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与世长辞。“卅载呕心研潜艇深海蛟龙惊世界，一生矢志卫海疆大国重器铸功勋”，挽联无声地勾勒了他默默无闻，却又惊天动地的一生。

2月10日，人们在武昌殡仪馆大厅外排队等待送别黄旭华院士。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接下来几日，人们不顾凛冽的寒风，从四面八方赶来黄老生前工作的研究所、殡仪馆，送他最后一程。人群中，不乏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们有的拒绝工作人员搀扶，坚持自己颤颤巍巍走上长长的台阶；有的坐在轮椅上，请身边的人把他们抬上去；有的不仅自己来，还带来了子孙……他们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不时向旁人讲述自己与黄旭华的往事。

“20世纪60年代，黄老带着我们在基地做试验，我当时负责整理潜艇图纸。”第七一九研究所退休职工胡天福出生于1942年，谈起工作，只能断断续续回忆出些许片段，“我们只是做好了手头的事，能跟着黄老造出核潜艇，这辈子非常值得。”

采访近10位第七一九研究所退休职工，发现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号召下，一毕业就加入了研究队伍。他们都曾拖家带口，多次跟随黄旭华和研究所跨省搬迁，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谈起当年的功勋，好几个老人用一句“专业对口，国家需要”，就概括了一辈子的事业。

有研究所工作人员解释说，在几十年如一日的秘密工作中，许多人跟黄旭华一样，从未对本部门以外的人，谈起过自己的工作。同时，建造大国重器，每个人的分工专业而具体，公式和数据占据了许多精力。每个人的贡献毋庸置疑，却很难说出媒体想要的故事。“也许，工作之外，会有更多共同记忆。”

果然，谈起生活中的黄旭华，老人们打开了话匣子。

第七一九所退休职工黄忠宝是上海人，与黄旭华共事了近60年。他告诉记者，最艰苦的时候，研究人员每月只有2斤大米和2斤面粉，其余都是粗粮。由于驻扎在海边，气候潮湿，稍不注意粮食就会发霉。所以，包括黄旭华在内的研究人员，总是抓住出差或探亲的机会，想方设法买一些细粮背回来。“自己舍不得吃，都给孩子们吃了。”说罢，他从吊唁大厅走出，又回头深深望向黄旭华遗像的方向，随后戴上灰色贝雷帽，缓缓走下台阶。

黄旭华生前办公室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2008年他指挥大家合唱的照片，这是他最喜欢的照片之一。许多老人记得，他热爱生活、多才多艺、浪漫乐观，歌声非常有感染力。

2月1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殡仪馆举行。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今年81岁的第七一九研究所退休职工曹志荣对黄旭华“海边的歌声”记忆犹新。

原来，研究所驻扎在海边时，离当时的职工宿舍足有10公里远。那时公共交通不发达，很多时候下班后，他们不得不结队从海边走回宿舍。

“海边的砂石路只有一米多宽，而且很磨脚，我们迎着风沙走，一年要磨破好几双鞋。”曹志荣说，时年40多岁的黄旭华看大家走得寂寞，就带领这群当时只有20多岁的小伙子唱歌，最常唱的歌曲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歌词里写，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唱着歌，总是不知不觉就走到了。”

第七一九研究所于20世纪70年代末秘密迁至武汉。在举办吊唁仪式的大楼侧面，是研究所的家属区。一眼望去，都是整齐的六层小楼。听老人们说，多数宿舍楼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完工。如今，许多楼栋外墙老化，露出些许斑驳，在繁华的城市中显得愈发不起眼。

或因身体原因，一些没能到场吊唁的老人，静静地在阳台上望着吊唁大厅。每隔一段时间，寒风会把其中一些老人“赶”回房间。过一会儿，他们就又出现在阳台。记者注意到，一位住在五楼、身穿红色棉袄的奶奶，将一面五星红旗插在了晾衣架上，眼中满是哀伤和不舍。

在吊唁大厅外，看到一个特殊的花圈，敬献人一栏写着“中国老五届大学生联合会”。查阅资料得知，“老五届”是指1961年至1965年入学的大学生。花圈倚靠在外墙上，不知寄托着多少前辈的哀思。

老同事们缅怀黄旭华，不仅是在怀念曾经的领导、同事，也是在追忆那段激情岁月，那是燃烧的青春，更是不朽的事业。（宋立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