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时代，文博青年如何担当新的文化使命？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让文博与观众更贴近、服务更周到、策展更精致、文创更有趣，我们寻访了10位首届“中国博物馆协会年度青年人物”，他们分享了自己与博物馆之间的故事。他们来自不同类型博物馆、不同业务领域，他们有情怀、懂专业、会创新，是博物馆创新发展的探索者，是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展览展示、教育传播等方面的生力军。

我在博物馆和诸葛亮当“同事”

尹恒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

作为一名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策展人，我和诸葛亮当了12年“同事”。

12年间，公众在武侯祠探寻刘备的“留亮密码”，同时，他们对博物馆的认知迭新，也让这座承载千年历史的遗址博物馆获得了新时代的“流量密码”。

2012年，我刚参加工作，那一年博物馆日主题是“处于变革世界中的博物馆：新挑战、新启示”。这是切中时代脉搏的一个预判，之后的每一天，变化都在发生：一座座宏伟的博物馆拔地而起，“顶流”大馆一秒约满，“爆款”热馆一票难求，中国博物馆事业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据权威数据显示，近年来，博物馆年参观量突破10亿人次，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年举办数量稳定在2万个以上，走进博物馆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读懂博物馆也成为人们心之所向。

于我而言，博物馆是我从小就心生向往的地方。

上小学时，我在电视上第一次见到了樊锦诗先生，她说：“从未名湖到莫高窟，择一事，终一生，我心归处是敦煌。”有的人路过，就是来唤醒梦想。现在回想，樊先生的这句话在我心里种下了小小的种子，教会我初心如磐，唯有笃行方能致远。

考上大学，我去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实习，那几年，国内外关于秦陵发掘的讨论络绎不绝，但是守护秦陵30余年的文物保护专家吴永琪院长说：“对天地、对自然，我们应有敬畏之心。”10多年前的关中大地风沙漫漫，而在临潼，在秦陵兵马俑，花草树木与博物馆和合共生，遗产保护与展示利用协调发展。大道万千，唯有久久为功，方得始终。

正是从那时，我在展陈部前辈们的带领下接触到了陈列展览。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我很幸运，在17岁那年，就找到了属于我的那一颗，从那时起我就决心要成为一名策展人。

策展既是对遗忘的抵抗，也是一种充满当代意识的“治史”。作为一个策展人，我想做的不只是简单地展示文物，而要发挥巧思去让展品跟社会链接，让历史去跟现代对话。尤其在解读、展现历史英雄人物时，要尊崇社会史观，不刻意拔高、虚构形象，要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人自己的英雄形象。

令人欣喜的是，穿越古今的对话时常发生。在诸葛亮塑像前面的长桌上，留下很多来自年轻人的信件和礼物，甚至还有热腾腾的烧饼，来自诸葛先生的老家山东临沂。信件的字里行间，对学业的希冀、对工作的困惑、对生活的向往汩汩而出，把诸葛亮从历史深处“请”到当下，蜕变为能诉说心事的知己好友，博物馆里不断地发生着联通古今的精神对话。

观众与历史人物神奇的化学反应，需要策展人用日常的积累去点亮。那些戳人的灵感，往往来自商场的橱窗、公园里小朋友间的互动、街头的潮流文化，于生活的点点滴滴。正是能触达人心的现代化解读、敢于跨界的创意表达，才让我们这一代博物馆人能更好地回应社会需求，链接公众、服务公众。

尤其对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而言，要搭上时代列车，突围是全方位的，既要完成从“景区”向“博物馆”转型，又要在众多博物馆中“脱颖而出”，同时，作为文化机构，还需要把观众从电影院、游乐场中“争取”过来。毕竟，现在的博物馆早已不是一方围城，它足够包容，能够承载一个行业“卷”起来铸就的黄金时代。

如果说上一辈博物馆人非常有韧性，那我们这一代博物馆人非常有拼劲。作为当代中国博物馆人，这既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命运，前辈在初心与坚守中成就了博物馆今天的繁盛，也影响了一代人。处在当下的我们，也希望能够书写属于自己的时代篇章。

让古乐“新生”

霍锟 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团长

我是一个在博物馆里“唱歌”的人。

我是音乐专业毕业的，经常被问道，“你是歌唱家，怎么在博物馆里工作？”

