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杨亚林，1964年出生。2017年3月至2021年3月，任云南省昭通市委书记。现任云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常绍慧，女，1964年出生。曾任昭通市大关县图书馆馆长。2015年12月至2021年5月，作为扶贫工作队员，前往大关县玉碗镇玉碗村、天星镇中心村开展扶贫工作。

董文渊，1962年出生。现任西南林业大学二级教授。1993年至1995年，任大关县人民政府科技副县长。长期在云南从事珍稀濒危筇竹研究和科技推广工作，迄今已达31年，获云南省脱贫攻坚奖。

访谈组：李志明 黄珊 王燊成 赵心慧 吴忧 毕林丰

日期：2024年9月23——26日、2024年12月1日

地点：云南省昭通市卯家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靖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翠华镇辕门街14号中共大关县委员会三楼会议室

这里的水土不养人

杨亚林：我是2017年3月到昭通任市委书记的。大家都知道，2014年8月3日，6.5级地震突袭昭通鲁甸，造成617人死亡、112人失踪、3143人受伤。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6.5级的地震好像也不算太大，为什么昭通会有这么多人罹难？外面的人只有到了昭通，才能够切身地感受到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这里贫困面积大、基础条件差，当时大量老百姓家的房子是用石头堆砌的，一晃动就会倒塌，人就会被埋在石头里。第二个原因是，这边的山全部是光秃秃的石头山，地震后，石头滑坡、滚落，好多村子就被石头掩埋了。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来昭通看望时就提出了明确要求：要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动抓好脱贫攻坚，确保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确保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这句话，这是指导，更是命令。我到任后就一边调研，一边思考：昭通最大的市情是什么，根子上的问题又是什么？我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次到昭阳区的大山包上的一个村子调研。我之前长期工作生活在普洱，普洱是亚热带雨林气候，温暖湿润，与昭通的高寒天气差别太大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高寒地区的冷！去调研的时间是6月份一天的中午一两点钟，整座山上寒风凛冽、云雾缭绕，10米外就什么都看不清了。村里老百姓住在破旧的土茅草房里，房顶上还长着草。他们在家里裹着破棉被，烧着火塘，用三脚架支一口锅煮土豆，全家人都围着火塘坐在那里。夏天中午都是这种状况，冬天会怎样办？我们不用想都知道。当时我就心想，这样不行啊，这种环境下，根本没办法谈发展。

后来，我又到巧家县东坪镇的道角村调研，印象也很深刻。这个村背靠着药山，药山是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村庄的海拔有三千多米，常年云雾茫茫的，见不到阳光，湿度非常大，是典型的偏远、高寒的深度贫困村。全村最多时有497户人家，但因为自然环境太恶劣，生产生活条件落后，有419户自发地迁出去了。我去调研时，全村只剩下78户280多人。走访调研后，我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村子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大；二是村子山高坡陡，能种植的作物只有土豆和荞麦，生活条件太艰苦了。老百姓这样不是在生活，只能叫活着、熬着。

所以我就认识到，我们昭通脱贫攻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这是最大的市情，也是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昭通地处乌蒙山腹地，高寒冷凉，2.3万平方公里，96%的地域是石漠化严重的山区，承载着630万人口，其中185万是贫困人口，11个县（市、区）有10个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全国公认的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

怎么办？我们在探索中逐步形成一个认识，昭通发展要“破局”，关键在抓住脱贫攻坚和城镇化的双重机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大规模地改变农民的身份和生产方式。“扶到根上”，就是要挖掉穷根，把贫困百姓搬出大山。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搬不动山，咱就搬人。只有彻底搬出大山，才能彻底告别贫困。

盘清贫困家底

杨亚林：事非经过不知难，最难的是开头。我刚到任的时候，昭通全市贫困人口185万人中还有113.37万人未脱贫，按照国家要求的脱贫时间倒排，平均每天必须脱贫1000人以上，这个任务量太大！当时，不少干部缺乏干劲，一些百姓信心不足，都觉得这么重的任务，无法完成。

当时，中央强调精准扶贫，但我们在工作中却总是不断发现底数不清、数据打架、群众认可度不高的问题。我到昭通工作后不久，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来调研，我们坐在车上，我如实告诉他：“总感觉我们精准扶贫的第一粒扣子没有扣好。现在前任书记刚被提拔走，我立刻处理这件事情，好像有点不妥。”话音刚落，部长就大声说：“杨亚林，你要记住，你之前是他全权负责，但现在的事情都归你负责了，别犹豫啊！”真是一语惊醒梦里人，此后，我就放下了思想包袱，下决心从头再来，从扣好第一粒扣子开始。

于是，我们就在昭通市委党校的阶梯教室开了一个动员会。那时候昭通的条件差，连开大会的地方都没有，开人代会的礼堂都是用党校体育馆的阶梯教室。篮球场两边坐人，干部在中间讲。就在那个阶梯教室，我给大家讲了精准识别的三句话要求：第一句，从头再来但不是推倒重来。对外宣传，不全盘否定之前认定的贫困对象，避免误导和产生混乱，但对内要求严格对照新标准和要求，重新进行调查和评定，该进则进，该退则退。如果没有从头再来，第一粒扣子就歪了，后面很难取得成功。第二句话，全面调查，全面起底。把全市所有农村户籍人口都作为调查对象全面开展调查，掌握所有农户的基本信息，让群众充分参与和认可，体现公正公平。第三句话，稳中求进，确保质量。严格进行动态管理，全面深入细致地做群众工作，严格程序和标准，稳步推进。

