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是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一大早，位于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游客服务中心，就迎来了天南海北的游客。该服务中心今年5月1日正式开门迎客，用全息投影和声光电技术打造了沉浸式剧目《克孜尔的呼唤》，将参观的游客立刻带入古龟兹的丝路画卷中。

与此同时，距此1500多公里的敦煌莫高窟，这样具有仪式感的参观模式也在进行。在景区入口处的数字展示中心，游客通过球幕电影《千年莫高》、穹幕电影《梦幻佛宫》及《数字洞窟》展厅，得以窥见莫高窟的前世今生。

龟兹与敦煌，见证了佛教艺术东传与中国化的完整历程，都是体现中华多元一体文明的绚丽瑰宝。龟兹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其石窟开创了东亚石窟艺术的先河；而敦煌则在吸收多元文化养分后，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宏大艺术系统。千百年来，作为世界级重要文化遗产，它们吸引无数目光的探寻。

正如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所言，克孜尔石窟艺术是敦煌石窟艺术的来源之一，敦煌石窟艺术是克孜尔石窟艺术的延续与发展，一东一西，交相辉映。

历史溯源：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龟兹与敦煌在丝绸之路上占据不可替代的地理与文化位置，它们的历史发展轨迹既相互关联又各具特色。

龟兹地区，是指今天以天山南麓中部、塔里木盆地北缘阿克苏地区库车市为中心的一片地域，其地处古丝绸之路北道要冲，是古代西域重要的绿洲城邦之一。约在公元2世纪时，佛教传入龟兹，公元3至4世纪达到鼎盛，开窟建寺活动空前，其中克孜尔石窟作为龟兹石窟艺术的典型代表，表现了从公元3至9世纪佛教艺术在龟兹地区的杰出创造和高度成就，是新疆地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洞窟类型最齐备、影响广泛的佛教石窟寺遗存。克孜尔石窟比敦煌莫高窟早开凿约一个世纪，现存洞窟349个，壁画近1万平方米。北京大学教授宿白说：“龟兹是中国佛教文化的摇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的起始点。”

在西域各城邦中，龟兹是最早派僧人来中原传播佛教的。出生在龟兹的佛学家、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于公元401年(后秦弘始三年)来到长安，率弟子、僧众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主译佛教经典《法华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35部，第一次系统且准确地向中原地区介绍了佛教大乘空宗理论，使佛教文化思想在中原地区得以广泛传播，为六朝时期佛学的兴盛和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开启了先河。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古代由中原通往西域和中亚的陆上干道。敦煌的历史可上溯至汉武帝时期设立敦煌郡时。敦煌石窟主要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因其位置、内容、艺术风格相近，统称为敦煌石窟群。其中，莫高窟以其宏大的规模、丰富的遗存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敦煌石窟群的代表之作。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公元366年，此后历经北朝、隋唐、五代至宋等朝代的持续营建，形成了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高地。莫高窟拥有735个洞窟，其中有壁画和雕塑的洞窟492个，壁画4.5万平方米、各类彩色塑像2415尊。敦煌莫高窟艺术融汇了多民族艺术，形成了脉络清晰、自成特色的敦煌佛教艺术体系，是我国对世界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副所长苗利辉在《丝路脉动——从龟兹到敦煌》讲座中提到，古代龟兹和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它们得益于丝路的丰富养分，丰富了中华文明。在凉州石窟及敦煌的早期石窟艺术中，无论是洞窟形制、壁画题材还是艺术风格，都明显受到龟兹石窟艺术的影响。沧海桑田，多元荟萃的龟兹石窟艺术在延续了五六百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邻新疆东境的敦煌石窟艺术却是一派繁荣的景象。一枯一荣间，石窟艺术在龟兹与敦煌的互动传播中得到了更加辉煌的发展。

艺术宝库：文明交融的视觉盛宴

龟兹与敦煌的石窟艺术作为佛教艺术的杰出代表，在建筑形制、壁画风格与雕塑技法上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各具鲜明特色。这两大艺术体系，清晰展现了佛教艺术从西域传入中原过程中逐渐本土化的轨迹及不同文明元素在这些遗存中的和谐共存、璀璨生辉。