其实，现代博物馆的形态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除了大家看到的博物馆前排队的人群、一座座地标性的建筑，在博物馆里工作的“我们”，也有着不同的专业和行当。

当然，我的工作不只是唱歌，我们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成立于2000年，主要从事古代音乐的研究、复原展演、传承传播的工作。

即便从音乐学院毕业，进入华夏古乐团后都算“小白”，可能得“3年入门，5年上路，10年做出一些成就”。因为古代音乐的演奏，不只是需要技巧，还需要理解音乐中承载的意义，对历史、对人有一颗关怀的心。

最简单的，我们唱《阳关三叠》，“劝君更尽一杯酒”，要把情绪带进来，把古人在诗词里的情景表现出来。这种离别的感情，怎么跟“关关雎鸠”“窈窕淑女”的这种美好区别开来，恐怕还真的不只是靠声音做到。

我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摸索。有时唱完，导演会告诉你，味儿还要再琢磨一下。但具体怎么完善，没有人能说清楚，只能自己想，自己感受。

工作的第4年，著名的民族声乐歌唱家吴雁泽先生和一些艺术家前辈来看我们的演出。看完之后，他抓住我的手说，孩子你唱得真不错。过去快20年了，这个场景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唱的是陈子昂的《春夜别友人》，他的肯定给了我很大信心。

我们号称是“博物馆里孤独的敲钟人”。进了古乐团，不管是什么行当，都得先去学敲编钟。我们团里有个要求叫“一专多能”，像我学声乐的歌唱演员，也得会几种乐器。4月去香港演出时，因为去的演职人员有限，我在一个作品的表演中还去敲钟了。

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还原古代音乐大演出现场。但谁都知道，历史上的任何声音我们都听不到。这怎么办呢？我们有老师用出土的原件，演奏了沂蒙山小调。这些穿越了几千年的乐器，我们现在依然能够听到。我们现在最有可能接近古代声音的就是这些乐器。

有了这些乐器之后，我们要演奏什么？没有录音，你知道唐代人是怎么唱的，你知道先秦怎么演奏吗？幸好我们能在古代的诗词、古籍里找到乐谱，敦煌的壁画里还有演奏时的场景。当然这些是没有节奏的，需要进行合理的艺术创作。

乐器、乐曲、服饰，三位一体，使得古代音乐得以重现在舞台之上。20多年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近百个品类1000多件音乐文物的研制工作，完成了100多首古代乐曲的编译创作和30多个品类1500多件套历代服饰的研制工作。

我的手机里保存着一段视频。在河南信阳出土的一组16件编钟，放在我们河南博物院的展柜里。我们去给编钟做全面的测音，让我们惊喜的是，这组编钟不但没有氧化生锈，保留了原始的金色，而且音色不失真。

现场的老师决定要试奏一段。很荣幸，这个机会给了我，从业20年来，这样的机会总共不超过3回。我坐在博物馆狭窄的展示柜里，演奏了《阳关三叠》。展示柜的门仿佛就是“传送门”，来自2300年前的一个物件，穿越黑暗的隧道，和我们相遇。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美国西海岸演出。演出完，我们大巴车后面，有华人朋友们开着几辆车一路追随着我们，还想再看一看我们的演出。我看到他们眼睛里泛着泪光，或许是因为在异国他乡，听到了这种历史深处的、来自我们血脉传承里的声音，那是一种文化自觉、自信。

那一刻，我觉得我是有使命的，所以即便有一些困难，有一些困惑，或是不完美，自己还是坚持下来了。

当然，我们乐团不只是要会唱会演奏，我们要从研究基础、陈列延伸到从多学科融合交叉进行复原重构，包括用数字化的传播手段“迎合”年轻观众的审美需要。

我们也在尝试用大家更容易接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和大家见面，就像给一个略显正统的历史音乐书做个好看的“封皮儿”。比如说我们参与了《唐宫夜宴》的演出，通过一些有趣的表演形式让观众接触到这样的文化； 2022年国际博物馆日，我们用9个乐器演奏了一首流行歌曲；还推出了“石窟寺里的音乐”，用这些古乐器奏响了春节序曲。

中国有一句古诗，“谁调清管度新声”。现在，包括古代音乐文化遗产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博物馆里进行着活化——新生。