第一步，把贫困户精准识别出来。我们选派了3447支工作队、2.36万名工作队员到基层，以农村的最小单元——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重新评定贫困户。你们也都知道，农村是熟人社会，以村民小组为单元，可以清楚掌握村民的实际情况。一个村子平均居住50户左右的百姓，就派一个工作组扎在那里，深入实地，详细梳理村民的实际情况，允许他们参评和质疑，等他们都认可后再公示。

实话实说，很多干部说，多年以来昭通的人口就没有普查清楚过。同时，当时农村低保中错保和骗保的情况比较多，不仅给国家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也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通过这次清查，发现了很多没上户口的人。你们猜多出来多少人？24万！当时我也吓了一跳，这相当于多出了一个县的人口啊。为什么会多这么多？主要原因就是超生，上不了户口。昭通有很多人没有户口，这就是现实。于是，我们就实事求是，给这24万人上了户口，办了身份证，让他们能够正常享受国家的各项政策。同步查清纠正了农村存在的10.96万人低保不规范问题。因此，“精准识别”和“回头看”之后，我们才将家底盘清楚，弄清楚了昭通的总人口数量和贫困人口数量，逐步规范了应该规范的事情，真正扣好第一粒纽扣。做这项工作需要走村入户，我们有很多扶贫工作队，他们到村民家里去，做了非常细致的群众工作，花了不少功夫。你们可以请一位扶贫工作队的同志来讲讲。

常绍慧：要精准识别贫困户，得先让村民配合。我在图书馆工作30多年，天天和书打交道，并不太了解社会，以前没有参加过扶贫工作。2015年12月，我和其他4名文化系统的干部（周元江、石磊、祁德胜、高翔），被县委、县政府派到玉碗镇玉碗村何家坡村民小组挂钩帮扶，开展扶贫工作。这个小村子在一个高山上，海拔1500米，不通公路。我们第一次去何家坡时，就看到了有的房子是土坯房，有的是草房，又低又矮，摇摇欲坠，随时都可能倒塌。村民不仅物资匮乏，精神文化生活也很滞后，有些村民周末会去昭阳区的五寨做礼拜，这是一种地下传教，不是正规的。甚至村里还有不少封建迷信活动，比如“竖筷子”，有人生病了，就盛半碗水，用三根筷子，一头沾上水，竖在碗里，叫亡人的名字，叫到谁的名字，筷子竖起了，就认为被这个亡魂附体了。只要烧些纸钱给这个亡人，生病的人不吃药就能好。生病后不吃药，寄希望于迷信来治病，实在令人震惊，必须下大力气拔掉村民们的穷根。

我们工作队刚去何家坡村民小组的时候，发现村民表情木讷，根本不搭理我们，对我们开展的工作一点也不配合，找村民开会，也没人想参加。我们驻村工作队一连去了4次，每次不是吃“闭门羹”，就是遭受“冷遇”。从来没有村民会挽留我们再坐坐，即便遇上村民杀过年猪，连一句“吃完饭再走”的客套话都没有。

我记得有一次去何家坡是在5月底，感觉村民仍然和我们“保持距离”，你说什么他都爱搭不理的。面对这样的尴尬，我想：“这怎么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啊？这样下去不行！必须打开群众的心，精准帮扶才能进行，精准脱贫才有可能。”我就和同事们商量，快过儿童节了，咱们下次来何家坡，用背篼背点书和文具、糖果，给孩子们过个儿童节。我的建议得到了同事们的支持，于是我们5个人自费凑了2000元，买了一堆书包、文具、饼干和糖果，还特意买了毛巾、香皂带上。6月初的一天，一切准备妥当，我们5个人装起物资，乘车到公路尽头，剩下的山路就每人背着一背篼物资攀爬，爬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何家坡。村民们看到我们背着东西满头大汗地赶来，觉得我们是真的来帮扶了，村民小组组长张银波就带着一些村民跑出来帮着背东西。

这个村的房子是依山而建，下面一家的房顶是上面一家的坝子。所以，我们就选择在张银波家前的平房顶上，给孩子们补过了一个儿童节。先是把礼物发放给学生和村民。发完后，我们将带来的书摆放在背篼上，请大家来看。现场的孩子很多，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他们其实很喜欢这些书，但是都不好意思，只是羞涩地站在旁边看着。我便邀请他们过来一起读，告诉孩子们，这些书是送给你们的。他们过来后，识字的孩子翻翻这本，看看那本，遇到喜欢的书就拿过来看，不识字的孩子就拿起画报看，有人蹲着，有人站着，有人坐着。有些书好看，就两个孩子一起看。阅读活动结束之后，孩子们在房顶上为我们表演节目，跳舞欢迎和感谢我们。

