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赵东月在做人类骨骼考古研究。王琎 摄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部分明确提出，“支持濒危学科和冷门学科”。这些在公众视野中相对边缘的学科领域，常被称为“冷门绝学”。尽管社会关注度有限，但是我国许多高校在相关领域仍取得了卓越的学术表现和科研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冷门绝学”研究不仅关乎学术发展，更关乎国家发展战略、文明传承体系和文化安全格局。本期，高教周刊邀请了4位在各自领域卓有建树的“80后”“90后”高校青年学者，共话深耕“冷门绝学”的心路历程。——编者

说说我的研究领域

赵东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人类骨骼考古，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西北、西南及中亚地区古代人群体质特征变迁、健康状况、人地关系互动等。

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人类骨骼考古”这一名称其实是在2014年“中国考古学会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后才正式确定下来的。此前，我们一直称呼自己的研究方向为“体质人类学”。

考古学是一门以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科学，其研究范围涵盖文字诞生以前漫长的史前时代。作为人类社会的行为主体，人类遗骸也是物质文化遗存的一种，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关于过去的信息。

在遵守考古工作规程和科学研究伦理的前提下，考古学家采用形态学、病理学、骨化学、古DNA等多种研究方法，对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骨骼进行研究，能够帮助现代的我们了解过去人们的生活，包括古代人群的人口结构、健康状况、饮食结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暴力冲突等，也能让我们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去探索人类的起源和演化、人群体质特征的变迁以及现代各民族的形成过程。

王科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明清政治史、社会经济史，目前主要利用汉文、满文、蒙古文等多语种档案史料，从事清代西域丝绸之路研究。

谈到丝绸之路，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张骞出使西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汉唐两朝对西域的经营与管理。而我所研究的“清代西域丝绸之路”正是在汉唐丝绸之路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宋明两朝国力所限，不能有效管理西域，直至清代平定西北边陲后，在官方力量主导下，西域丝绸之路才获得更大发展。因此，清代西域丝绸之路也是汉唐以后中央王朝维护国家统一，加强各地经济文化往来的重要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讲，清代西域丝绸之路相较于汉唐时期，可谓既有继承，又有突破，意义非凡。

曲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代到清中期西域地区的历史和多语种文献。

我关注的“广义”西域地区既包括我国的新疆，也包括中亚的一部分地区。近期，我主要研究东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以及准噶尔汗国时期西域地区的地方行政制度和地方政治史。这一时期的波斯文、察合台文、蒙古文也是我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还涉及明清史、蒙古史以及满文文献，比如最近完成的《大学》《中庸》清代满文译本研究。

江俊伟：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殷周史，目前主要关注甲骨文、金文记录的政治区域相关问题。

殷周史是历史学科中的中国古代史分支之一，属于先秦史的研究范畴。通过整理分析甲骨文、金文相关内容，我试图厘清殷周时期政治区域的基本特点，进而了解殷周王室的领土认知和治理体系，并尝试结合当时的宇宙观、地理观来探讨，继而窥见中国早期国家如何在有限的权力和相对松散的统治结构中，发展出一套由中心向边缘，分级治理的“天下秩序”，以及其如何影响后世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此外，我也特别关注甲骨文、金文中涉及殷周边境区域的资料，致力于追溯古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历史渊源与继承发展。pagebreak

1 和国家民族命运休戚与共

记者：请用通俗的语言向《中国教育报》读者介绍您所研究的领域究竟“冷”在哪里、“绝”在何处。该领域的研究意义又是什么？

赵东月：考古学的“冷”直观体现在学科规模和从业人数上。尽管近年来受传播媒介的变化和发展影响，越来越多人对考古工作的兴趣日益浓厚，但是在实际教学和工作中，考古学依然是一门小众学科。根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相关数据，计划到“十四五”时期末，“全国考古人员总数量超过1万人”。其中，从事人类骨骼考古研究的学者，就像是在冷门学科中又独辟一条幽深绮丽的小径。

另外，我的研究材料得来不易。19世纪以来，俄罗斯、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在中亚地区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基本垄断了中亚地区考古学及体质人类学的研究。2009年，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第一次赴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考察，筚路蓝缕，创业艰辛。2017年，作为中亚考古队的一员，我第一次来到这片让人心驰神往的古老热土。田野烈日灼烤，科研条件有限，但我们还是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进展。