我和我所在的团队，也会一直追寻华夏正声，传承礼乐文明，在博物馆里为大家奏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心灵之声。

要保护年轻人“折腾”的能力

郑晶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长

当我们谈论博物馆时，可能会想到历史的厚重、文化的瑰丽，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博物馆也不再是我们记忆中那个固定的面貌。

从传统的意义上讲，作为零藏品起步的新建博物馆，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以下简称“中运博”）“先天的基因并不优异”，但运用新技术打造的沉浸式展览，却让这座年轻的博物馆迅速成为年轻人的“心头好”。

有人问我，中运博掌握了什么“流量密码”？坦白说，作为一个工作了20余年的博物馆人，从馆藏极其丰富的综合性博物馆来到如白纸一张的中运博，我面临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缺少珍贵的文物藏品，这里也欠缺已成体系的学术传承，当一个非常年轻的工作团队站在我面前时，我一度觉得团队不够成熟是“有待改进项”。

但作为一个年轻的博物馆馆长，“白纸”恰好又是发展的空间，可以让大家尝试新方法、践行新理念。因此，“密室逃脱”进入我们的博物馆，5G、VR等新技术被注入了古老的运河。当千年运河的前世今生鲜活呈现后，我意识到，这支年轻的团队才是中运博创意无限背后的最大宝藏。

和年轻人相处，我把自己视作一个张弛有度的教练。他们的经验不够丰富，但工作热情和创作欲望却十分饱满，我愿意在一些项目中给年轻人试错的机会，毕竟，他们能跳出传统博物馆人的思维，给大家展示想象力带来的惊喜。当然，惊吓也很常见，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被现实一次次推翻后，也必须对他们及时叫停。在我看来，试错不可怕，可怕的就是你错了不总结，那是不能被原谅的。但通常，他们的创意和幻想我都不会轻易抹杀，即便够“折腾”，也要尽可能保护他们“折腾”的能力，最怕年轻人不会“折腾”、不想“折腾”。

折腾的结果是，除了用文物“说话”，我们在展览中间更多地去强调体验性，因此还收获了很多愿意互动、参与博物馆共创的新观众，而他们可能因此机缘，成为未来的博物馆人。

中运博这样特殊博物馆样本的出现，离不开当下中国的博物馆事业的飞速发展。各种各样主题和类型的博物馆正在涌现，展现出差异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趋势，不断满足新观众对于博物馆的期待。可以说，随着社会发展，如今的博物馆扮演的不再是“殿堂”的角色，而要向文化休闲场所去转变，我们得主动倾听观众的声音、去了解观众需要什么，而不是得“拿着范儿”。

虽然，我们渴望吸引年轻人，但博物馆应该是一个全年龄段教育、提供终身学习的场所，因此，博物馆应该推出更多精细化或分众化的产品，吸引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需求的观众走进来，有所得。毕竟，博物馆虽然是一个收藏过去的地方，但是它更多还是面向未来，未来可以包括年轻的希冀，也包括有阅历者反思后的再出发。

谁说研究院的“保安”不能考博士？

张帅 敦煌研究院保卫处副处长

1993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在保卫处题写了“石窟卫士”4个字，这4个字是对敦煌研究院保卫处的鞭策和鼓舞，更是责任和担当。可我大学毕业后刚成为“石窟卫士”时，压根没想过会在敦煌待这么多年。

我本科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对文博行业了解甚少，即便家在十三朝古都西安，当时的我甚至连陕西历史博物馆都没去过，可命运使然，招聘时的一个“事业编”让我回应了敦煌的召唤。2007年，我背了一个包，坐了24个小时的硬座到了敦煌，到的那天恰好刮沙尘，沿途黄沙漫天，到了后就想转头买票回西安。

刚开始我在保卫处技术防范科工作，2008年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重要子项目——安防工程开始实施，院里安排我全程参与现场勘察和方案设计工作，天天与设计院、安防厂家、行业安防专家进行交流、学习，因为和自己的专业有了结合点，忙得不可开交，便没时间想家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正是因为院里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给了深度参与这些工作的机会，让我打下了坚实的安防知识基础，也养成了积极学习的习惯，使我受益匪浅。只是偶尔出差到南方发达城市，我还会涌出想辞职的冲动，因为相形之下，气候干燥、风沙漫天的敦煌确实和“宜居”无关。