办这个活动时，村里就张罗着做饭。之前村民们从来没有邀请我们去家里坐一下，现在突然留我们吃饭，我们有点不太适应，就说不吃了，要走了。他们说：“不行，如果你们走了，就是看不起我们。”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就留下来吃了饭。村民煮了腊肉，炒了地里种的洋芋和其他蔬菜，一共有三四个菜。我们吃完饭后告辞，村民们依依不舍地站在那里，每个人都面带笑容地挥手，把我们当成了亲人。这次“房顶上的儿童节”，是我们最欣慰的一件事情，终生难忘。从那以后，村里人对扶贫工作就比较配合了，也愿意和我们说话了。后面进行入户调查，搞精准识别，一轮一轮地登记、筛选等等，他们都很积极。

喜从天降

杨亚林：大规模搬迁不是我们市里说定就能定的，这是大事。在前期决策的时候，省委、省政府集思广益，最后下了决心。

昭通的搬迁模式，与全省其他地方不同，我们并不是从这座山搬到那座山、从山顶搬到山腰或者山脚。这种在大山里搬来搬去的方法，解决不了昭通贫困的根源。我们要让老百姓从山区进城入镇、进厂上楼，配套产业就业，一步实现跨越。说实话，这种方式的成效最为显著，但过程也最为艰辛，风险巨大。

当时遇到的头一个难题就是搬迁用地从哪里来。昭通的地形地貌很特别，除昭阳、鲁甸所在的昭鲁坝子，其他9个县市都是山高坡陡的山区，甚至难以找到一块超过一平方公里的平地。如果连一块平地都找不到，你让老百姓往哪里搬？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占用一些耕地。你们到靖安，看一看周围的地形，就能理解当时的用地困难了。这就是昭通的实际情况，不这样做的话就没有出路，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想征地，这个太难了。为了办成这件事情，我去省里找国土资源厅不少次，国土资源厅说这违反规定啊，他们领导刚开始就直接不见我。最后，被我缠得没办法了，他们就建议我削掉对面的山头，把山弄平，把安置房建在那里。这样的建议听起来挺好，但这样不现实啊。因为拨给我们的资金有限，时间要求也紧。光是削山头就能把易地搬迁安置的所有资金用完，后面拿什么去建房、建配套设施、搬家？最后他们也没办法，让我们上报国土资源部。

当时，很多部委的干部都下沉到脱贫攻坚一线。我们正为搬迁用地一筹莫展时，正好来了一位国土资源部的干部，我向他汇报了情况。他说，争取将这件事情提交到部党组会议。没想到，刚过几天就接到喜讯，他们部党组会议支持这件事，还同意特批我们搬迁可以占用闲置土地。拿到了特批指标，这件事情才落了地。这就是“采取超常规举措”和“硬办法”！

易地搬迁政策出来之后，我们组织进行讨论：“搬多少？怎么搬？”最终，大家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中央的要求上，坚决贯彻“能搬则搬、应搬尽搬、整村搬迁”的原则，把贫困山区的群众都搬出大山，摆脱穷根。

搬迁这个事情，并不是简单地缺房建房、缺水补水，而是需要统一规划和设计。实施大规模的进城搬迁，可行不可行？除了我们要系统谋划和配套外，更重要的是群众要接受和适应。为了积累经验，我们先在昭阳区做一个试验，当时正好还有一些保障性住房没有分配出去，我们就先组织了2000多老百姓搬下来，配套各项措施，帮助其适应和转变，用半年多时间做了个试验，全面收集百姓的需求、困难，并思考应对策略。实践表明，搬迁后的群众是满意的，通过努力是可行的。

我们搬迁前期的工作不是简单地分指标下任务让各县区分头完成，首先是按照“让人搬到人该待能发展的地方，让树长到树该长的地方，重新理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城乡人口分布格局重构、产业发展结构重组、山区自然生态环境重塑，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的要求，立足实际，立足客观条件和空间潜力，打破县、乡、村行政区划，坚持全市“一盘棋”，坚持整体谋划、统一选址、统一规划、同步配套，全面统筹空间、人口、产业三大结构，重新定位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打乱县域布局之后，之前所有的政策支撑、利益格局等全部被打散，所有事情重新组合，由市里操盘，明确哪个县的人能来，来了之后每个人能带来多少钱，国家政策补贴要拿过来多少，这些都是需要统计和计算的。在全盘考虑好之后，再告诉大家，什么人需要搬、怎么搬。国家给了我们云南一些搬迁指标，好多州市要不完，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最复杂、最艰难的事情。我们把全省没人要的指标统统拿了过来，因此，我们才有这么大的搬迁规模。靖安、卯家湾跨县安置区，从选址、规划、建设到搬家用一年时间全面完成。2020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昭通召开全国发展改革系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现场会，充分肯定和推广昭通模式。

