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9月19日电（记者 潘旭、王默玲）9月初的金银滩草场犹绿、白云低垂，宁静但有力地诉说着历史的巨响。

金银滩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二二一厂的旧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均诞生于此，这里被称为中国原子城。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在旧址上建设的原子城纪念馆再现了二二一厂自1958年选址到1995年退役的历史。让每天2000多位参观者驻足最久的，是展厅广场上铁质凹刻的姓名墙，31564个名字，代表了奉献在这片海拔3000多米草场上的青春。一甲子后的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耄耋之龄还在宣传着“两弹一星”精神，言语之中，仿佛重燃青春，回到少年……

金银滩草原。（新华社潘旭摄）

　一声令下 以身许国

驱车横穿在广袤的金银滩，不时可见两边草场上的牦牛群和羊群，很难想象，这幅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场景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原子”一词来自古希腊，意思是“不可分割的”，人类认识原子世界的过程中，发现了其内部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这一切，距离当年仅23岁的袁学平太远。

1959年，在山东威海当兵的袁学平被告知要转业并“去从事一件伟大的事业”，具体什么事，袁学平不知道，只知道要去金银滩，王洛宾笔下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坐火车、汽车到了西宁后已是满脸泥土，在帐篷里住了一个月后，被告知前往金银滩，100公里的路，花了足足30个小时。”不久前，88岁的袁学平在淄博“两弹一星”精神展示馆中向40多位参观者讲述着自己的亲身经历。

　2024年7月，袁学平在淄博“两弹一星”精神展示馆作讲解。（受访者供图）

袁学平抵达金银滩的前一年即1958年，中苏两国专家根据地质、地貌、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合选定了青海金银滩成为核武器研究基地，上报后获得批复。1959年起，建设大军投身基地，到1962年底突破2万人，打破了这片1170平方公里土地原有的宁静。

彼时的金银滩上的牛羊，也如同现在一般，甚至更多。1279户6700多名牧民无条件搬迁，一片“神秘禁区”就此诞生。

“厂区保密纪律严格，我直到原子弹爆炸了，才知道我原来在搞原子弹，但也不敢声张，只能暗暗高兴。”袁学平说。

冬季的金银滩草原狂风怒号，飞沙走石，气温最低可降到零下30摄氏度。水烧不到沸点，米煮不到全熟，参与建设者中约90%出现高原缺氧、高原水肿等病症。

袁学平初到伊始，他所在的筹建处计划统计科被告知搬到生产前线，7个人睡在一个帐篷里，没有铺板，只有帆布材质的行军床外加一床被子和褥子，袁学平冻得一夜未眠。第二天起，袁学平和一位工程师两人睡一个被窝，盖两床被子。

有一日寒风凛冽，将帐篷吹走，周围狼叫声四起，所有人只得原地坐着，穿着棉大衣、毛毡、大头鞋和棉帽这“四大件”，把被子蒙在头上，太冷了就起身互相拥抱取暖，一直到天亮。

即便如此，建设依旧如火如荼，负责建设的部队领导同志指示，新盖的房子让给科研人员，干部继续住帐篷，用木箱子办公，喝化开的雪水。

物理学家彭桓武回忆说，我们科研人员都住进了暖楼，领导干部都在帐篷里，科学家们备受关爱。

与“寒冷”相伴的还有“饥饿”。彼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基地当时的伙食被称为“2611”，即每人每月26斤粮、每天一钱油，一角钱干菜汤，“几乎见不到油水，对于高强度的建设者来说，根本吃不饱。”袁学平说。

为了保证建设工程进度和质量，凡是下班后晚上还继续参加施工的工人，可以多发两个馒头，计划统计员、技术员、工程师等一旦加班，就能一起“开会”，所谓“开会”，每周一次，除了复盘进度外，能聚着炒两个菜，每人发俩馒头，边开会边吃，以资鼓励。

原子城纪念馆展示的二二一厂技术人员和工人集中攻关的照片。（新华社潘旭摄）

“大家因此干劲十足，但即便这样，还是有人在挨饿。”袁学平说，和他一样身为计划统计员的小李，半夜饿得睡不着觉，只能往水杯里挤牙膏，冲水喝了，甚至到猪圈里抢烂菜叶子回来煮着吃。

屋漏偏逢连夜雨。1959年，苏联突然撕毁合约，停止援助。内外交困的局势引发了原子弹研制究竟是继续“上马”还是就此“下马”的争论。党和国家一致意见应该继续攻关，聂荣臻元帅还说了句经典名言：“我们即使没有裤子穿，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出原子弹。”

“袁学平每次宣讲说到这，参观者都会动容，这是鲜为人知的‘两弹’故事，更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具体体现。”核工业二二一离退休人员管理局淄博管理处负责人郭春红说。

为了让“两弹”故事更有传播力，淄博管理处将线上线下结合，与淄博市委组织部联合，组织离退休人员拍摄《“核”护初心》纪录片和微视频系列党课，开展“两弹一星”精神宣讲。