莫高窟自然环境相对恶劣，时常面临着风沙、洪水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且随着游客的参观数量不断上升，来自“人”的风险也为敦煌的安防工作带来更为复杂的挑战，文物安全、游客安全、生态安全、消防安全、风险管控、应急处置等工作时刻考验着我及所在的部门的专业素养，我们深刻意识到，文物安全管理已经变为一个科学系统性的工程，如何把技术更好地和文物安全管理业务结合是个新问题。

“要做文物安全领域懂业务的技术管理者，打造一支相对专业的安全管理团队。”我对自己的工作思路、定位和目标逐步清晰，也对骨感的现实有所认知——敦煌地处偏远，安防人才十分紧缺。怎么办？当时的我只有一个念头，没有人才，我就自己成为人才。

因文物保护、旅游开放的特殊性，敦煌的安防工作不能照抄照搬其他行业的解决方案，需要结合自身的场景和管理特点因地制宜。因此，我们逐步建立了自己的专业化的安全管理团队，先后完成了莫高窟等6处石窟、11项文物安全防护工程的实施，通过大量的学习，我们尝试将风险管理理论应用于石窟寺文物安全管理工作中，提倡预防性保护与安防相结合，防护等级与风险相适应等理念，逐步梳理出一套科学的石窟寺类文物安全防护体系构建的方法及流程，并且得到推广。这些经历让我入选甘肃省文物保护技术咨询专家库，更好地发挥所长。

在一个允许年轻人成长的平台上，“升级打怪”逐渐成为我的日常。我一边工作，一边攻读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工程硕士学位，最近又将进入兰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记得，面试开始前，有位老师嘀咕了一句“怎么研究院的保安都要考博士？”可见，外界对文物安防工作的了解十分有限，我们任重道远。

以前我们老开玩笑说：“敦煌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如今回想，当年把我留在敦煌的那阵风已经刮了17年，身在其中，懂得了敦煌石窟在中华文明甚至世界文明的卓越价值，也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些老一辈莫高窟人会放弃优越条件，选择留在敦煌坚守一辈子。我也才真正认识到“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工作的红线、底线和生命线”的意义，如今的我想做好新时代合格的“石窟卫士”，利用先进技术和安全管理理念守护石窟安全，成为切实把文物安全融入文物事业的践行者、推动者和创新者，做一个既懂文物单位安全管理又懂安全技术应用的“守夜人”。

为文物筑“家”

徐武洪 宏瑞文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对于我来说，进入文博领域是个偶然。2006年，我在宁夏工作，主要做银行金库门的代理。那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新馆正在建设中，我想到，宝贵的文物更需要守护好，所以慢慢把一些博物馆也发展成了我的客户。

那时，我通过上网检索，发现很多地区的博物馆陆续都在建设新馆，比如鄂尔多斯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安徽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等。我在想，这些新建的博物馆，都会有文物库房，都需要库房门、存储柜和一些保护性的设施设备。

文博这个行业是非常小众的，可能吸引不来大企业的关注，很少有专门为它们量身定做的产品。比如文物库房门，就用银行金库门或是普通的防盗门，文物储藏柜就用文件柜。所以，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我决定成立宏瑞文博，一个专门为文物筑“家”的公司。

我们从零开始做这个行业原本没有的产品。通常我们先从行业里找出一个常规的产品作为参照物，然后再根据博物馆的需求，去设计研发，产品迭代。就像我们的文物库房门，最开始对标的是银行金库的门，我们先把这个产品用到博物馆，然后再改进。

文物库房门是我们进入文博行业里的第一个产品。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建设时，我们找过去，推销我们的产品。但他们表示，金库门不适合他们。

常见的金库门，外面有道主门，里面有道像防盗窗一样的栅栏门。平时工作人员进库存取钞票时，会把栅栏门关一下做个简单的防护。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有时工作人员进入库房，可能需要半天都在里面。如果主门一直开着，只靠一道栅栏门防护，对文物的安全保障可能会大打折扣。他们就问，有没有可能把里面的门做得扎实一点，防盗能力更强？