我现在从事的“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东岸区域古代人群的骨骼考古学综合研究”项目，是我国学者首次对确认为贵霜人群的古代居民进行系统的骨骼考古学研究，对于提高我国学术界在丝绸之路遗产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以及深入了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状况，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

王科杰：整体而言，学界对汉唐西域丝绸之路关注较多，对清代西域丝绸之路则鲜有问津，尤其利用汉文、满文、蒙古文等多语种档案史料对清代西域丝绸之路进行全方位探讨的研究更是偏少。

清代西域丝绸之路的建设与运转，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维护。可以说，清代西域丝绸之路本身即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然而，国外部分“新清史”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夸大了丝路台站差务的繁重程度，甚至渲染蒙古族、回族同胞的应役为“殖民压迫”。实际上，通过大量阅读满文、蒙古文档案可以发现，无论是准噶尔蒙古还是广大回众，均对清廷平定分裂势力、维护边疆稳定、赈济边境贫民等一系列措施心怀感激，对于中央王朝有着强大的向心力与认同感。因此，各民族均自愿在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应役，维护边疆的繁荣与和平。就此而言，利用满文、蒙古文等多语种档案史料研究清代西域丝绸之路，有助于正确认识相关历史事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此外，长期以来，学界大多围绕经济和文化的主线来开展西域丝绸之路研究，对国家位置的讨论似乎有所缺失。实际上，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西域丝绸之路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开通乃至沿线经济文化的交流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清代尤其如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巩固，是中国历史特别是清代历史的重要课题。如何在以人力、畜力作为主要交通动力手段的前工业化时代，于幅员辽阔的广大疆域内，克服空间与距离上的巨大困难，有效地实现大国治理，是清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因此，研究清代西域丝绸之路，既有助于重新探讨国家在西域丝绸之路中的主导地位，也有利于弘扬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历史主题，丰富“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内涵。

曲强：我所研究的领域，主要需要参考新疆和中亚、西亚地区的波斯文、察合台文史料，清代的满文档案，以及一些回鹘文、蒙古文、阿拉伯文等史料。语言文字的障碍、文献的稀缺等因素，导致这个领域的研究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相对冷门的。它的“绝”，主要在于学习语言文字的门槛太高，学习资源也少，大多数高校都不具备学习条件。再进一步说，许多相关领域的文献，都只有写本，没有整理本。我不仅要读懂这些语言文字，还要能看懂手写体，这也是一大挑战。

尽管研究面临很多困难，但探究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发展脉络与形成历程，以及西域地区的历史经纬和边疆治理经验，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存在深刻关联。

江俊伟：殷周史研究主要基于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字资料。这些文字毕竟距今3000多年，大多数无法直接阅读。我面临的困难，首先是认字，通过了解古文字的结构，将其“隶定”，判断其为现在的哪个字。如果是已经失传的字，只能从字义入手。其次，要通过对照辞例，初步判断字义，进而句读，并分析句子及连句成段后的含义。再次，抽丝剥茧，发掘其中具有价值的内容。

古文字研究者像是一个侦探，仔细研读资料，逐字、逐词、逐句、逐段，最终得出自己的答案。这样的工作极其耗时、费力，往往一天能够厘清一个字的字形和意思，理解一句话已经是高效率了。现代社会步调快，追求立竿见影，这类研究有一定的难度，也就逐渐成为“冷门绝学”。在我看来，能够读懂过去读不懂的内容，哪怕一个字、一句话，进而推进殷周史的研究，就是研究最大的意义所在。pagebreak

2 架起沟通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记者：作为青年学者，您选择这个领域的原因是什么？对于您来说，这个领域最吸引您、最让您乐在其中的又是什么？

赵东月：我觉得考古工作的魅力在于一半田野，一半书斋（实验室）。傅斯年先生有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种工作方式对于学生时代的我很有吸引力。张光直先生在一篇题为《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的文章中说：“我有时白日做梦，梦见天资好，人又天真又用功的中国青年，志愿以考古为终身事业，来问我这个老年考古学家对他（她）有何指示，这虽然只是梦境，我还是将答案准备好，以防万一。”读到时，热泪盈眶，觉得舍我其谁。

真正入门之后慢慢沉淀下来，我发现日常工作虽琐碎，但也充满乐趣。选择人类骨骼考古，最根本的驱动力就是好奇心。作为这颗星球上的智慧生命，自诞生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探索未知之境，但是了解人类自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的工作是通过骨骼上的线索，了解古代人群和他们的生活，透骨见人，抽丝剥茧，去思考和求证每一例人骨的性别、寿命、体质特征、生前的饮食、遭受过哪些疾病的困扰、经历过什么特殊的事件，最后因为什么死亡。死亡后，生者又是如何对待他/她的，经过什么样的埋藏过程，又经过多少年我们才重新遇见。

