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惨遭杀害，给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痛和苦难记忆。87年岁月流逝，截至记者发稿时，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32人。我们记录下部分幸存者的名字和肖像，为史存证。新华社记者韩瑜庆 季春鹏 李响摄

二十年来，每到12月，美籍华人鲁照宁都会从美国飞回家乡南京，捐赠这一年来他收集的抗战文物。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历史的遗留物越来越少，风吹日晒难以保存。我要把它们打捞起来，让更多人看到。”他说。

他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的人。他向美国同事和朋友讲述，南京大屠杀发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在他影响下，他家门口理发店的老板一年半后了解了这场发生在11800公里外的惨剧。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展开长达六周的烧杀淫掠暴行，至少30万人遇难。二战后，对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国际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长达1218页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有两个专章“攻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南京军事法庭的判决中也提到：“我被俘军民惨遭杀戮者，达三十余万人之众。”

数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血泊中的幸存者也大都离世，然而不少像鲁照宁这样的人，一直在坚持让真相被铭记，被世界知晓。

记住民族苦难的努力

这些年，在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之一或许是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被二战遗忘的浩劫》。杨夏鸣当年作为翻译陪张纯如在南京调研二十多天，深感她的执着与细致。

“她特意从美国赶来，我觉得挺感动的。她当时很年轻，像个大学生，不过身体不好，经常生病。”66岁的杨夏鸣回忆说，她见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生活困苦，身上长长的伤疤伴随他们一生，当即表示自己要学习法律为他们争取权益。

这本书后来蝉联畅销书榜首，引发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更广泛关注。

张纯如的书也促使鲁照宁重新审视家乡。2002年，他首次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次经历改变了他的生活重心。1980年，16岁的鲁照宁随父母移民美国时，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随着对那段历史的深入了解，他发现自己家也和大屠杀有关：他的二爷爷鲁葆寅被侵华日军用刺刀刺死。

他开始在国外搜寻抗战文物。“我每天花4个小时左右浏览网页，搜寻史料。有时在旅行路上、吃饭间隙，也会通过手机搜索、竞拍。”他说。

20年来，他向不同机构捐赠了超过3000件（套）揭露二战期间日军在华暴行的文物史料。

今年刚退休的鲁照宁曾是纽约一家电力公司工程师，他坦言，搜寻文物的开销不小，家人起初反对，但后来逐渐默许、支持。

“我要让更多人了解曾经发生的历史悲剧，不要让它重演。”鲁照宁希望更多人了解和平的可贵。

2014年，中国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有这样一个公祭日，是一种进步，也是民族和国家强大的表现。”鲁照宁说。他注意到，公祭日在美国和加拿大华人较多的地方都有报道和纪念活动。

为让这段历史为世界所知，作为每年国家公祭仪式固定举办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多年来持续赴美国、日本、法国、菲律宾等地办展。原馆长朱成山回忆，为铭记历史，1983年底南京市开始筹建纪念馆。1985年8月15日，纪念馆建成开放。截至目前，纪念馆藏品总量超过19.4万件。

纪念馆还组织了多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来自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等地的学者讨论历史问题。“通过文化交流，日本人也成立了一些纪念南京大屠杀的联合会。”朱成山说，“每年他们都会在日本做一些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宣传，组织人到南京参加我们的国家公祭。”

跨越国界大爱的延续

一些西方人也在为铭记这段历史而努力。

1937年，包括约翰·拉贝在内的20多位外籍人士，冒着生命危险组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置25个难民收容所，庇护来25万多名中国难民。他写下的日记是南京大屠杀最重要、最详实的史料之一。

2002年，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和妻子在海德堡建立了第一个约翰·拉贝交流中心，目前全球已有六个。