当时，各县的情况不太一样，昭阳区、鲁甸县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因为他们不仅要完成自己的任务，还要承担其他几个县的压力。靖安原来是昭阳区下面的一个镇，因为在大关县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们就计划把靖安划到了大关县，作为安置区。后续还计划把大关县城也搬到靖安来，打造出100万人口的一城三区。把靖安镇划给大关县，当地百姓刚开始都不愿意，还质疑你，为什么要把中心城区的地方划到大关县？我们就给群众解释，将来会把大关县城搬到靖安来，以后你们这里就是县城所在地，从乡镇到县城，你们提了一个格，各方面的配套设施都会好很多！他们一听，感觉不错，就同意了。对于搬到靖安的群众来说，更是举双手赞成，这里将来是中心城区，当然愿意过来了。有些事情，你给老百姓讲明白，他就支持你。

打通思想“堵点”

杨亚林：把整村的老百姓从山里搬到城里，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搞过。要做通群众的思想工作也是比较难的。有些群众，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些干部，都有很多的顾虑。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里的贫困群众，“在惯的山坡不嫌陡”，担心怎么融入新环境、开启新生活，刚开始都不愿意搬。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彝良县角奎镇拖脚村老寨和新寨两个村民小组。这两个村子都在两千多米的高山上，不通车路，村民在山上条件极差，勉强维持生计。两个村子一共有60多户苗族群众，他们都不愿意搬。工作队员三番五次到寨子里做思想工作，还是做不通，新寨只有6户愿意，老寨只有3户愿意，大部分百姓始终都不同意。后来，我们又选派了一名精通苗语的干部，专门负责做苗族百姓的思想工作，才了解到，苗族百姓喜欢抱团群居，他们胆小，对搬迁宣传的政策有怀疑。于是，这名干部专门研究了苗族百姓喜欢读的书和苗族百姓中流传的故事，用其中的道理跟他们交流。经过3个多月的动员，大部分苗族群众的思想终于转变过来。后来，村主任带头搬，逐步打消了大家的顾虑，整个村子就都搬出来了。老百姓的工作就是这样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做出来的。

干部思想观念的扭转也不容易。当时不少干部对搬迁脱贫这件事持怀疑态度，不同县区推进这项工作的力度和效果也不相同。给你们讲一个现实的例子，我到靖安这里来选址、论证、做规划时，市里四套班子和各级领导都来了，现场摆放了三块展板，我给大家讲解为什么要在这里选址，讲搬迁、县城、中心城区组团“三部曲”的理念和规划布局。那天很冷，我还没讲到一半，很多干部都跑到中巴车上去避寒了。不少人就质疑：这里这么冷，房子建好也没有老百姓愿意过来！我记得当时镇雄的县委书记说了一句话：再冷也好过我们镇雄！

所以说，并不是方案一提出来就会被认可的，而是经历了很多曲折。干部最初不知道怎么干，也不是一开始就愿意承担风险并且严格执行的。但是，我们的干部队伍总体是好的，也是有战斗力的。只要管理到位，一定能迸发出惊人的力量。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各级干部一五一十地抓落实，很快就动起来了。

常绍慧：我讲一个全力动员搬迁的故事，发生在悦乐镇新寨村的海坝村民小组。这个村民小组就是一个动迁难的代表。县里的领导曾多次上山亲自沟通，让他们从山里搬出来，但他们就是坚决不搬。所以县里就让我们工作队驻到那里，去做细致的动员工作。这个村民小组是我们县最偏远的一个自然村，从城区出发，要先开两个多小时的车，然后下车步行3个多小时才能到，一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家，生存环境很差。

这个村子很穷，老百姓住的全部是那种用竹子交叉搭成的“杈杈房”，房子很矮，人要弯腰才能进屋，晚上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我们去了之后，劝他们搬出来。我们单位的一位苗族干部根据亲身经历给村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读书时，家里很穷，父亲把一只羊牵到集市卖了，去交我的学费，但一直等到天黑也没卖掉，非常着急。如果海坝村以后草也没有了，羊也养不活了，你们连羊都没得卖了。到那时候，子孙怎么办？在这里怎么生活？”他讲完后，村民们都很受触动，因为他们村当时的情况确实很艰难，山上的树都已经砍光了，只剩下一点草地，种苞谷基本不长没有收成，只能种洋芋和高山荞子。如果不尽快搬走，以后的生活会更苦更难。但即便是这样，很多村民还是不想搬。

这个村民小组的组长叫王兴，我以前不认识他，但他跟我的侄子常礼洪熟悉，所以他见了我也感觉比较亲切。晚上一起煮饭时，我在火塘边跟他聊。我问他：“你们现在的生活这么艰苦，留在这里怎么生活？为什么不愿意搬出去，到底有什么顾虑？”他就说：“我们不是不搬，让我们搬到悦乐镇新寨村民委员会旁边，那里全是汉族，我怕划不过他们（方言，意思为：我担心跟他们处不来）。”我一听有戏，说真心话了，紧跟着就问他：“你们愿意搬到天星镇绿南村的汤家坪村民组吗？”汤家坪是我们县的苗族聚居地，属于另一个乡镇天星镇。他眼前一亮，说：“这个可以啊！”我说：“那我们说定了！我去跟领导说换地方，你来做村里人的工作。”

