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 赖钦声：在攻坚克难中践行医者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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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

2023-08-01 15: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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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赖钦声，1933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福山县，著名口腔医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口腔科教授。1953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系，1957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61—1962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以下简称“整形外科医院”）进修学习，1986—1987年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市民医院颌面外科访问学习。1987—2000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口腔科主任。

多年从事口腔颌面外科的临床、教学、研究工作，对口腔医学的发展和建设作出积极贡献。对口腔颌面部肿瘤、损伤，涎腺疾病，颞下颌关节疾病以及口腔颌面部发育畸形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丰富经验和较高水平。1979—1980年，协助指导研究生率先在国内用旋髂深血管游离复合髂骨瓣重建下颌骨缺损获得成功；1987年，指导研究生率先在国内用以颞浅动静脉为蒂的颅骨瓣修复下颌骨缺损获得成功。2011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

精彩瞬间

访谈节选

机缘巧合，投身口腔医学

李苑菁（以下简称“李”）：赖老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

赖钦声（以下简称“赖”）：我叫赖钦声，1933年12月出生在山东省福山县招贤村，现在的烟台市福山区。我的父亲经商，母亲是家庭妇女，我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家里还有哥哥和四个姐姐。我家有个讲究，女孩名字都带草字头，男孩都带金字旁，所以家里给我取名赖钦声，哥哥叫赖钟声。

我家里很重视教育，从小就教孩子要做老实人，见了人要打招呼、有礼貌，出去别跟人吵架之类的。因为受到严格的教育，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后来上学都比较努力。

李：您上学也是在烟台吗？

赖：我家那个地方教育还算比较发达。那会儿农村都分乡，一个乡大概十个村，每个乡有一个中心小学。乡里的中心小学就在我们村，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我就在这个学校上学，一直上到六年级。

小学毕业以后，我就到北京来上中学了，初中上的是北京市第八中学。考高中的时候不是统考，而是各个学校自主招生。北京男校里比较好的学校有男四中[1]、师大附中[2]、河北高中[3]，我考了河北高中，地点在地安门东大街。

▲青年时期的赖钦声

李：您小学毕业就离开家乡外出求学了，还适应吗？

赖：我1947年到北京念书，1948年父亲母亲也都到北京来了，哥哥嫂嫂也在这里，全家都离开烟台了。

那时候上学都是住校，我也在学校里住宿，生活当然跟现在没法比。初中的时候我们天天吃窝窝头和咸菜，喝白菜汤，冬天宿舍里也不生火。不过我从小就喜欢运动，在学校的时候经常打打篮球、玩玩单双杠。高中的时候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开始推行劳卫制[4]，要求学生们加强身体锻炼，做好保家卫国的准备。冬天的时候，我们早上从地安门出来，围着景山跑一圈再回到学校里去。高中时，我还获得过劳卫制一级奖章。

1949年，我们全校师生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还参加了游行。此后连续很多年，我都参加了五一劳动节和国庆节的群众游行。每一次都是学校集体组织的，全校的学生打着校旗按方队排，一班一班走着去。我记得在河北高中的时候，学校还有鼓乐队，大家吹着号、打着鼓走过天安门广场并高呼口号。那时候我们白天参加游行，晚上就去天安门广场狂欢，一个学校围一个圈，同学们到圈里跳集体舞，或者坐在地上看烟火，一直玩到12点再回学校。那时候的学生生活还是非常愉快的，我能参与到这些活动中也很荣幸。

▲1954年1月，赖钦声在天安门前留影

李：从医是您学生时代就有的志向吗？

赖：1949年，我母亲生了病，四处看病也没有看好，我想将来要是我能当医生就好了，可能母亲的病我能治好。在河北高中的时候，礼拜六的晚上学校会请放映队来操场拉个白幕布放电影，学生们坐在幕前看。我记得放过苏联片子《乡村医生》，我当时看完又想，当医生也不错，可以给老百姓治病。

到考大学填志愿表的时候，我只想学医。第一志愿要填写一个学校三个系，北京学医的大学只有北京医学院，协和还在军管不招生，我就填了北京医学院[5]，三个系分别写了医疗系、口腔医学系、公共卫生系。那时华北地区的招考发榜是登报，可以在《光明日报》上看到录取情况。我一看报纸，才知道被口腔医学系录取了。