206块骨骼简简单单，但是组合起来问题却层出不穷。想尽力解开过去的谜团，架起沟通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可能这就是我一直沉迷于此的原因吧。

王科杰：2015至2024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期间，正是“新清史”在国内学界引发较大关注的时期。“新清史”否认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颠倒中心边缘、滥用西方理论等疏失，值得深刻反思。

作为一名中国的青年学者，我希望充分利用汉文、满文、蒙古文等多语种档案史料，摒除理论先行的弊端，在扎实探索的基础上，做出真正符合历史事实且具有主体性的研究成果。虽然学习边疆民族语言难度较大，但我乐在其中。读汉文、满文、蒙古文等多种档案史料，大大开拓了我的研究视野，也使我对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入。

曲强：丝绸之路、西域的历史向称难治，很有挑战性，但这也正是吸引我的地方。西域地区是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文字的交流碰撞之地，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有独特的魅力。尽管学习的过程很漫长，但若能独立解读一份文书，或者能读懂别人看不懂的史料，就会很有成就感。同时，这个领域还有很多文献缺乏解读和研究，因此会经常有新发现，更容易产出新成果，这也能让我保持好奇心和探索欲。

江俊伟：殷周史研究领域目前还存在许多未解之谜，有些即便前人已经涉足，也仍有商榷的余地。因此，只要肯下功夫，就能“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进而推动研究的进展。

在我看来，殷周史占据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制高点”之一。这是因为殷商甲骨文是中国最早且最成熟的文字，研究它有助于探寻现代汉字的起源，而甲骨文丰富的内容也为后世制度的源流提供了考证的依据。例如，一般认为周公“制礼作乐”，因此历史上有很多制度可溯源至周代。然而了解甲骨文就知道，周的不少制度又源于商。又如“王”这个字，西汉董仲舒认为三横代表天、地、人，而能参通三者就是“王”。但如果知道“王”在甲骨文中最初的写法，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这仅是汉代人的思想逻辑。每当想到能有类似发现，我总会沉浸其中。pagebreak

3 潜心治学营造良好学术生态

记者：在您看来，如何让“冷门绝学”焕发活力？

赵东月：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冷门绝学”的传承与发展，开展了多项专项基金和扶持计划，如设立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还成立了冷门绝学协同创新研究院，以加强“绝学”、冷门学科建设。

作为从事冷门学科的科研工作者，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专注自己的本职工作，取得成果和突破，焕发冷门学科的生命力。同时，还要注重学科建设，以及本科生、研究生这些后备人才的培养，才能使“绝学”有继。此外，“冷门绝学”往往涉及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技术，我们可以通过整合不同学科资源、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推动其繁荣和发展。

王科杰：在我看来，从事冷门学科的科研工作者一定要将自身的研究，与国家、社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相结合，在服务国家和社会中发挥自身才干。

曲强：我希望国家一方面加大相关古籍、文献的整理与公开力度，让尘封的典籍资源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应破除明清时期西域历史“敏感”的刻板印象，纵深推进该领域研究，这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掌握学术话语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江俊伟：甲骨学、金文学等虽说是冷门学科，但百余年来的学术史揭示，一直有一群人在这个领域默默耕耘，不求回报，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毋庸讳言，让“冷门”不“冷”绝非易事。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培育摒弃功利主义的学术生态，使师生能够潜心治学，从基础工作入手，循序渐进地深入“冷门绝学”领域。这一过程既需要理念的转变，更离不开实践的坚持。

我常在课堂教学中适时引入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通过解析构形、源流等鲜为人知的文字学知识，激发学生对“冷门绝学”的研究兴趣。当然，这种启蒙教育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希望国家能继续加强甲骨文、金文电子全文资料库的建设。便捷的资料库查询、更好的使用体验等，都可以拉近古文字与广大学子乃至大众的距离，让人们体会到认识古文字的乐趣。

期待广大高校、博物馆等相关机构能创新宣教方式，例如借鉴近年来三星堆文化推广的成功经验，通过短视频、互动展陈等多元化传播渠道，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古文字学与中国上古史研究，为“冷门绝学”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