回来后，我找到了县委书记，跟他报告说，村民其实还是想搬迁的，只是不想在汉族聚居地居住，如果搬到苗族聚居地的汤家坪，他们是可以的。书记听后很高兴，他当天就召集相关单位落实汤家坪的易地安置点，后续的事情也是他来处理。我负责随时跟他电话联系，汇报村民们搬迁的相关事务，比如搬迁的方法、程序、手续等等。2018年底，海坝村民搬迁到了汤家坪，县里和乡镇安排车辆帮助他们搬运东西，这个过程非常费时费力，但大家都挺高兴。

现代化的“安置区”

杨亚林：昭通的易地搬迁不是简单的“挪穷窝”，而是一场革命，让百姓搬出大山，开始新的城镇生活。

安置区的每一个规划和布局，包括房屋的设计，都花了很多的时间。上海是大都市，我们就从上海请来设计师，让他们用上海建造城市小区的理念，来为我们设计规划。有一个叫小安子的设计师，很有才华，我们两个非常容易沟通。整体规划、单体设计，每个细节，我都会和他沟通。刚开始，我就对他讲，我们要建立的不是安置区，而是城市中心。我们要建一个现代化的小区，不是建一个扶贫村庄。每个房间的功能设计，小区的排水、灯光、绿化，从里到外，都是按城市标准来定。

就拿靖安这个安置区来说，一共有149栋17层的安置房，2019年3月份开工建设，当年12月份就搬迁入住。这么大的规模，楼房不仅如期建成，还有地下管网和地下室，配套设施都配齐，相当于一年建成一个县城，是很不容易的。在建的过程中，有不少人提意见。有人说，就不要地下室的配套设施了吧，这样做更简单，但我坚决反对。我告诉市政府领导和施工队，不允许做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我们不做则已，要做，就得让百姓满意，把好事办好。还有人说，老百姓搬过来之后，生活成本会提高，在城里上厕所都要付费。我告诉他们，既要看到了付出成本的一面，也要看到获利的一面。为此，我们设计时就动员群众每人从住房面积中拿出2——3平方米，集中在一层建了商铺，产权和收益都归老百姓所有，但房屋不固定分配给个人，而是统一经营。具体来说，就是将人均25平方米的搬迁房屋面积，划分为人均22平方米的住房和3平方米的商铺，每个人都有3平方米商铺，如果是五口之家，就会有15平方米商铺。商铺产权归群众，由村集体经营，收益给百姓分红，付水电费和物业费绰绰有余。每家从居住空间中挤出几平方米，换来实际收益，这些都是认真思考得来的。只要用心工作，办法总比困难多。

车库也是统一建好的，全部抵押给开发商，等居民需要的时候，可以从开发商那里买过来。后来，有人告我的状，说安置区的基础设施超标、道路太宽，甚至还建了地下车库，为什么要给贫困户建地下车库？我就说，不要用打发叫花子的心态对待贫困户，这些人不可能穷一辈子。他们搬出大山，住进了城市里的楼房，不用买房子了，将来挣了钱就可以买车。等他们买了车却没地方停的时候，他们就会骂你的。我们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没有超过国家标准，面积没超标，各方面都不超标。钱也没有多花，我们是花了同样的资金来建成的。从整个功能效果来看，我们的安置区敢跟其他任何地方比，包括发达地区、沿海地区。

从征地拆迁、选址规划到搬家入住，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还要建设周边的配套设施，包括学校、医院、生产基地、车间等。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艰辛和困难。走进安置区，看到百姓在这里拥有美好的家园，我从心底为他们感到高兴。

农民变市民

杨亚林：昭通全市易地扶贫搬迁的共有36.24万人，91%是搬到中心城区和县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留在集镇。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共建成了23个集中安置区，万人以上的就有9个。昭通中心城区周边的靖安、卯家湾这两个跨县区安置区最有代表性，分别接收了4万人和3.9万人。这在云南绝无仅有，放眼全国也极其罕见。

在群众入住的半年前，我们就开始准备搬家的事，进入搬家准备状态。市里成立了一个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指挥部，建了一个外迁协作办公室，每个县区都落实相应的工作机构来具体组织实施。我们对搬家的顺序、乘车人数、搬迁物品数量，进行全面排查登记，制定了每一户甚至每一个人的搬家路线图。社区成立工作组，楼栋成立工作队，帮助完成这项“搬家大业”。

搬家当天，大家欢欣鼓舞，敲锣打鼓，政府统一组织车辆，规划好行车路线，拉上搬迁群众和他们的物资，从迁出地直达迁入地。警车开道压着走，大车、小车、拖拉机、摩托车、自行车、马车全部出动，搬家队伍有的长达二十公里，十分壮观。我记得，大关县搬迁的时候，几百辆大大小小的车辆，组成浩大的运输车队，在盘山公路上行驶，场面很大。有的老人晕车，坐不了汽车，有坐马车来的，还有骑自行车来的。其中，玉碗镇火地村的苗族百姓整村搬迁，中央电视台全程录像，把搬迁过程做成了纪录片。我去了山上的现场。看到他们终于搬出去了，我也跟着激动。