从我上大学一直到毕业，当时全国只有四个学校有口腔医学系，分别是北京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华西大学和第四军医大学，当时的口腔科医生可以说很少很少。那时候大家都说“牙疼不算病”，能忍都忍了。

李：口腔医学系的课程设置和医疗系有哪些不同？

赖：我们1953年入学，是院校改革后，北京医学院从北京大学独立出来收的第一届学生。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和口腔医学系的学制是4年，医疗系是5年。我们医预课上半年，医疗系学生上一年。

基础课都是一样的，如解剖、生化、生理、病理，所有学生都学。临床课也都是从诊断学讲起，再系统讲内科、外科、妇产科、五官科的知识，这也跟医疗系的课程一样。但我们还要学习口腔专业的课程，课程安排很紧凑，有时一天要上九节课，实验只能晚上做，很累。最后生产实习的时候，口腔医学系学生在口腔科轮转一年，医疗系学生在内科或者外科轮转一年。

▲1955年，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系举办运动会，赖钦声（一排右二）所在班级荣获第一名，赖钦声作为军体委员代表全班领奖

李：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口腔外科感兴趣的？

赖：我刚入学的时候，北医就有口腔外科，我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因为我的手比较好动，一个瘤子切了再缝上，立竿见影，这给我的感觉挺痛快。

1955年，苏联派了一个专家柯绥赫教授来北医授课[6]，举办口腔颌面外科培训班。那是一个在口腔颌面外科方面比较有名的教授，他在北医办培训班的时候，来自全国的口腔外科大夫都来学习，张涤生[7]、洪民[8]、丁鸿才[9]这些著名专家也都参加了。也是从那时起，我国的口腔颌面外科开始快速发展。举办培训班期间，同一专长的大夫会在一起做一些科研课题。我那会儿虽然还是学生，但也加入了裂唇裂腭组，学习到了兔唇修复手术的不同设计方法，知道了原来上膛裂了还能给缝起来，病人术后恢复正常，吃饭不受影响，讲话也不受影响，这多好啊。从那以后，我对口腔外科就更感兴趣了。

▲赖钦声所在的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系57班师生毕业合影

来到协和，在锻炼中成长

李：您到协和工作是哪一年？

赖：1957年，我们那时候工作都是统一分配的。全班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老师一个人接一个人地点名，宣布分配结果。我坐在那儿等着念我名，心里还有点紧张，都等到快最后了，才宣布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分到中国协和医学院。

我们9月下旬报到，来了以后补了半年的实习，先在耳鼻喉科和皮肤科各实习了一个月，后到外科两个月，内科两个月。我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是在外科那两个月，我上午在病房工作，下午看门诊，还跟随有名的外科专家如曾宪九、费立民、朱预等上台手术，受益匪浅。

那时基本外科的病房有两个，分别在7楼1和7楼2。7楼2的主治医师是费立民大夫，他对病人管理各方面的事要求都很严格。吴蔚然大夫管我们的门诊，我们在门诊每看一个病人，写完病历和诊断以后，吴大夫都要复查一下再签字，也是很严格的。所以我们的知识面增长也很多，可以说是为今后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9年12月，赖钦声在协和留影

李：实习结束后，您就到口腔科工作了吗？当时科里情况怎样？

赖：我轮转实习完成后，正好是国家修十三陵水库期间。卫生部组织了咱们医院40个人去参加水库建设，要的都是身体好的男大夫和工人。我年轻，身体也比较好，被选中了，跟工人们一起去修水库。我们晚上住帐篷，白天出去干活要把帐篷边缘封死，常常回来一看，帐篷里的肥皂都被热得化成了水。不仅热，挑的担子也沉，那真是锻炼人。我记得很清楚，是1958年5月25日去的，一直干到十三陵水库收工，7月1日大坝落成典礼结束我才回医院，才到口腔科。

我到口腔科时，科里一共4张病床、10个治疗台。工作分三个方向，口腔内科、口腔外科和口腔修复。主任是王巧璋[10]大夫，下边有三个主治大夫，高孟麟大夫管口外，文竹咸大夫管口内，林映霞大夫管修复。宋儒耀[11]大夫当时已经不是科主任了，他去整形外科医院了，但每周还是会来协和做两次手术，分别是周二、周四的上午，还会在周二下午参加一次会诊和查房。