他于2016年将日记原稿捐赠给中国国家档案局，此后还出版了《拉贝与中国》一书。

“在海德堡，我们举办了一些活动来纪念历史。”托马斯·拉贝说，“12月13日，我们会在约翰·拉贝交流中心聚餐，邀请中日学生参与，回顾历史，探索如何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66岁的克里斯·马吉目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从事摄影与摄像工作。南京大屠杀期间，他的祖父约翰·马吉用一架16毫米摄影机，悄悄拍摄下珍贵影像，成为留存至今有关南京大屠杀唯一的珍贵动态画面。

克里斯·马吉第一次去南京是参演纪录短片《女孩与影像》，该片讲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老人的遭遇，先后斩获美国纪录片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和美国纽波特比奇电影节纪录短片杰出贡献奖。此后，他多次到南京，重走“祖父路”，用镜头记录今日的南京。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照片是我站在‘安全区’委员会旧址外拍摄的，那个地方曾是他们的总部。在1937年的照片里，一群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包括我的祖父，选择留在南京保护那里的人，让我深受感动。”他说。

“这段历史应更多地被国际社会认识，否则暴行可能重演。”

在日本也不乏这样的有识之士。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以洞富雄、藤原彰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就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对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观点逐一进行驳斥。松冈环等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多年来往返于中日之间，走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及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将“理解中日历史，与受害者同行”作为毕生的座右铭。

为了国际上应得的认可

南京大屠杀并非二战唯一暴行。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1979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天迎来众多参观者。而南京大屠杀在发生78年后，与之有关的档案才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马吉和拉贝的后人表示，南京大屠杀在西方知晓度不高。

克里斯·马吉回忆，他在美国高中时选择了中国历史课程，但课本中未提及南京大屠杀。直到读张纯如的书，他才明白父亲讲述的那些事。

“除了了解我家族历史的朋友，我身边的人通常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他说。

约翰·拉贝的曾外孙克里斯托夫·赖因哈特告诉记者，他常见中国游客在拉贝墓前留下鲜花和信件。当被问及为何不远千里而来时，他们说，来看望恩人。

但他发现，南京的那段历史在欧洲并不常出现在新闻中，拉贝也不是个广为人知的英雄。他把这些归因于媒体的宣传。“西方媒体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美国叙事的影响，留给中国新闻的版面和空间相对有限。”他说。

鲁照宁也看到，美西方主导的战后秩序以及叙事方式导致了南京大屠杀在西方世界被忽视。

西方的叙事中对中国作为二战东方主战场的作用轻描淡写，导致这里发生的苦难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中国是最早抗击轴心国侵略的国家。”英国历史学者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写道，“早于英、法两国反法西斯战争两年之久，比美国参战早四年。”

而二战结束后，美国包庇日本的战争罪行，不少战犯并未受到应有惩罚。此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抹杀这段历史。

相较之下，杨夏鸣认为，犹太人对苦难的纪念遍布全球。“（美国）很多地方都有犹太人纪念馆，即使很小的城市。”他说。

作家杨筱艳则认为，影视作品在传播方面有优势。“很多人可能通过《泰坦尼克号》了解那次海难，而《辛德勒的名单》则让纳粹集中营广为人知。”她说，“我们也需要更多视觉作品让人们了解南京大屠杀。”

目前，她已出版几本南京大屠杀主题童书，其中一部已售出影视改编权。

波兰留学生达昕研究的是中国近代史，他的曾外祖父曾在二战中被征召到德国工厂做劳工。他看到，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正逐年减少，波兰也面临同样情况。他建议通过新媒体平台和短视频向年轻人介绍历史，并组织活动邀请人们参观大屠杀相关地点。

“或许可以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与其他相关叙事相联系。”达昕目前在参与南京大学教授发起的国际和平城市项目，推动将南京从中国记忆扩展为全球记忆的一部分。

当被问及为何在80多年后仍要记住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时，他说，“对于个人而言，这是疗愈创伤的方式；对于学者而言，这是了解过去的途径；对于教育者而言，这是防止悲剧重演的重要一课。”（记者白旭 程露 蒋芳 邱冰清 褚怡 唐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