搬迁车队驶入安置区后，搬迁群众在帮迁干部的帮助下，检体温，领钥匙，找新家住址，搬东西，忙得热火朝天。现场喜气洋洋。2020年春节前后，在天寒地冻的2月份，全市近20万人，浩浩荡荡地从四面八方出发，全部安全有序搬迁入住。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没有让一人受伤，这就是群众工作的力量。

住下来不是结束，还要送一程，甚至可以说送一程更为关键。村民们刚搬下山时，看到安置区的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十分震惊。因为他们在老家时，每家房子都有自己的独特印记，每家房子形状、大小、颜色都不太一样。但来到城里后，每个楼层、每个房间看着都一样。所以有些村民，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在电梯里反复上上下下，就是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里。因此，搬迁之后，我们必须做好服务管理。一句话概括，那就是精细化管理和保姆式服务。刚搬进来的时候，每个单元门口，每天24小时都有两个干部或者志愿者守着，看着每一个外出的人，如果时间长了还没有回家，就出去找，就怕他们走丢了。为了方便辨识楼栋，我们把数字1234换成了容易辨认的香蕉、苹果等图案。还给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发了电子手环，跟踪他们的外出行程。这样的服务延续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每天都如此。比如，要告诉他们去哪里买菜、出门怎么坐车等一系列的东西，让他们能够尽快熟悉环境，适应新的生活。这就是付出，是负责任的、精细的群众工作。

我们有一个红路安置区，那边给搬迁过来的百姓发放方便面，还引导村民们早起跑步。老百姓进城生活后，安置区做的第一件事是请了武装部的同志对村民进行军训。有人会觉得奇怪，又不是新生入学，安排什么军训？这就是有针对性的群众工作了，主要是想通过操兵练习，帮助村民们建立起时间观念和纪律意识。很多老百姓在山里是没有时间观念的。有个老汉，每天上午10点钟，有一班飞机从他家山上飞过，他就在那个时间起床。有一天下雨，飞机没有起飞，他没有听到飞机轰鸣声，就一觉睡到了下午。帮助树立时间观念，这是一个人的现代化转变过程，希望在短时间内将他们从农民顺利地转变为市民。

有些老人一开始住不惯。之前在村里生活，他们在房前屋后种菜、养鸡，还有邻居可以串门。现在搬进单元楼，一切都变了，他们确实不太适应。所以我们就办了帮扶车间，让老人们在楼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手工活，比如说剥剥核桃，做做手工粘贴。这些工作比较轻松，还能让他们聊聊天，融入群体，挣点小钱。一天最少也能赚一二十块钱的生活费。虽然他们在山里生活时可以养些鸡、种些菜，但是一年下来，养几只鸡换的钱，可能还不如他们在这里几天赚得多。慢慢地，老人就融入进来了，孤独感减少了，收入有增加，生活有保障，还有条件用零花钱哄孙子孙女，威信也提高了，获得感和幸福感都满满的。老人稳住了，小孩到小区配套的学校读书了，年轻人去打工了，老、少、青三代的问题都解决了。对于孤寡的、残障的特殊群体，我们会按照“红黄绿”分类管理服务，进行关心照料。

脱贫攻坚虽然主要针对山区的老百姓，但与城市的发展也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大量资金分散使用，老百姓得不到真正的实惠，那么扶贫资金的边际效益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希望利用脱贫攻坚这个机会，打好这副牌，推动昭通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城乡的协同发展，真正体现城镇化、产业化加速发展的要求，让贫困人口挪穷窝，更断穷根。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扶到点上”，我理解，这个“点”就是用脱贫攻坚充当支点，撬动昭通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把安置区建在城市里，建设城市管理配套设施，不仅能提升城镇化水平，还能完善城市功能。在脱贫攻坚那段时间，昭通的城镇化率提高了将近8个百分点。各项工作的效用都得到了充分发挥，基础建设同步拉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初步建立了昭通中心城区100万人口城市的框架，城市功能迅速提升。

我们向当地老百姓解释清楚，修建学校、修建公路、发展产业，造福的是这片土地上所有百姓。不精准不行，因为政策具有针对性。精准之后，还需要运用系统思维来平衡。比如，搬迁后，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昔日的山里人、农村人现在住进了新小区，当地周边的居民通过对比，之前那种“城里人”的优越感荡然无存，他们心里就会不平衡，就有个别的周边居民挖断了安置区的水管、剪断电线，用这种方式来发泄不满。我们就赶紧组织安置区周边的村庄行动起来，帮助他们发展公共事业，包括村庄风貌的改造和功能提升，让当地居民心里感到平衡，不再闹事。

对搬迁人员的就业问题，都是全过程的动态跟踪管理。每个家庭有几个劳动力、在哪里就业，我们进行全面摸底和动态管理。我们根据搬迁人员的个人喜好和能力，向他们推荐合适的工作，鼓励有条件的人尽量向外发展。

现在你们到易地搬迁安置区看看，居民住宅井然有序，小区里面干净整洁，孩子在教室里学习，老人在广场上聊天，帮扶车间里热热闹闹。居民们的生活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代农村人转变成新市民。前面讲到的巧家县东坪镇道角村，全村剩余的78户村民整体搬迁到鲁甸县卯家湾安置区，他们村党总支书记蒋瑞曾对我说：“村民都搬走了，我就是这个村的‘末代支书’”。