那会儿口腔科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口腔外科诊室在10楼1层大道入口，口腔内科和口腔修复的诊室正对着8楼1层病房，负责做义齿、假牙、假上颌的技工室在14楼0层。科里有门诊，有病房，还有专业组、教研组，架构还是比较齐全的。虽然科内也要求住院大夫在不同专业组间轮转，但我在口腔外科轮转的时间最长。

▲1958年，赖钦声（右一）与口腔科团小组同志合影于协和小花园

李：您对宋儒耀大夫和王巧璋主任印象如何？

赖：王主任的办公室在5楼1层靠西边的地方，她一般在那里办公。我刚来还是小大夫，和她接触不多。但是她对人特别和善，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发脾气。王主任是研究龋齿的，她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组织我们去小汤山地区调查饮用水里的含氟量，还带我们去学校里给小学生做牙齿检查，在龋齿防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宋儒耀大夫很高大，手也大。但他做手术，手的操作却很灵巧。裂唇手术这么精细，他做起来也是很麻利的。他做一些比较难的手术，我跟着上台，他会非常耐心地边做边讲。我一开始干不了别的，只能拉钩、剪线。但到他认为这个手术我能做下来的时候，他就逐渐放手了，他去当第一助手。有的时候他就坐在边上，双手搁在胸前看着。宋大夫对我们小大夫的成长帮助很大。

李：您在口腔外科专业方面的成长经历是怎样的？

赖：宋儒耀大夫1957年创建了整形外科医院，地址在东交民巷。1961年到1962年，科里派我去那里进修学习了一年多的时间。

口腔外科的手术有它的特殊性，手术除了要照顾到口腔的功能，还要考虑到是否美观的问题，毕竟每个人都有社会活动嘛。有些外科手术，划开肚子做完手术以后用针线一缝，就算有了瘢痕，病人穿上衣服也不会太明显。可是，脸上如果留下瘢痕，病人心理就容易出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操作要更加细致，与整形手术很相似。宋儒耀大夫是整形方面的专家，所以科里派我去整形外科医院，让我在颌面外科方面多学习。

▲1962年，赖钦声（一排中）在整形外科医院与同事合影（一排左一为王光和，二排中为宋儒耀，二排左三为凌诒淳）

在整形外科医院，有时候我一个人要管十几个裂唇裂腭病人，机会多，看得也多，面部整形方面的知识学到了不少。后来我进修完回到科里，像下颌骨切除、一次植骨等手术就能做了。有的时候碰见特别疑难的病例，宋儒耀大夫不方便来院的话，我也会请整形外科医院的凌诒淳、王光和两位大夫来帮帮忙。还有些手术需要外科上台协助的，基本外科朱预大夫也很支持，我们就请他上台帮助手术。慢慢的，工作就做起来了。

在我的成长过程里，协和基本外科的轮转经历很重要，给我打了一个好的基础。去整形外科医院进修，让我在这个基础之上得以开展更多的工作。

李：您对协和其他老教授还有印象吗？

赖：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关于病理科专家胡正详教授[12]的。我记得有一次做口腔手术，需要取一个冰冻切片。因为诊断不明确，我们手术中要看看切片结果，根据结果来确定手术的范围。那个时候冰冻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当时取好了标本送到病理科以后，可能不太好诊断。结果老人家亲自到手术室，穿上手术衣，来询问并亲眼查看这个冰冻标本从哪里取的，他看了现场后再回去反复看片子，最后给我们一个准确的诊断。他那时候已经是病理界非常大的专家了，却能做到这样，这让我印象特别深，这种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李：您到协和后，还接受了别的哪些锻炼？

赖：为响应国家号召，让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4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组织了一个一百多人的队伍下乡，去安徽。我也在其中，先到合肥，再到安庆地区的桐城县吕亭公社。在那里，我们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安徽干农活不像在北方可以推车，在那儿得走小田埂，到稻田里干活。房子是稻草盖的，周围透风，冬天人待在屋里可冷了。有时天气不好，下小雪渣，我们照样穿着棉裤棉袄光着脚丫到秧田里拔秧干活。从育秧到收割的全过程，我都经历了，接受了锻炼，也真正体会到了农民的生活有多艰苦，真是“粒粒皆辛苦”。

▲1964年5月，赖钦声（左一）与同事们在安徽桐城留影

1964年10月，我们全体队员集中在桐城县招待所学习，集体加入了安庆地区“四清”工作队，和当地干部混合编组，过江到安徽青阳县做“四清”工作，一直到1965年7月工作结束才回到北京。

