因工期紧张、成本高昂导致未及时勘探，使文物惨遭破坏。对此，2019年，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通知，在全省推广空港新城“文勘前置”工作模式，对已储备土地全面开展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并将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费用计入项目区域土地成本。

“文勘前置”工作模式是陕西自贸试验区空港新城功能区为切实解决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等制约项目开工建设的实际问题，由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陕西省文物局等管理部门推进的创新实践。具体而言，空港新城以技术赋能，引入卫星遥感和GIS系统，对重点区域动态监控，防止未批先建；跨部门协同，与自然资源、住建部门共享“考古勘探意见书”数据，无“文勘”结论不得核发规划许可证；引入补偿机制，对因文物保护调整用途的地块，探索容积率转移或税收优惠，平衡开发商利益。

在西安，多年来，地铁建设一直被迫降速。每次新开工地铁线路，都会伴随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施工计划也因此多次被修改，以适应这些新发现。2017年，西安地铁3号线施工时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大型贵族墓葬群，里面有十几座高级别贵族墓。不久前刚投运的西安地铁环线8号线穿越隋唐墓葬密集区，仅长鸣路站点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内，探明的古墓数量就达1356座。施工团队创新采用“探方网格法”，将施工区域划分为20米×20米的考古单元，每个单元完成文物清理后方可推进隧道掘进。在4号线延伸段规划阶段，文物部门提前3年介入线路勘探，运用遥感技术和探地雷达完成全域地下文物分布扫描。这种将文物保护从被动抢救转为主动预防的创新机制，使后期施工中的考古停工时间缩减了68%。

汉长安城遗址以“考古+规划”联动，将9平方公里核心区划为“非建设区”，周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保护—展示—利用”闭环；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以考古成果为基础，复原部分建筑基址，结合现代景观设计，年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实践证明，“考古前置”不仅为企业开工赢得了时间，也降低了制度成本，还有助于出土文物的保护。

“各市县文物行政部门要提前介入、加强指导，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物普查登记信息，在建设项目选址前提出意见，合理避让不可移动文物……”2024年7月，陕西省文物局制定实施《加强文物保护要素保障推进全省高质量项目建设若干措施》，再度落实“先考古、后出让”政策机制，使项目建设单位办理考古、文物保护手续更为高效、便利，有力促进全省建设项目顺利进行。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是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协调发展的关键性指引，可以有效防止在大规模建设过程中珍贵的历史遗迹被忽视或遭受破坏。”大唐西市博物馆馆长、研究员王彬表示。在西安，从兵马俑到大雁塔，从古城墙到碑林博物馆，历史遗迹是千年古都的文化底气，是吸引游客的核心资源。保护文物不仅是责任，更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竞争力的关键。

发现南海卫城墙遗址后 取消原定建设计划

南海卫城墙遗址平面图（东莞市委宣传部供图）

2023年10月，为配合“东莞记忆”项目迎恩门记忆墙工程建设，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应东莞邀请对项目用地进行考古勘探，发现了明清时期南海卫城墙遗址。

“东莞记忆”项目是东莞第一个对连片的历史建筑、历史街区进行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的项目。对于东莞来说，“东莞记忆”是彰显城市文化底蕴、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的重要项目。尽管各方都对此项目寄予厚望，但考古勘探发现明清时期南海卫城墙遗址后，东莞没有犹豫，当即取消了项目原定建设地下停车场的计划并暂停凤来路施工，决定对遗址进行原址保护并考古挖掘。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4年5月至12月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于2025年1月通过广东省文物局验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曹劲介绍，此次发现的南海卫城墙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考古发掘面积达3000平方米，是近年来广东单次发掘面积最大的考古项目。

“对文化遗产来说，没有保护就没有传承和利用。”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武一婷说，东莞秉承“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理念，自觉扛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责任。2月25日，东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会议，组织党委、人大、政府、政协4套班子领导到南海卫城墙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东莞记忆”首开区一期实地调研，更好地凝聚全市党员干部的思想共识，推动全市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迈上新台阶。

莞城街道文化服务中心非遗专干庄莹莹说，南海卫城墙遗址的保护是对“考古前置”的生动实践。这一原则一改以往“建设遇文物急刹车”做法，而是对项目用地在施工前主动进行系统的考古勘探，不仅完整保留了遗址，更让现代城市规划提前避开主要历史遗迹。

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宁康表示，东莞将严格执行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加大文物本体保护力度，统筹保护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环境风貌。同时，还将完善文保机制，推进系统保护，将文物保护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监管。严格按照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落实“考古前置”，最大限度保护地下文物安全；在旧城区改建、土地成片开发前先组织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做到“先调查后建设”，加强对地上文物的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防止建设性破坏事故发生。

东莞将依托南海卫城墙遗址，打造一座集中展示东莞城市发展历史、古代中国海防体系，兼具历史教育、生态涵养、休闲游憩等功能的复合型城市考古遗址公园。

作为以制造业闻名的工业重地，东莞秉承“左手护住历史根脉，右手推开发展之门”的理念，始终坚持城市发展和文化传承同步，努力让文化遗产和工业文明共生共荣。“文化遗产保护从来不是单选题。当我们用考古刷子扫去城墙的尘埃时，扫亮的是整座城的文化自信；当我们把遗址公园标注在地图上时，标注的是东莞人对历史的敬意。”武一婷表示，老城墙与新地标之间，从来不是此消彼长，而是相映生辉。