这个需求提出来后，我们的研发人员就着手研究。我觉得把第二道门就做成那种实体的防盗门也不是解决办法，最后我们发明了一种“内外互锁互开”的库房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到库内，就可以把整个主门锁上，如果还有保管人员要进来的话，他可以通过开启相应的锁具装置进来。这也是我们申请的第一个发明专利。

还有的博物馆表示，工作人员有时携带文物进出库房，为了避免磕碰到文物，他们希望门开启后能固定在某个角度。我们也根据他们的需求研发出来了。

管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小而美”，我们创业的赛道、内容可能也是这样。或许做这些东西不是说一定要多少高科技，但是要很专注、很用心，专注这些文物储存、保护的需求，然后去研发、去改良。

我们坚持的一个原则或使命，就是给文物一个安全舒适的家。我们所有研发、创新，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必须用安全的材料。同时给文物做预防性保护。

我经常跟团队分享，不要把文物只看作一个物件，它是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是我们的文化瑰宝，我们要把它当小宝宝一样呵护。我们从事的是文物保护工作，别到时候不仅没保护好，反而对文化造成损坏，那就是造孽了。

让博物馆走进孩子们的童年

钟玲 四川博物院副院长

坦白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博物馆教育的理解停留在讲解、导览上。随着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免费开放，进入博物馆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有一些教育活动，但还不算丰富。

真正启发我的，和两次经历有关。

2008年，我被选派到中国驻美国洛杉矶总领事馆，在文化组担任文化副领事。除了参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也和美国博物馆开展了很多交流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博物馆教育功能有了新的理解。这些见闻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

北京奥运会前，美国宝尔博物馆举办的秦始皇兵马俑特展。现场，有艺术家会去做兵马俑的造型，还有一些写小篆、竹简的活动。不同肤色、族裔、年龄的观众，在博物馆里玩得不亦乐乎。

当看到博物馆为学生、老师，甚至老年人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培训服务时，我意识到：博物馆不仅是展览文物的场所，也是所有人可以终身学习的地方。这坚定了我回国后深入研究博物馆教育的决心。

2011年，结束外事工作回国后，我就开始做关于博物馆教育和研究的工作。中国有这么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博物馆教育体系和产品，我们也希望，从3岁甚至更小的孩子，到成年人甚至老年人，都能够走进博物馆，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学习活动。

第二个对我触动比较大的经历是在2015年，受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我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做访问学者。在那里，我确实见识到了更加丰富的博物馆教育活动。

这个馆也有兵马俑的展览，他们会做一些模拟考古体验活动，还有“兵马俑修复”，比如兵马俑穿的盔甲，每一片是怎样连接的，怎么把一些残片绘制补充好。在展厅里面，还有专门面向0-5岁的孩子的区域，有水池、攀爬、画画、音乐，从这个年龄段孩子认知和学习方式的特点出发，去构建他们的活动。

全世界的孩子都一样——课余时间有限，选择无限。如果博物馆做得不好，我们就从他们手里“抢”不到时间。

这次访学，让我开始复盘、思考开展博物馆教育的方法。博物馆教育，除了博物馆自身所涉及的这些学科之外，还和教育学、心理学相关联，可能需要博物馆人跨界去做相应的研究。

同一年，我和我的团队在教育部门的支持下，共同成立了四川省博物馆教育研究所。我们致力于创新教育方法，确信并实践“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的理念。

2017年，四川博物院成为全国首家将博物馆数字资源接入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博物馆。转年，我们在全省21个市州组建了68所文博教育联盟学校；2021年我们成立了“四川省文博研学联盟”；2023年构建了全国首个“家-校-馆”协同育人联盟，为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传播开辟了新路径。

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我希望在他们的成长中，和博物馆建立起亲近的关系，爱上博物馆。

所以，我经常会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我们要尽可能地提供好的展览和丰富的学习、欣赏活动，牢牢地吸引住他们。