因地制宜办产业

杨亚林：搬来的老百姓还有一项福利，就是他们在山上还有“绿色银行”。农民搬出大山后，空出了140多万亩的土地。怎么把这些地用好呢？流转出去？不现实！山上的土地租金每年每亩是50到80元。元谋、楚雄等地能种植葡萄的地方，一亩地一年租金是3000多元，昭通这里50元都没人要，因为都是陡坡地和高寒地，不适合种东西。所以，必须找到一种或几种既生态又有效益的方式，既能帮助老百姓搬出来后有一些经济收益，又能保证地方生态的恢复。发展产业，对所有地方而言，首先面临着一个干什么的问题。产业生态化，讲起来比较容易，但是要因地制宜，找到具体的载体和支撑，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一直带着这个问题进行调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找不到能做得大、走得远的产业。

后来，我们发现竹子是一个好东西。我们这里高寒冷凉，适宜竹子生长。到处都是石旮旯地，普通的树种和农作物根本没法种，但种竹子可以，它的根能扎在石头缝里，还能固土保水，防止泥石流和滑坡。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把竹子作为用材，没什么经济价值，山高路远，运输成本也很高。但是竹笋价值很高，而且符合现代人的消费需求，前景广阔。现在我们生活越好，越需要摄入粗纤维食物。昭通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靠近四川。四川人吃火锅时经常会吃下水（四川火锅中的“下水”主要包括各种动物内脏，如毛肚、黄喉、鸭肠、千层肚、腰片等），其实可以用昭通竹笋代替下水。与四川方面对接后，他们非常感兴趣，一下子来了几千吨的订单。我当时就想，这一定是能做得大、走得远的东西，并且随着规模的扩大，价格肯定会越来越高。奔着这个方向，我们种植笋用为主的竹子，聚焦下来就是筇竹和方竹。一个春采，一个秋采。这次种植是产业化的，是生产方式的革命，绝不能千家万户一哄而上地做。我们请来了专家和院士工作站，统一育苗，统一上山种植、规划，进行工程化造林，种植一片完成一片，逐片完成。然后，我们拿着地图抽查，随时开车到各个县（区）查看种植情况，包括种植面积、品种、长势等都要看。

有的县做得很细致，他们那边每棵竹苗上都有二维码标注，扫描就可以随时查看竹子的相关信息，这个就挺有意思。所以，做事应该把它做实，种一棵就是一棵，种一片就成一片，让搬迁群众先种竹子后搬家。旁边大关县玉碗镇的苗族群众，种竹子积极性非常高涨，即便寒风凛冽，也坚持在那里种竹子。因为老百姓都知道，山上的竹子经过三四年投产后，每年每亩可以收益5000元左右。每家都有30亩到50亩的山地，理想状态下，一年最多会有十几万元甚至二十几万元的收入。现在有合作社管理，百姓们可以自己采竹笋，也可以委托给合作社，这是一笔稳定的收入。我们这里有一个专门研究竹子的董文渊教授，在这里搞了三十多年，你们也可以请他来讲讲。

董文渊：我是1993——1995年在大关县挂职工作了两年。因为专业原因吧，我挂职期间发现，筇竹笋这个东西好，鲜、香、脆、嫩，品质好，供不应求，很有发展潜力。但是，当时还没有人对筇竹进行过系统研究。我想搞人工培育筇竹，就查找筇竹的资料，进行调查，大概掌握了筇竹在大关的分布和生长情况。挂职结束后，我回到大学工作。为了全身心地研究筇竹，我辞去了行政职务。我一边研究，一边推广筇竹的培育技术。为了攻克筇竹研究的难关，我经常从昆明坐一两天的车，到大关县木杆镇向阳村，再从向阳村步行两个半小时，到细沙村大罗汉坝熊炸坪研究基地。因为路上耗费的时间太多，我每次到村里后，基本上会在那里住上四五十天。那时村里没有电，也没有电话，生活条件很艰苦。

在脱贫攻坚期间，各地都在寻找有经济价值的植物。我们发现，从彝良的林口、大关的凌子口到永善的五莲峰山一线，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昭通“南干北湿”的气候现象。北部地区常年阴雨绵绵，日照很少，非常适合竹类植物生长，特别是筇竹、方竹。有天然优势条件，借着脱贫攻坚这个时机，昭通北部的威信、盐津、永善、绥江、水富，这些地方的竹产业都发展起来了。

现在，老百姓发现筇竹的价值更高，会主动留下大根的竹笋作为母竹。过去，即使我建议他们留下，他们也担心别人会来采摘，索性自己先采走了。随着林权制度的完善、竹子价值的提升，他们会主动护笋养竹，管理好自己的竹林。他们留下的大竹笋，三年后长成可以砍伐利用的竹子，每根可以卖到一二十块钱。现在，当地百姓种植竹子，稍加管理，一亩地至少能获得三四千元的收入。在人工竹林中，管理得当的，在采笋季节每隔三天可以收一次，有的人家一天就能采一千斤笋，一斤7块钱，这意味着他们一天就能挣七千块，这可能是过去一家人所有耕地一年的收入。有些老百姓把收获竹笋的视频发给我看，跟我分享他们丰收的喜悦，为他们感到高兴。