1966年3月8日，邢台地震。医科院组织了一个救灾医疗队，队长是我院神经外科的王维钧大夫。3月9日我们就出发了，抗震救灾去了。那时候邢台农村的房子都是干打垒[13]的，一震全倒了。远远望过去，房子变成了一大片瓦砾，真是惨啊。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孕妇，婴儿的手都从阴道里出来了。最后没办法，我跟一个产科大夫一起上台，我给她当助手，把孩子给剖出来了。我们医疗队在地震现场待了十几天，后来病情严重的患者转到邯郸去治疗，我也跟着医疗队到了邯郸，一直在那里待到救援结束。其实邢台抗震救灾的时候，我爱人正怀着孕，当年6月份我回到北京，7月3号她就生孩子了。那时候我们都不考虑自己，组织让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所以后来我当主任的时候老说，年轻的大夫不要斤斤计较，为病人服务是我们的职责。如果斤斤计较，那就是你的职业选错了，干脆别当医生了。

1974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组织了一个巡回医疗队去甘肃敦煌县，朱预大夫是队长，我也参加了。我先去的是南湖公社，离敦煌县城大概有一百多公里路，在那儿先待了两个多月。后来为了把毛主席的温暖送到每个贫下中农的蒙古包里，医疗队又组织了一个五人的小分队到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协和的队员有妇产科吴葆桢大夫、超声科程玉芳大夫、内科翟谨懿大夫和我，另一位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焦芳护士。

▲1974年，巡回医疗队队长朱预（二排右一）到敦煌县南湖公社看望赖钦声（一排中）等同事

我们去了盐池湾公社和好布拉公社。有位赤脚医生给我们做向导，哪儿有蒙古包大家就去哪儿。找到蒙古包后，我们给牧民们量量血压，给点药物，关心一下牧民的生活，晚上就跟牧民同住在一个蒙古包里。盐池湾公社在祁连山里，那儿每年的无霜期仅有一个月，我们八月份去都得穿棉衣。那时交通主要靠骑马和骑骆驼，因为没有路嘛，全是山和戈壁滩。我记得骑马走山路，旁边是深渊，马背是倾斜的，上山的话我们得趴在马背上，下山得躺在马背上，这才骑得稳。

▲1974年，赖钦声（左一）与医疗队小分队队员在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1974年，赖钦声（左）与吴葆桢（右）在前往牧民蒙古包途中

这些经历，对我来说都是锻炼。可以说，协和培养了我，也锻炼了我。什么情况都见过了，什么苦都吃过了，再遇见困难，也就不觉得难了，总会克服的。

攻坚克难，推动协和口腔科发展

李：改革开放后，您是不是也去国外进修学习了一段时间？主要学习哪方面的内容？

赖：1986年到1987年，我去加拿大学习了一年，去的是渥太华大学市民医院颌面外科，主要学习正颌外科。他们当时的科主任是Dr.Hardie，做正颌手术的是Dr.Kucey，我跟着Dr.Kucey学习。我刚开始没有加拿大行医执照，按照加拿大的规定是不能碰病人的，只能观摩手术。3个月后我有了加拿大行医执照，才可以给Dr.Kucey当助手。

▲1986年，赖钦声（右）在渥太华大学市民医院与口腔颌面外科主任Dr.Hardie（左）合影

那时候我们跟对方差距还是挺大的，我们口腔科此前没开展过正颌外科这方面的工作，顶多做一做正畸。但是，牙齿长在颌骨上面，如果颌骨畸形只矫正牙齿，颌骨和面部形状还是无法改变。只有改变骨头以后再进行牙齿矫正，才能真正改变面型、改善咀嚼功能。既从美观的角度考虑，又兼顾口腔功能，这叫正颌外科。

我当时观摩他们做手术，才发现原来可以在口腔里把颌骨造成人工骨折，根据病人的咬合关系、面型改善的需求重新设计骨头位置，再把骨头像堆积木一样固定起来，等它愈合后，人的面型就改变了。这个手术，当时在渥太华大学市民医院已经是作为常规手术开展了，我们还从来没有做过，我觉得很新鲜。

但很遗憾，因为设备、人员方面的原因，我回来以后其实没有开展起来。我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有一种新方法可以进行颌骨矫正，了解了手术如何进行、过程中该怎么显露、手术该用什么器械，受了很多启发。