我们开课的次数最多一门课是《翘首观宇宙》。我们会把中国人探索宇宙和现阶段我国在航空航天方面的探索及成果进行古今连接。

比如，我们选取画像砖当中的骖龙雷车，这是马车架在星云之上，好像腾空而起，它体现了汉代人对死后生活一种很雄健、很豪迈的期许。我们也会通过现代的一些方式，展示中国在航空航天的领域的一些成果。我们希望向孩子们传递一种观念，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在探索宇宙、探索整个自然变化，然后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仅仅要了解过去，更重要的是去探索未来。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投入得到了认可。我们许多课实现了高复开率，《翘首观宇宙》这门课4年间开课68场。经过8年的不间断探索，博教所开发近200项研学课程，服务学生总数达4.4万余人。

我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吸引更多的人成为博物馆的粉丝，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与悠长，体验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感受中国博物馆文化的魅力。

助力中国博物馆走向世界

姜倩倩 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教育培训组组长

11年前，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毕业，进入故宫工作。

我们部门的办公地点，坐落在故宫的西南角，曾经这个地方叫“南大库”，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原是一处库房，用于存放灯笼等。虽然现在的建筑是后建，但还是很“古老”。比如我们办公室除了空调、电脑、打印机，再没有别的电器，喝水都是提着水壶去水房接。防火对于故宫来说太重要了。

刚工作那会儿，我周边的同学、朋友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在故宫做什么工作，英语讲解员吗？”可见当时大家对博物馆的认知不足。但现在，身边人问的都是故宫最近有什么展览、出什么书了，有没有课程可以参与。这种变化也反映了中国博物馆近年的蓬勃发展。

我能“进宫”，很大程度上，与一个机构有关。

2013年，国际博协、中国博协和故宫博物院正在合作筹建国际博协培训中心，由故宫博物院运营管理，办公室就设在我所在的宣教部。我也在同年进入故宫工作，可以说是和培训中心一同成长起来的。

国际培训让我的英语专业有了用武之地。培训中心每年举办两期常规培训班，主题涉及博物馆管理、教育、藏品、展览，以及博物馆当下热点话题。

上个月，我们刚刚办完今年的春季班，一位国外专家问我，为什么中国要建立一个国际博协的培训中心，并在10年里给予持续的资源和资金支持。

我说，因为我们非常看重这个项目的价值。那价值在哪里？

可能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回答。但我想起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最近的两期培训，都有学员作为授课专家回归。曾经的学员，经过10年的积累，已成长为一馆之长或大学教授，用自己的所学反哺培训项目。当然，这不全是培训中心的功劳，但培训中心的确打造了一个国际博物馆人能力建设的平台，培养了未来的管理者。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学员们可以相互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分享疑惑困难，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案，同时也能够相互了解，开拓思维，开阔眼界。

第二件事，就在前几天，一位博物馆同行咨询能否帮忙联络韩国某家博物馆，他们想去参观交流。这种咨询，我收到过很多，大多是希望通过培训中心，与国外博物馆建立联络，谋求合作。而他们之所以会找到我，是因为经过10年的发展，培训中心构建起了一个囊括85个国家500多位国际博物馆专家和专业人员的网络。这个网络不仅让他们因共同的培训经历而拉近距离，也为博物馆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储备了人才。国际博协、中国博协和故宫博物院也都希望这个网络，能够促进博物馆国际交往与合作。

参与培训中心工作的过程，也是我个人能力不断成长的过程。

在组织培训的过程中，我的国际交往、统筹协调和应对问题的能力得到了锻炼。我有幸在国际博协大会上，代表培训中心发言，向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同行展现中国博物馆的实力与活动。

作为博物馆教育人员，培训课程对于我做好博物馆教育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我在培训期间接触到国内外博物馆先进的资讯、理念和案例。这些年，我做教育课程开发、图书出版、短视频运营，很多理念和想法都源于培训课程的启发。

2017年，我带着自己开发的课程《康熙与西学》，在悉尼的中国文化中心给孩子们进行全英文授课。我想告诉悉尼的孩子们，在很久以前，中国就已经和西方有了文化往来，现在我们依然延续着这种往来，正是这种往来让我们彼此了解、建立信任。

我也将自己组织培训的经验和思考以论文的形式分享出来，希望为大家组织和申报国际培训项目提供借鉴。

未来，我也将继续提升自己的专业积累，提高自己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汲取国际营养，推动中国博物馆走向世界，让中国声音更加响亮。