过去，采笋需要背着蛇皮口袋步行去竹林，但现在山上都修了产业路和采笋道，他们可以骑三轮摩托车甚至开皮卡车和越野车去采笋，过去我们要步行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的地方，现在开车十多分钟就能到，然后将竹笋直接送到筇竹产业园区的加工厂。现在，大关县有15家竹笋加工厂，年加工能力达到5万吨，有清水笋、调味笋等数十种产品，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每年我们还会举办筇竹文化节，吸引上万人参加。办节期间，我们举办竹王和笋王争霸赛，进行评奖，发奖状和奖金。当地老百姓都会把自己家竹林中最大、最粗的竹子、竹笋带来参赛。今年是第二届，这样的活动鼓励老百姓平日里保护和管理好自己的竹林，争取来年成为竹王、笋王。

过去，许多乡村的产业发展不稳定，领导更换频繁，思路随时调整，导致产业政策变动，缺乏持续的产业支撑，导致农民收入不稳定。如今，我们拥有庞大的人工竹林资源，昭通就有680万亩的竹林，大关县的筇竹面积也达到了102万亩，这关系到众多农户的生计。如果这些资源得到良好培育，百姓通过出售竹笋、竹材就能获得较高的收入，生活就有了保障。

随着当地居民致富，社会面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当地政府和社区正在推进一个“妈妈回家”的工程。以前，许多有小孩的母亲在外面打工，但现在随着家乡产业的发展，政府鼓励她们留在家乡照顾家中“一老一小”。近两年，大关县已经有7000多名妇女回到家乡，在附近的竹子加工厂上班，或者在家管理自己的竹林，实现了顾家与赚钱两不误。在木杆镇，过去有很多35岁以上的单身男青年，找不到对象，但这两年他们也找到了对象，甚至娶到了四川嫁过来的媳妇，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如今，许多村民建起了四五层的小洋楼，还买了汽车。

改天换地大变化

杨亚林：我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精准扶贫，就是将真正贫困的人找出来，使用特殊政策，投入人力物力，帮助他们改善生活、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把上百公里外的老百姓集中到一个地方，进行安置和管理，为他们提供服务，以环境之变促进他们改变和发展。当初有很多人说我胆子太大，但习近平总书记有要求，老百姓也有这样的期待，就要高标准、严要求地推动。没有追求极致的标准和作风，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

首先是观念问题。谋在先，干在后，谋定而后动。领导干部第一位是谋划的能力，谋划不清楚，认不清实情，把握不好定位，找不准方向，那么冲锋就是后退。搬迁并非简单地盖个房子搬个家，而是一个社会变革，围绕着改变人来着力，不能只见物不见人，从社会功能到产业就业到社会管理全面推进。我们通过城镇化的、集中化的模式促进环境的改变，以新的环境让他们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享受一步跨千年的这种获得感。现在回想起来，每走一步都十分艰辛，都要承受巨大风险和压力。这几件事情随便哪一件，如果中间把握不好，没有做成，我可能早已成为首当其冲的罪人。没有哪件事情是轻而易举、四平八稳的，没有哪件事情是事先确定好结果的，都是没有先例的突破。决策、实施过程艰辛、艰难。从谋划到实施，我们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方面，这里面饱含着无数名干部和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和努力。

实践是最好的证明，已经搬迁4年多了，百姓满心欢喜。近年来，安置区没有发生过重大刑事案件和群体性案件，保证了整个安置区的和谐稳定。老年人在安置区开启了他们的第二次人生，他们前半生非常辛苦忙碌，后半生可以在这里安享晚年了。以前生活在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山上，常年雾蒙蒙的。现在在这里，蓝天白云下，他们可以尽情地晒太阳了。

我们当时是按照1:1.2的比例配备的车库，仅仅几年时间，现在车位已经不够用，地面上也开始停车了。现在有的老百姓的年均收入已经达到十万左右的水平，很多外出务工的人回来都开上了汽车。一到春节前后和节假日，镇雄县的道路堵得一塌糊涂。有一次，省长来镇雄视察，看到镇雄附近的那条高速公路竟然像昆明一样堵，十分震惊。他问为什么有这么多车？我们解释说，老百姓回来过春节了，他们的车牌都是浙江、广东、上海、四川等不同地方的。镇雄人非常讲究，他们从外地打工回来要做两件大事，一个是盖房子，另一个是买车子，房子一个比一个大，根本住不完，车子也要看品牌和排量，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我们近期靠就业，远期靠产业，未来靠教育。归根结底还是依靠人。还有，老百姓的很多亲戚朋友都把小孩子送到安置区上学，导致现在学位和校区都不够了，老百姓重教育的意识越来越强。大家都明白，走出大山就是胜利，特别是小孩，一旦走出来，前途就明显不一样了。在教育上，他们都要把孩子送到镇雄的城南中学，这是我们新建的一所中学，今年一本上线率达到92.51%，13个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对于一个县城来说，真是很厉害。安置区的孩子们这么争气，我们是打心底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