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石痴、石迷客，亦有爱石之心。爱石之心，或人皆有之。有人爱得深些，有人爱得浅些；有人爱其刚毅，有人爱其温润；有人爱石如己，有人爱石如师……不一而足。

案头那几块小石头，与我都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熟人。每天我坐在书桌前，它们就是谦和无语的陪读伙伴儿。偶尔把它们捧过来对视一番，也是“相看两不厌”。烦劳它们帮我压压书页、抻住宣纸，它们从不推脱敷衍。

尽管为石低调，不事张扬，可它们对我“三观”的影响，却迫使我不得不把那些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小故事，提上一提，讲上一讲。

漫画 李嘉

蓬莱石大学士 案头镇纸将军

先说这块鸭蛋青色的鹅卵石吧，是大作家萧军老爷子的爱婿王建中先生送我的。我高度怀疑，建中先生是个石头迷——他家的石头块儿，脚底下、窗台上、书柜里、桌面上……哪哪儿都是。一细看，大多数的石头上还錾着字儿呢。您别忘了，建中先生还是位书法篆刻家咧！岂止是石头？他连大石磨、小石磨都从山西、门头沟往家搬。当然，因为数度迁居，这对“石磨父子”最终落户我家，成为我家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成员。

建中先生赠我的这枚“鹅卵”，握在手里，大小正合适。形状看上去，真像一只被压扁了鹅蛋。石头上刻着几个字：“蓬莱石 一九八四年夏”，隽秀雅致，一看就是王建中的刀笔。1984年夏天，萧耘、建中夫妇陪萧老去烟台疗养。建中先生说，这块石头是他们饭后在海边散步的时候捡的。有时候我在想，虽然石头是地球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数量众多，但也大多朴实无华，非玉非宝，为什么萧老一家这么喜欢捡石头呢？

后来我似乎想明白了：他们是在寻找大千世界中，和他们的性格最为接近的东西。除却这硬邦邦的石头，还能有谁呢？

明明是一块普通的海滩石子，被大作家捡起了，被篆刻家命名了，好像一下子获得了新生。再被装进行囊，背回北京，在书堆里熏陶多年，转赠于我时，或许已然成了“石学士”。我把它请到案头，封为“镇纸将军”，不能算楚才晋用吧？

转念一想，这位“石学士”沉吟之余，很可能会想起多年前，它在烟台的海边冲浪嬉戏的情景。曾经沧海呵，见到过沧海的人，谁又能把那难以名状的深邃与壮阔忘记了呢？“四十年来家国”，四十年来，这位“石学士”久居京城，登堂入室，枕书倚卷，雅则雅矣，只是再也无缘见到故乡的大海。其实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在舍与得之间，往往顾此失彼，或许是从心所愿，或许是身不由己。在漫长的岁月里，如何看待那些窘迫与通达、富贵与贫困、健康与病痛、遗忘与被爱、失落与荣耀……一位活了113岁的北京老爷子，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位董济民老先生，生在清末，经历民国，闯过关东，打过日寇，开过鞋铺，在秀水街前卖过20多年《北京晚报》。老爷子111岁的时候，他在幼子董新武的陪同下，来到北京晚报编辑部参观。谈及他的超长人生，老人提笔在宣纸上书写了八个大字：“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董老先生写字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老人眼不花，手不抖，看他从容握管，中锋行笔，写下这八个字，心头不禁为之一震：人生哲学压根儿不在那些佶屈聱牙的学术词汇里，有道是“老僧只说家常话，高手从来不拔刀”，高寿的董老先生把百年生活浓缩的精华和盘托出，透彻至极。

结缘火山烬 敢当巴林石

和“蓬莱石”殊途同归的，还有我放在打印机上的那块火山石。十多年前，我乘船出海，从一个不知名的石滩上把它请回来，沉甸甸的，拳头大小，仿佛是火山喷发后烧剩的一块石炭，是岩浆冷却后留下的一个沉思。

它沉稳端方，如同一块墨坯，却又不失灵动。石头上生长了一层散漫雏菊般的白珊瑚，好像上海滩摩登女子发髻上斜戴的蕾丝网。石头下面有小牡蛎留下的一件“白上衣”，牡蛎本尊和它的“白裙子”，早不知去哪儿了。捧它在手，我没有感受到地火的炽热，却感受到了岁月的沧桑。试想，几十万年前，海底的岩浆，如同冲天的火龙跃出海面，遮天蔽日。煮海之后，积石成岛，卓立于世，何其壮哉！及至鸟栖鱼潜，草木葱茏，便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海外世界。这新世界里，不可胜数的大大小小的火山石，当算是最早的原住民。它们或静卧于林下，或流连于滩头。那些徜徉于浅水的，珊瑚便来卜居，牡蛎亦来安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多少个岁月过去了，海水又把它们推上了滩头。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偶然，在一个落潮的傍晚，我来了，在海沙半掩的滩涂发现了最美的它。这难道不和人生的际遇相差无几吗？偶然加巧合，除了缘分，谁还能说得清呢？

要想解释一切难以解释的现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归于缘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见着了，那是缘分到了；没见着，那是缘分没到；散了，那是缘分尽了。有人说，一千年是“缘”，一万年才是“分”呐！有这千年、万年的时间跨度，对于人类这种“百年虫”来说，就太方便解释啦。况且，有缘无分的事儿多了去了，但有分无缘的却不存在。缘和分的逻辑，或许就在这里。