我的博物馆学术研究之路

杨理胜 湖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

我本硕博的研究方向分别为先秦文学、楚国历史文化、石器时代，与荆楚文化的主要内容及湖北省博物馆的藏品体系基本是匹配的。

我从事的工作涉及博物馆的学术和教育两个环节。简单来说，我们做学术研究，就是通过我们的学术能力，把晦涩难懂的考古报告、研究资料等“翻译”出来。

这是我们藏品保管的基础，是我们陈列展览的基础，是我们社会教育的基础，当然，也是我们跟观众交往交流的基础。

“翻译”出来之后，还要进行“阐释”——将“翻译”过来的学术观点，展示给观众，包括信息化的展示，或是提供教育活动等。

我本科学中文，喜欢古代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特别是《楚辞》《诗经》，到现在，我在家里也偶尔吟诵一段，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能背《离骚》。

但像这些文学作品，如果你不了解楚国历史，觉得还是有点虚。我们是师范类院校，本科毕业之后，我没有拿着教师资格证去学校当老师，而是选择去读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慢慢完成从文学到历史学角度的转型。

在我看来，考古本身是个很有个性的专业。因为每年它都有很多新的发现、新的材料，不停地给人惊喜。而且做考古发掘，就像“开盲盒”，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墓坑里能挖掘出来些什么。

进入博物馆工作也是偶然的机会。当然，每一次偶然背后关联着一系列的必然。

2010年，我研究生毕业，当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资料室想招一名图书管理员。我的导师跟我说，考古所资料室的考古发掘报告比学校资料室的还多，到那里可以尽情读书。然后我就很开心地去了。但是报到之后，单位可能觉得一个研究生去当图书管理员可能有点浪费，就给我调换了3次岗位。

我在博物馆办公室待了5年，主要负责新媒体以及宣传方面的工作，并承担了博物馆一些重要稿件的撰写。这个时段也是我思考、践行学术应该如何通俗表达的开始，与此同时，也是我思考、践行博物馆的从业人员应该如何与我们的观众打成一片的开始。

信息中心的8年，我主持了湖北省博物馆的智慧博物馆建设。虽然我不是计算机专业出身，但从行业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专业背景给了我们很强的支撑。这个信息化的产品做成什么样子，只是一个形式，对内容的理解、延伸需要专业的支撑。

在信息中心，我有机会去探索如何在展览之余，把我们的文物、我们的展览通过信息化手段去建立关联，然后通俗表达。

2012年，我担任中央电视台大型历史文化专题片《楚国八百年》的文史统筹。2018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专著《楚文化符号系统的提炼与考察》。

我们做信息化工作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展览只能在规模上做大，如何把这些文物连成一个展览体系，将一个完整性的故事讲给观众听？

我希望观众来到湖北省博物馆参观以后，不是只记住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这些明星文物，而是通过馆方努力，把湖北省博物馆的馆藏资源当成一个整体，把荆楚文化当成一个整体讲给观众听。从另一个方面说，我们的学术研究要做的，是努力向观众呈现某一支地域文化的生老病死，文物背后的喜怒哀乐，进而“品”出一些诗意来。

张謇先生有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在湖北省博物馆建馆 70周年之际，在湖北省博物馆发布《湖北省博物馆三年发展计划（2023-2025年）》的关键节点我愿再接再厉，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湖北省博物馆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尽绵薄之力。

让“初心红”变成“中国潮”

阮竣 中共一大纪念馆副馆长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址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如今，百余年过去，每天都有上万名观众走进中共一大纪念馆，走进那个18平方米的房间。

走进来的参观者有着怎样的轮廓？我们进行了画像统计，数据显示，24岁以下、36岁~40岁两个年龄段观众占比最高，男女比例几乎一样，高级知识分子较多。

根据他们的评价，革命类纪念馆的问题也凸显出来：陈旧、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似乎与当下的新视野、新表达格格不入。但挑战也是机遇，我们需要思考，如何用好自身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打造带得走的红色文化符号？

从2021年开始，我们组建了一支红色文创的团队，试图去解构这个时代的命题。我们希望让每个走进中共一大纪念馆的观众都可以留下感动，同时带走回忆。这条路很难，但我们找到了一些方法。