龟兹文化的多元性在其艺术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龟兹石窟壁画，题材主要围绕释迦牟尼佛的本生、因缘和佛传等故事展开，数量众多，被誉为“佛教故事画的海洋”。壁画中的人物形象、服饰、建筑等元素，融合了印度、希腊、波斯等多种文化的特征。其艺术风格独特，充满韵律感的菱格形构图，以及对比强烈、格调宁静庄严的色彩运用，极具装饰感。衣纹塑造采用线描随着身体结构的起伏附着在形体上，粗细均匀、刚劲有力、富有弹性，是“曹衣出水”画法的最好诠释，成为佛教造像的经典样式。传自印度的晕染法也得到了很好的运用，龟兹画师通过不同明度的同一色彩，由浅入深或由深渐浅层层重叠，使物象具有很强的立体感。

敦煌石窟壁画的艺术风格则更加丰富多样。早期受龟兹石窟艺术影响，人物形象多用铁线描勾勒轮廓，而后采用龟兹式的晕染法形成立体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传统绘画技法在敦煌壁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题材广泛，除了佛教故事外，还包括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民俗风情的内容。在唐代，随着中原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敦煌石窟壁画中的经变画成为主流。壁画构图上，连环画式、中堂式和屏风式构图盛行，艺术表现上以中原传统的兰叶描为主，铁线描等也有使用，并针对不同对象结合使用。这种融合使得敦煌壁画既具有西域文化的神秘浪漫，又不失中原文化的雄浑大气。敦煌艺术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人物造型的本土化。大量的敦煌本地民众的生活、生产情况出现在壁画中，特别是塑像和壁画中佛、菩萨、飞天、供养人等的面容，呈现多民族并存的特征。敦煌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飞天”，其衣袂飘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与龟兹壁画中更多保留西域特色的飞天相比，已完成了中原化蜕变，构筑了极具东方美学意境的空灵世界。

“正是因为有了古代丝绸之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才得以实现，才成就了龟兹和敦煌辉煌的艺术。从龟兹到敦煌，两地的洞窟开凿相隔百年，不仅见证了佛教石窟艺术如何通过丝绸之路这条大动脉传入中国直至最终中国化的全过程，更接通了历史与文化的对话。”苗利辉说。

后世影响：跨越千年的艺术回响

龟兹与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两大文化高地，其影响力远不止于佛教艺术领域，更在音乐舞蹈、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龟兹乐舞的传奇影响是龟兹文化最富生命力的遗产之一。龟兹壁画中描绘了20多种乐器，包括箜篌、琵琶、阮、鼓、铃、钹、笛、箫等，舞蹈则以飞天姿态呈现，尤为重视体态的丰韵和线条的曼妙。这些图像资料证实龟兹曾是古代西域的音乐舞蹈中心。龟兹乐舞的影响在隋唐时期达到巅峰。隋炀帝定“九部乐”、唐太宗定“十部乐”中，龟兹乐都占有重要地位。学者认为，唐代盛行的胡旋舞、胡腾舞等均源自龟兹，龟兹乐舞的元素已融入中华传统音乐舞蹈的血脉，成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学术研究方面，龟兹与敦煌都衍生出了专门的学科领域。龟兹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敦煌学的不少难题可以从龟兹石窟中追本溯源”已成为学界共识，两者具有密切的学术关联。敦煌学已成为国际显学，研究范围包括石窟艺术、出土文献、历史地理等多个方面，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学者参与。而龟兹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在佛教艺术传播、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龟兹与敦煌的文化影响在当代仍在持续扩展。壁画中的乐舞元素则为当代舞蹈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这种跨越千年的文化影响力，证明了龟兹与敦煌艺术的生命力。

在艺术教育领域，龟兹与敦煌的艺术成就已成为重要的教学资源。中央美术学院等艺术院校长期开设敦煌壁画临摹课程，而新疆艺术学院则将龟兹艺术作为特色教学内容。这种教育传承确保了两大艺术体系的技艺与美学理念能够代代相传，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龟兹与敦煌的文化影响印证了一个深刻的文化发展规律：真正的文化瑰宝从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会跨越时空界限，持续参与人类文明的对话与建构。这两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象征，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