▲1988年10月，Dr.Kucey（右三）受邀来北京协和医院访问，并进行正颌手术示教

李：您是回国后担任的口腔科主任吗？担任主任后做了哪些工作？

赖：出国之前，我、高孟麟、钱雪君是副主任，王巧璋主任退了后，科里没有正主任。1987年，我在国外收到一封信，说是科里换届了，任命我当主任。我就从1987年开始，一直干到2000年。

科室要发展，没有人不行。我从加拿大回来就问高孟麟大夫有没有新来的住院大夫，高大夫说没有，我说没有住院大夫哪行。因为我是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当时北医口腔的院长张震康教授是我上一届的同学。我找到他，让他一定帮忙想办法给我们送人来。后来我们真要来了一个学生，1987年从北医口腔毕业的段军，可惜她几年后就离开协和了。

从那年开始，每到春天的时候我就开始着手要人了。先是跟医院积极争取招人名额，再去北医摸底，面试学生。赵继志大夫是1988年毕业时，我从北医要来的，万阔大夫是1993年来的，王威大夫是1995年北医毕业来的……几乎每一年，我们都能招来一两个人。

但是很可惜，有一些人来的时候说得好好的，结果把协和当个跳板，或者觉得床位少发展受限，我们刚培养没几年人就走了，很多工作因此没继续下去。所以后来我下定决心，把真正愿意留在协和的人送出去学习，比如把赵继志大夫派到整形外科医院，请他在整形方面多学习，把陈永宁大夫送到肿瘤医院学习头颈肿瘤手术，把周炼大夫送到北医口腔学正颌外科，把正颌工作发展起来。

我始终认为，我们作为综合性医院里的口腔科，科室小、人少，如果单纯比专业组，确实没法跟专科医院比，人力、物力都比不过。我们能比的，是综合性医院的学科优势。协和科室齐全，有强大的外科、内科、麻醉科、ICU作后盾，我们可以发挥综合性医院的多学科优势来解决疑难疾病。别人能做的手术我们都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也可以做，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那些年，我带着一些同事在家做手术，再派一些年轻人去外面学习，慢慢地把队伍组建起来，多方面工作也开展起来。现在专科医院能做的颌面部大手术我们都能做，他们不能做的涉及全身性疾病的疑难手术，我们也能做。我的研究生张韬大夫现在显微血管吻合方面的手术就做得很好，可以做远距离腓骨移植来重建颌骨，并利用数字化技术同时在植入的腓骨上植入种植体，缩短了患者恢复咀嚼功能的时间；他还经常帮助其他科室用各种肌皮瓣修补局部的软组织缺损。所以说，任何工作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1988年，赖钦声（左三）在上海参加国际颌面外科学术会议

李：听说您有几项工作在国内是开创性的，您能介绍一下吗？

赖：1978年，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科里招了三个研究生。其中，两个是口腔内科方向的，一个是口腔外科方向的。口腔外科的研究生刘家琛，是以宋儒耀大夫的名义招的，由协和来培养，主要是高大夫和我多带一些。他的研究也是我们帮着指导的，后来还发了论文，题目是“用旋髂深血管游离复合髂骨瓣重建下颌骨缺损”，在国内是首次报道。

下颌骨植骨，一般需要切掉一部分患病的骨头，再植上另一块骨头才能恢复下颌骨外形。在过去，下颌骨要是长了良性肿瘤，需要先切掉下颌骨，等三个月到半年后再进行植骨，做不到一次植骨，因为怕感染等并发症。我到协和以后，看见宋儒耀大夫可以做一次植骨，手术中先把下颌骨切去一部分，再从髂骨取一块适合的骨头放到下颌给固定起来，只做一次手术就恢复下颌骨形状。

但是，这样的植骨只能起支架作用，因为移植的骨头周围没有血供。所以我们和刘家琛选择以旋髂深动静脉为蒂的游离复合髂骨瓣来进行移植，这样既能植骨，又能保证骨头周围有血供。这就不是仅仅起支架作用了，而是类似于骨折的愈合，可以说是“起死回生”。

为了做好这个研究，我们前期和医科院的解剖科合作，先去尸体上研究血管走向、肌肉和皮肤的情况，再往尸体的旋髂深动脉内注入美蓝，检查着色的情况，确认了血供的范围没问题，才敢开展手术。此外，我们还在手术显微镜下做了老鼠的动静脉吻合，掌握了血管吻合技术，最后才敢应用到病人身上。做科研啊，事情很多的，不是想到什么就立马应用到临床，得先去踏实地做准备工作。