例如，让数字起作用，一盒奶糖有21粒100克的分量，对应标志性的时间，能在传递甜蜜的同时传承一份责任；让体验更生动，用白米粽搭配红糖“墨汁”，立刻呈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趣事，“真理的味道有点甜”；让一条游船去呈现浦江两岸，穿越百年；让一辆车装载着一个展览，走遍大江南北，进入学校、社区、田间地头……

在迎接建党百年之际创建的“一大文创”品牌，从零开始至今，已经实现了“一个小目标”，截至去年年底总营收超1亿元。大家用购买文创参与活动的方式给我们的创意投票，也佐证了这些红色文化符号可以抵达人心。

2023年，中共一大纪念馆全年累计接待参观者293万，其中，散客比例超过60%，历史上首次出现团队客人少于散客的情况，且45岁以下参观者比例超过了70%，我们感受到，年轻人对革命纪念馆的期许正在提高。尽管，很多人是看了《觉醒年代》，想了解一下革命先烈是怎么战斗和生活的，但就是这么朴素的原因，让他们有机会走近历史，听一个来自过去的青年“讲述”自己有内涵、有温度、有共鸣的故事。

但我们对自己也有清醒的认知，毕竟面对近300万的参观者，纪念馆可接纳公众的空间非常有限。因此，我们意识到，红色文化的赋能不仅仅在产品，“文创+”的概念可以在文教文旅、产业化探索、公益项目开发等多领域激发可能，同时，红色文化的传播也不应囿于墙内，“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甚至可以出现在课堂。

在红色文化的传播中，“质朴”“真诚”是珍贵而有效的，包括推动“初心红”成为“中国潮”，也不能陷于只满足于自我表达、晦涩艰深的“博物馆思维”。放下身段，传递公众想要的，才是激发共鸣的关键。

立在城市潮流地标中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是神圣的，也是年轻的，希望它始终能以健康的形象迎接所有人，虽已百年，风华正茂。

未来20年是博物馆的黄金时代

蒋菡 苏州博物馆文化创意部主任

2013年，我开始负责文创工作，当时团队只有3个人，我们要把苏州博物馆打造成“博物馆里的文艺青年”。11年过去，团队已超60人，这位拥有超过1500款产品的“文艺青年”不再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它游走于网络世界，出现在线下商场、书店，处处留下“1平米”的身影。

“1平米博物馆”更像一次微型的展览，能够轻量地触达困在钢筋水泥森林里的人。从事博物馆工作至今，我越来越感受到，博物馆绝不是被建筑框住的“圣殿”，我们需要文创作为一个链接公众和博物馆的窗口，安放初萌的兴趣和来自未知的不安，从而拉近彼此的距离，甚至能通过跨界合作，不断探索博物馆的边界。

但为什么以前的博物馆不“卷”文创呢？这与博物馆的公众意识觉醒过程有关。2008年，中宣部、文化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各地陆续免费开放了一大批博物馆、纪念馆，那时博物馆参观人数迎来明显增长，为文创的发展肥沃了土壤。2023年，解除新冠疫情防控后，去博物馆“打卡”再次成为风潮，且衍生出多样的诉求，文创工作又有了新花样。

在展厅里，我经常不戴工牌竖着耳朵听观众在谈论什么，发现有越来越多资深、专业的观众，可以对着展品言之有物，甚至能通过对比不同博物馆提出扎实的意见。因此，当公众素养有所提升后，我们也需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挖掘更多让人感兴趣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很多东西火得很突然，消失得也很快，我们也十分警惕博物馆“泛娱乐化”趋势，尤其在跨界时，还是要谨慎地选择合作伙伴“是消耗我的还是滋养我的”？

为了让博物馆的输出更长久，除了培养专业的观众外，还得不断创新，加入新鲜血液。和我当年进入博物馆相比，现在博物馆的职场环境明显有了提升，我们这一代从业者花了十几年时间培养了公众对博物馆的兴趣，因此，现在加入博物馆，对年轻人来说不失为一个可以表达和发挥的良好机遇。

可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博物馆被大家给予了很高的期待，年轻人怎么提升自身素养、调整心态，去匹配这种期待，还需要在选择时谨慎考量。任何时候，谦卑和敬畏都是在博物馆的生存之道，戒骄戒躁才能在这个平台真正施展自己的才华，我觉得，未来20年才是博物馆的黄金时代。

（本版文字整理 记者 梁璇 马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