现年79岁的王增俊每年在淄博的展示馆讲解十余回，并参与录制视频。

王增俊每年在淄博的纪念馆讲解十余回，并参与录制视频。（受访者供图）

1963年，年仅18岁的王增俊作为亲属支援金银滩建设。虽然当时基地已初具规模，但对于女性而言，生产生活依旧面临巨大挑战。

“当时已有宿舍楼了，但因为女同志少，所以没有女生宿舍，我们只能住在男生宿舍楼里，我和其他5人一同被分配在新盖的厕所住，里面还有小便池。”王增俊说。

到金银滩后，王增俊被安排担任化验员，每次要爬火车，往锅炉里加火碱，爬下来后全身油泥。此后又担任货运员、统计员、列车员、收发员、劳资员等，“几乎把女性能做的事都做了一遍。”

王增俊孩子出生时没有哭声，医生诊断是甲状腺薄弱，原因是怀孕时身处高原且工作繁重。在医生建议下，王增俊带着孩子下高原生活了一阵，孩子得以恢复正常发声，“说老实话我还对得起孩子，没把孩子给坑了。”

经过所有建设者的努力，1964年6月，一个水、电、暖、路齐全，集科研、生产、生活于一体的研制基地拔地而起，总占地1170平方公里，建筑面积56.4万平方米，共有18个厂（场）区和4个生活区。金银滩草原，即将见证中国核事业的开端。

燃烧激情 勇攀高峰

原子城纪念馆记录了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将军对金银滩基地工作者的话：你们可能读过《封神演义》，《封神演义》里的许多神话，诸如来无影去无踪……在今天，有的已成为或将要成为现实。同志们，你们的工作就是变神话为现实。

1960年8月23日，苏联撤走了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中的最后一批技术专家。国际上甚至有人扬言，没有苏联帮忙，中国的导弹永远上不了天。

在西宁市中医院的病床上，89岁的刘兆民回忆说，苏联专家没有留下图纸和模型，只给了一张原材料清单。按照这张单子，雷管的研究始终没有突破。

　原子城纪念馆地上“596”字样，这是第一个试验性原子弹产品代号，对应苏联毁约的日子，即1959年6月。（新华社潘旭摄）

为了鼓舞士气，第二机械工业部将第一个试验性原子弹产品赋予代号“596”，对应苏联毁约的日子也就是1959年6月，寓意“争气弹”。

为了尽快研制出“争气弹”，中央周密部署，成立了4个技术委员会，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加快研制进程。1960年4月，邓稼先带领年轻的研究人员，凭借4台手摇计算机，一天三班倒，日夜连轴转，进行了九次方程式的计算。但结果，却不同于此前苏联专家提供的参数。

刘兆民（右二）讲述自身经历，宣传“两弹一星”精神。（受访者供图）

当时的刘兆民刚毕业，被分配至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下的研究所工作，他在试验部21组研究雷管，同样感到受挫的是，半年时间里都没有结果。“因为有几样材料的用途一直无法参透。”

巧合的是，理论计算和雷管材料研制都在1961年出现了转机。物理学家周光召回国后，从炸药能量利用率入手，从理论上证明了九次运算的结果正确以及此前苏联专家数据的错误，扫清了设计原子弹的理论障碍；而雷管研制这边，经过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夜以继日的反复实验，刘兆民和同事们基本甩开了苏联的清单，根据技术要求自主设计。

“几乎是把所有关于雷管的资料都翻遍了，最终确定了雷管壳的薄厚和需要的材料。”刘兆民说。

一个个难关攻克后，“争取一九六四年，最迟一九六五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奋斗目标在1962年9月得以确立。

1963年初的金银滩，二二一基地建设初具雏形。张爱萍发出“草原大会战”的战斗动员令，金银滩这片草原“禁地”开始汇聚各地研发人员、技术工人和生产者，包括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等在内的大批专家奔赴金银滩，数以万计的年轻人投身核工业。

刘兆民也在此时踏上了前往金银滩的路，他从北京出发，只知道路在“前方”，但具体是哪里，却一无所知。

刘兆民只知道，他和同事们的雷管设计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不久后，刘兆民所在小组设计的产品基本达标，刘兆民也作为小组长向朱光亚和王淦昌汇报工作进展。

“汇报时，我激动地说现在理论部提出的技术要求我们基本达到了，我的产品可以定性了！可是王淦昌马上否定了，他说先不能定，只有试验成功了，才能说雷管定性了。”刘兆民说。

所谓“试验”，离不开爆轰试验场（二二一厂六厂区）。如今金银滩的试验场旧址，从远处看，若不是三面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与草原上一个个隆起的土堆并无差别。近看犹如碉堡，从里面的小窗往外看，映入眼帘的一片空地就是爆轰试验场地。

现年92岁的陶瑞滨对此仍印象深刻，当年爆轰试验时，他从事安保任务，防止牧民、牛羊误入场内。“试验前，我检查‘碉堡’内外，拉响三次警报后，我就要撤到10公里外，保持安全距离。”