避开老城建新城

在华夏大地的中部，河南洛阳这座十三朝古都，正以独特的方式续写着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新篇章。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不仅承载着千年厚重历史，更见证了洛阳在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协同共进方面的不懈探索。

时间回到20世纪50年代，在城市发展的关键节点，洛阳面临着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两难抉择。最终，洛阳做出“避开老城建新城”的决策，在涧河以西规划建设工业区。这一决策展现出非凡的前瞻性，既为城市拓展了发展空间，又巧妙地避开了对老城区文物的破坏，为后续文物保护工作筑牢根基。

20世纪80年代，洛阳率先实施“先考古发掘后动土施工”制度，并严格避让隋唐洛阳城22平方公里的里坊遗址，成功实现将文物“保起来”的目标。“十一五”期间，洛阳全力推进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3处大遗址成功跻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行列。这些公园不仅是保护历史遗迹的重要阵地，更成为洛阳的城市文化地标，实现从“保起来”到“美起来”的跨越，成为市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热门之选。

近年来，洛阳积极探索大遗址保护利用新形态，打造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形成新时代遗址保护的“洛阳模式”。洛阳市委、市政府将大遗址保护规划与城市总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统筹考量，依据《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确立“一区一轴一带、两片三环”的保护展示空间格局。定鼎门、两坊一街、天堂、明堂、九洲池、应天门等一系列保护展示工程有序推进。同时，洛阳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市级国土空间规划有机融合，推动大遗址保护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促进旧城改造、乡村振兴与大遗址保护协同发展。

大遗址的有效保护赋能城市发展的同时，也惠及市民生活。“00后”李晓认为，遗址的保护让洛阳的文化内涵得到展示，而遗址公园的建设让洛阳的文化生活更有魅力，她说：“周末和朋友去隋唐洛阳城看灯光秀、逛夜市、吃小吃，非常有氛围。”

2024年，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会在洛阳举办，宫廷乐舞、皇家灯会、国风剧本动态游、《风起洛阳》VR全感剧场等沉浸式项目惊艳世界，洛阳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幅提升，旅游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同年，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获评全国考古遗址保护展示十佳案例，年接待游客达485万人次。

洛阳在大遗址保护与城市更新协同发展的道路上稳步迈进，大遗址保护不仅守护了城市的历史根脉，更成为推动城市发展、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力量。

实践中的“考古前置”

“考古前置”入法既是对文物保护规律的科学回应，也是对城市发展逻辑的理性重塑，让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更好地尊重历史文脉，在保护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使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现代化进程从“对立博弈”走向“协同共生”，为传承中华文明基因、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筑牢法律根基。

“考古前置”不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安全阀”，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其本质是将文化遗产保护的关口前移，体现了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三大核心原则。另外，通过“考古报告+规划调整”的联动机制，避免了“建设性破坏”，实现了历史信息的最大化留存。以福建泉州为例，自2019年全面推行“先考古、后出让”政策以来，有效避免了建设活动对地下文物的破坏。泉州古城街巷更新项目、罗城城墙遗址（龙头山段）考古发掘等，通过系统勘探和科学发掘，不仅保护了地下遗址和文物，还揭示了“叠压型”城市形态的历史演变。同时，遗址保护与周边街巷更新同步推进，形成了“遗址展示+文化体验”的复合空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

泉州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协同发展方面做了很多探索。一是强化系统性保护，结合《泉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编）》《泉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和《“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条例》，编制考古计划，对古城进行网格化管理，建立“考古前置+数字化管理”模式，构建地下文物“一张图”；二是分片分段推进，针对古城基础设施老化问题，采取“先地下、后地上”原则，分阶段实施雨污管网、供水供电改造，避免大拆大建破坏历史肌理；三是多学科协作，引入社科院考古所、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等机构，深化考古成果研究，如南外宗正司遗址、市舶司遗址等出土文物为宋元海外贸易研究提供了关键实证。

泉州通过保护与活化并举，让文化遗产赋能城市发展，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从“资源约束”到“发展引擎”转变。文化遗产丰富的城市往往具备独特的发展基因。泉州22处世遗点，8处集中于古城，完整保留了宋元时期“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历史格局。泉州的实践证明，保护与发展可以形成“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的良性循环。

当然，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在落实“考古前置”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困境。一是认知不足，部分公众对“考古前置”的必要性缺乏理解，认为考古不重要，而且程序繁琐，影响项目的开发进度；二是经费问题，部分项目负责单位可能会为降低成本而规避考古申报；三是时间成本，考古勘探需要提前进场，可能影响场地的清理和前期开发进度，且存在考古周期长与开发周期短的矛盾；四是部门协同不足，土地出让、规划审批与考古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完全打通，存在信息孤岛。

“考古前置”入法对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具有推动作用。在落实法律条款时，各地要强化普法与案例宣传工作，比如制作短视频在政务平台、开发商协会等渠道传播；优化流程与激励机制，建立“多评合一”机制，将考古勘探纳入土地出让前期服务，缩短企业等待周期；开展财政补贴试点工作，对主动申报考古的项目给予税收优惠等；建立“考古服务包”制度，将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等流程标准化，为业主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南，同时分类实施，对重点区域实行“全面考古”，对一般区域推行“风险评估+局部勘探”，推动规划局、住建局、文旅局、考古所数据共享，建立“土地出让—考古前置—建设管控”全链条线上管理系统。

“考古前置”是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要通过“保护优先、系统治理、创新赋能”理念，以及推动“考古前置+活态保护+社区参与”模式，让文化遗产赋能城市发展，实现两者之间的双向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