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第三部分2025重点任务中提出，加快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如果没有记错，这是近十年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这一说法。国家高新区的创新发展本质是一场以制度创新释放科技红利的深刻变革。从专家角度，谈谈新时期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新使命、新要求以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常见误区和我们的几点思考。

一、为什么要提出加快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

建设国家高新区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为迎接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自198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首个国家高新区以来，这一战略载体始终肩负“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初心使命。历经三十余年发展，国家高新区已从最初的产业集聚区演变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高地。2025年2月26日，工信部关于国家高新区新闻发布会提出，截至2024年底，全国178家国家高新区贡献了19.3万亿元的GDP（占全国14.3%），工业增加值达9.8万亿元（占全国24.1%），集聚了全国33%的高新技术企业、46%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67%的独角兽企业，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高新”动力。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 2023年3月，原属科技部的指导国家自创区、国家高新区等科技园区建设等职责被划入工信部。这表明党中央对国家高新区发展定位与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高新区在2023年迎来了战略转型的元年。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加快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列为2025年重点工作任务，正是基于其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作用。相对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呈现出颠覆性创新驱动、产业链条新、发展质量高等重要特征；而国家高新区通过集聚全国25%的研发人员、33%的高新技术企业和50%的发明专利数，已成为国内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的主要策源地和集聚区。

这一部署亦是对国际竞争格局的回应。当前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高筑技术壁垒，国家高新区作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前沿阵地，亟需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强化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未来产业培育等功能与使命。

二、新时代国家高新区如何承担新的使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高新区指明新阶段的发展改革方向。新时代，国家高新区应持续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紧密结合，以科技创新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以新型工业化为引擎推动新质生产力不断形成。

国家高新区要更快更好地承担国家使命，就必须把握创新、产业和改革三项核心职能。

创新方面，国家高新区作为创新资源较为丰富、创新能力较强的区域，需进一步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围绕重点产业领域和战略性产品的关键环节，聚焦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集中优势资源和科研精锐力量推动技术攻关，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国家科技计划等重大成果等落地转化，加快实现产品化、产业化。

产业方面，国家高新区要加大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力度，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依托高校优势学科和学科交叉融合优势，探索“学科+产业”“孵化+投资”等模式，校企共建一批未来产业科技园和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面向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前瞻部署一批未来产业。

改革方面，国家高新区要进一步优化创新治理体系，提升现代治理能力，在原有政策先行先试改革的基础上，扩大经验推广复制范围，鼓励各类主体参与园区产业发展、创新创业、社会治理等，建立多元共治模式。国家高新区应快速适应工信部要求，向适应产业现代化所需要的体制机制方向改革，优化内部管理架构，积极参与创新试点和相关工作，探索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

三、国家高新区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近一年的观察发现，国家高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三大误区。

误区一：封闭式“资源依赖”​

部分高新区过度强调本地资源禀赋，忽视全球创新网络协同，导致创新要素流动受阻、技术迭代滞后。破局之道在于构建“双向开放”生态，打破传统资源依赖边界，通过国际技术合作、跨境数据共享和全球人才引育，将本地资源禀赋转化为全球创新网络的战略节点。例如，成都高新区通过联合华润医药建设西部创新中心，整合国际资源与本土研发能力，形成“基金投资-技术孵化-产业转化”全链条体系。2024年，该区生物医药产业综合竞争力跃居全国第三，聚集企业3900余家，拥有国家精准医学产业创新中心、天府锦城实验室（成都前沿医学中心）等全生命周期生物医药功能平台累计160余个。

误区二：静态化“因地施策”​​

部分园区将“因地制宜”等同于固化既有产业规划，忽视建立动态响应市场需求和技术变革的机制。破局之道在于构建产业数据决策支持体系，通过实时监测产业趋势、企业诉求和技术突破，动态调整政策工具箱。例如，武汉东湖高新区作为中国光电子信息产业核心区，面对全球半导体技术迭代加速、市场需求向高端芯片和智能终端转移的趋势，主动打破传统产业规划固化模式，搭建以“用”为导向的科创供应链平台，目前平台用户超6.3万，完成供需对接超1.2万项​。高新区从早期单一的光通信器件制造，逐步向集成电路、量子通信、智能终端等细分领域延伸。2024年，该区光电子信息产业营收突破6000亿元，在光通信、存储芯片等领域实现自主可控。

误区三：习惯性“路径依赖”​

部分高新区仍依赖土地、税收等传统政策工具，未能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机制。破局之道在于通过治理机制创新释放制度红利，重点突破科研组织模式、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深层次改革。例如，广州高新区首创“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协同的前沿技术发现机制，建立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双库，发掘一批颠覆性创新成果，谋划一批引领性重大产业项目，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依托科技GI平台，精心做好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全市科技企业的“孵化器”和“天使投资人”；以“科技创新指数”评估体系为导向，创新科技经费支持方式，推动科技资源向产业创新的关键环节高效配置。

2024年，通过深度调研中关村、张江、苏州、南京、重庆等高新区，我们不成熟地总结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几点思考。

第一、创新资源生态化集聚。推动“硬科技基础设施”与“软性创新生态”深度融合，构建覆盖基础研究、中试熟化、产业加速的全周期支撑体系。例如，合肥高新区支持科大讯飞、阳光电源、晶澳太阳能、东华科技等大企业开放技术、资本、市场、数据等内部资源，打造资源型互联网开发技术平台，形成了以大企业为核心，合作伙伴、员工、创客等共同参与、高效协作的产业生态圈。

第二、政策工具精准化适配。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红利，完善科技政策体系，形成国家-省-市的三级政策合力。例如，在江苏首批四支未来产业天使基金中，南京一举拿下半数。南京未来产业天使基金规模为10亿元，重点拟投向符合“2+6+6”创新型产业集群方向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南京紫金山未来网络天使基金规模为5亿元，聚焦紫金山实验室科研及产业化方向，瞄准原始创新，赋能科研成果孵化，助力未来网络和先进通信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第三、改革试点系统化推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抓手，通过政策先行先试破解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为全国改革提供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例如，中关村围绕科技成果转化、财税激励、人才引育等领域推出24项改革措施，配套制定50余项政策文件。其中“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政策，形成典型案例并成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示范性举措，截至2024年底已促成千余件专利开放使用。

第四、产业规律科学化把握。从产业治理视角重构发展逻辑，通过“链长制”“赛马机制”等手段提升产业链综合竞争力。例如，重庆高新区围绕集成电路、新材料等9条重点产业链实施链长制，由管委会领导担任链长，统筹“一位委领导、一个牵头部门、一套产业链图谱、一个工作方案、一套支持政策”的推进模式，计划到2025年打造超1500亿元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四、结语

国家高新区的创新发展，本质是一场以制度创新释放科技红利的深刻变革。面向未来，国家高新区要从国家使命出发，继续坚持把先行先试作为核心使命，把自主创新作为责任担当，把融合发展作为重要路径，以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目标，既要做新产业的载体，又要做新动能的引擎，发挥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引领作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支撑推进作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保障维护作用和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新质生产力引领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刘会武，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主任。王琪，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