　陶瑞滨（右一）进行“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受访者供图）

1964年3月，陶瑞滨奉组织调令，从上海徐汇公安分局出发，支援金银滩，这一去就干到了退休。

如今，陶瑞滨和50多位金银滩战友住在位于上海浦东的上钢新村，这个居民区也被坊间称为“两弹一星”村。在区、街道的大力支持下，他们筹建了130平方米的“两弹一星”精神纪念馆并轮流担任讲解员，各类照片和物件生动记录了上海技术干部和工人在金银滩挥洒青春的激情岁月。

“老同志们还成为了上海市关心青少年志愿者，组成宣讲团走进高校、中小学宣讲‘两弹一星’精神。”核工业二二一离退休人员管理局上海管理处负责人邓晓阳说。

几乎每次讲解，陶瑞滨都会提到1964年6月的爆轰试验，这是在他抵达二二一厂后不到3个月，这次试验除铀-235用代品外，其它都是真品，是对原子弹理论、结果设计、加工制造、测试手段及试验队伍的全面考验。

在10公里外的小山坡上，火球升腾，蘑菇云柱升起。这次试验成功，为4个月之后罗布泊那声震惊世界的巨响打下了基础。

　一声巨响 伟大成就

其实在爆轰试验成功前一个月，即1964年5月，铀浓缩技术也攻关成功，第一颗原子弹的高浓铀核心部件加工而成。

此时距离32岁的钱镜清转入二二一厂仅两个月。在来金银滩之前，钱镜清是上海有色合金厂技术骨干，后被调往北京，前往二机部九院。在二二一厂，他只干了一件事：凭借精湛的车工技术，为“两弹”加工“铀球”。

　二二一厂一厂区如今已是红色旅游景点。（新华社潘旭摄）

如今的二二一厂一厂区是金银滩开发最早的红色旅游景点之一，进厂后主路边一排不起眼的小平房是102车间，承担裂变材料加工，是当年厂里的核心车间。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在车间里戴着双层口罩、双层手套和防铅眼镜进行作业，攻克了热核材料粉末成型、机械加工、防潮涂层三个难关。

到102车间后不久，钱镜清就被委派切割铀-238产品，也是第一颗原子弹冷试验用的产品。经过测量、记录后，钱镜清屏住呼吸，缓缓地把产品装到机床吸盘里。机床转动起来，排风口传来轰隆隆的震耳声音，还伴着冷却水的冲击声音。但由于高反和紧张，第一刀完成并不十分理想，经与其他技术人员一同研究后，钱镜清决定更改操作方法，经过近3个小时的加工，最后拿出了合格产品。

钱镜清重返青海原子城。（受访者供图）

“那一刻，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才发觉浑身上下内衣湿透了。”钱镜清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

1964年7月30日，陶瑞滨在内的“先头部队”离开金银滩，为原子弹起爆做测试等准备工作。陶瑞滨的任务是护送原子弹的中子源球。“我把放球的盒子放在列车卧铺下，我睡在卧铺上，它是我重点照顾对象。”

1964年8月19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装置在二二一厂装配完毕。经检查质量符合技术要求，可以保证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

与二二一厂其他厂区结构不同，十一厂区就是座车站站台，如今依然伫立在金银滩草原，四周莺飞草长，比其他作为红色景点的厂区冷清不少。但这里，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起运点。

1964年10月4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正式装置被运送到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运送的火车为一级专列。

1964年10月16日凌晨，罗布泊核试验场区，102米高的原子弹塔，安装和测试引爆系统进行三次检查后，插接雷管，安装电引线，经过最后一次检查后，所有人撤离到控制室，爆炸进入倒计时。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新华社发

为了这声巨响，金银滩数万年轻人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

袁学平听到敲锣打鼓声，原来是厂里组织了庆祝游行活动，又看到了厂机关下发的号外，知道了自己的工作就是参与研制原子弹。

王增俊好奇为何厂区的站台多了很多警卫，后来有火车进站了，有人敲锣打鼓的，一问才知是原子弹成功爆炸了。“那时候在站台上简直都跳起来了，欢呼雀跃的，觉得我们厂太伟大了。”

刘兆民和同事在西安出差，看到报纸后最终确认自己的工作就是研制原子弹，但为了保密，四五个人只能暗自高兴。“我终于明白王淦昌的意思，只有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们研制的雷管才算是成功了。”

陶瑞滨执行完护送任务后回到了马兰基地，在招待所的医务室里听到了广播播送的消息。在戈壁滩两个多月，陶瑞滨上火牙肿难以进食，但听到这个消息后，陶瑞滨激动不已，“一切都值了。”

钱镜清在二二一厂一厂区102车间工作时得知消息，“心里特别高兴，但手里还在工作。”他和战友们要为后续产品的生产、加工继续努力。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如今，金银滩已安全退役，曾在这里奋斗过的核工业人被安置到全国27个省份的532个县市。中核集团核工业二二一离退休人员管理局局长戈晓海说，集团党组按照新时代要求，自建或与地方政府共建联建的“两弹一星”精神展览馆、纪念馆、国防教育馆在青海、上海、宁夏、广州、湖南、山东、陕西、安徽、重庆等十多个城市相继开馆，为铭记历史，传承精神。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一甲子后的今天，当在馆内外讲述这些故事时，他们，带着金银滩的记忆，带着烙印在身上的“两弹一星”精神，仿佛又回到了当初的青春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