在我办公室的花盆里，有两块棱角分明的石头。那是我从巴林右旗的巴林石矿区门口背回来的。2016年夏天，全家自驾北上承德、赤峰一线度假。我心里念念不忘的，就是开车到巴林石的原产地看看。三十年前，我是从胡福巨先生的《巴林石志》一书中，知道“巴林石”这个名字的。后来先后结识了张国维、王建中、刘楣洪等京城篆刻名家，又在北京展览馆年年春季举办的文房四宝博览会上，领略到巴林石印章专柜前的满目琳琅，对巴林石有了更多的了解。于是，何不去巴林矿区看看的念头儿，就在心里种上了草。草越长越高，直到有了这次举家出游的良机。从赤峰开车一路北上，在云朵般的茫茫草原和草原般的茫茫云朵间穿行，期待的心情，一直远远跑在我的车前头。

心向往之，便是缘的牵引。结果导航到了那儿，发现巴林石的矿区大门和主题公园大门，双双铁将军挡驾。热心的路人告诉我，这个矿区关了，平时没有人。因“缘”而至，却无“分”见面，惜乎！专程几百公里跑过来，一心的期盼，一脸的兴奋，一身的热汗，都付与了悻悻然三个字。傻站了一会儿，心里没了主张。低头一看，矿区门前的碎石路上，铺满了支支棱棱的废石料。甭问，这些石头肯定不是从外地运来的。既然是巴林的，又是石头，就权当是“巴林石”吧！于是弯腰拾起两块就往牛仔背包里塞。

媳妇和闺女见状忙问：“捡着巴林石啦？”

“没跑儿，百分之百的巴林石！一分钱都不用花哈哈！”

娘儿俩一脸的不屑，我也知道蒙不了她们。聊胜于无，没什么大不了的，谁叫咱缘分没到呢。王安石老爷子在《游褒禅山记》里说啥？尽志则无悔呗！谁又能笑话咱呢？话说回来，万一有人笑话我不懂巴林石，又有何妨？无非是不甚了解我对石之缘分的看法罢了。

回来之后，我堂而皇之地把“巴林石”摆在办公室的花盆里，还在石上用中楷写上“巴林”二字，以结我的“木石之缘”。人心向善，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在没有一位办公室访客揭穿我。

吉金在野 幸甚至哉

最特别的是，一位师长从安徽铜陵带回来一块特殊的“石头”赠我。我打开盒子一看，“石头”的“身份证”上写明，这是一块商代炼铜古铜矿渣。好家伙！这可是两千八百多年前的劳动人民，在炼铜生产过程中的产物，历史的厚重感一下子扑到眼前。拿着这块形同发糕似的黑绿色的铜矿渣，手里沉甸甸的。它早已没了原矿中的硬度，也没了炉火里的温度，更不具备浇铸雕刻打磨出来的青铜器的美度，却依然紧紧地抱成一团。这一抱，就是近三千年！

耐人寻味的是，浇铸器物的铜水和丢弃在窑外的铜炼渣，原本出自同一块铜矿石。两者的命运，却大不相同。铜水的命运似乎更加多姿多彩：有的被铸成铜钱成为流通的货币；有的被铸成鼎鼐成为国之重器；有的被制成铜镜、铜簪成为妆台必备；有的被打成武器成为征战厮杀的兵刃；最不济的也被做成镇纸、墨盒，与我等穷生终老。铜炼渣呢？不言而喻，自从炼炉里出来，似乎就完成了它的全部使命，放任天地荒野之间，直到消弭成尘。当然，或许还有极少数的命运例外，比如自明清以降，一些造型独特的铜炼渣被人筛选出来，安上硬木底托，置于案头几上，成为文玩摆件中的“铜山子”。我获赠的这块装在锦盒里的炼渣，大概亦属此类。

除了这些“幸运儿”之外，那些偃仰于山川田野，得以栉风沐雨、观星赏月、送云迎露的矿渣们，小日子未必过得不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想，这些看似没用的铜炼渣，不正和两千年前庄子所说的那棵有“无用之用”的樗树相仿吗？这些铜矿石里的“樗材”，不必像兵刃那样凶神附体沾染血污，不必像镜簪那样每天弄得脂粉缠身，不必像礼器那样深锁殿宇不见天日，更不必像孔方兄那样，被人家穿成一串串之后称为“万恶之源”。它们拥有着铜水弟兄们不可能拥有的东西：自由自在。世间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东西吗？想不出来。闭上眼睛，那场景就扑面而来：蓝天白云之下，斜斜的、缓缓的山坡上，坐卧闲居着炼渣弟兄们。它们已经这样过了两千多年了，春草山花生复生、开复开，夏木浓荫蔽日生凉，淙淙的溪水清凉凉地流过，半透明的小鱼儿在水草间宛转流连，那些抖着五色翅膀、扑棱棱时栖时飞的鸟儿们，更是清啼阵阵，晨昏相继。要是山前的俏妮子和山后的嘎小子，再时不时唱个打情骂俏的山歌儿，您说，还有什么比这日子更舒坦更美气的？

睁开眼，面前还是这几位“石友”，一身静气，默默不语，却敦厚沉稳，怡然自得。每到这时候，常有一句话在脑子里乱顶乱撞：“要是咱活得像块山间的石头，会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