▲刘家琛、高孟麟（又作高孟林）、赖钦声发表的论文《用旋髂深血管游离复合髂骨瓣重建下颌骨缺损》

用颞浅动静脉为蒂的颅骨瓣修复下颌骨缺损的想法，是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儿童医院参观时得到的灵感。我在加拿大学习期间，观摩了多伦多大学儿童医院做整形手术，发现他们用颅骨来修复下颌骨缺损。因为颅骨的抗压能力比髂骨、肋骨高，支撑能力强，所以他们从颅骨取出一块骨头后从中间剖开，用一部分来修复下颌骨缺损，另一部分放回去盖住脑组织。

我看完以后很受启发，再加上那时候刘家琛的研究也成功了，我就想或许可以以颞浅动静脉为蒂，把颅骨瓣取下来修复下颌骨的缺损。带血管蒂的全层颅骨瓣，不用吻合血管，成活率还高。我指导研究生刘基光查了很多资料，还和他一起去医科院解剖科做解剖。后来我们和神经外科合作，一起做了几例手术，也都成功了，在国内算是率先开展的这项工作的。

但是，后续收集病例很困难。从头上取块骨头放在下颌骨上，大部分病人想不通，不接受。再加上我的研究生也毕业出国了，没有人继续从事这个工作，所以尝试是尝试了，成功是成功了，没有继续下来。

▲1988年，赖钦声指导研究生完成的论文《以颞浅动静脉为蒂的全层颅骨瓣修复下颌骨缺损》

李：赖老师，您有印象深刻的病例吗？

赖：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曾经接诊了一个女病人，才二十岁左右，特别年轻。她的下颌长了特别大的一个瘤子，大到我们都看不见她的舌头，全被瘤子盖住了，她自己饭都没法吃。如果手术切除瘤子，肯定也要把下颌骨切了。切了以后怎么办？如果植骨，找不到下颌骨这么大的骨头；如果不植骨，舌头露在外面，呼吸道容易堵塞。

我想，必须用别的材料代替骨头来进行修复。那会儿不像现在，可以用钛板给定制一个下颌骨模型，当时用得最多的可能就是钢板，但我们手里又没有。后来，我就用骨科用的最粗的不锈钢钢丝围了一个“下颌骨”框架，中间用细钢丝制成网状，软组织可以长进去，不会有排异反应。用这个来替代下颌骨，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记得事先做了很多设计，手术从早上一直做到下午五点多钟，成功了。我们切下来一个近八斤重的瘤子，病人的下颌骨也几乎切完了，只留了一点点未被肿瘤侵犯的骨头用于固定钢丝架。两年以后病人来复查，情况还挺好的。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病例，虽然过程有困难，但我们帮助病人解决了一些痛苦，让她能正常生活。否则孩子这么年轻，病情发展下去，真是不可想象。后来，病例报告发表在《中华口腔科杂志》上。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赖钦声主刀完成罕见颌面部巨大肿瘤切除及重建手术，此为该患者术前术后对比图

还有一个病例我印象深刻。有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刚吃完饺子，就接到了急诊的电话。我赶到急诊一看，一个生产队的饲养员上唇被马给咬掉了一部分。我立刻到手术室为其进行清创后，用皮瓣转移的方式为他修复了缺失的上唇。考虑到美观的问题，我做得比较细，手术做了一晚上，最后基本修复了他的上唇缺损，恢复了其外形和功能。

其实，这个手术并不太难，对我们口腔科大夫来说也较常见，但马咬导致的缺损很少见，又因为是大年三十，这个经历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医生，学技术，就是为了在这种情况下能用得上，能解决病人的痛苦。要是因为工作时间特殊就推脱，那这观念就不对。我们协和的优良传统，就是一切从病人的利益出发，怎么做对病人有利我们就怎么办。

牢记职责，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李：您在协和工作了一辈子，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赖：在协和的熏陶之下，我从一个刚毕业的孩子，成长为能够解除病人一些痛苦的医生，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事。

虽然我原来念的是医学专业，但学习的都是基础的东西。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从各个方面来思考问题、治疗疾病，我是在协和学到的。我懂得了当医生就要一切为了病人，要从病人的角度来考虑，不要从个人的角度考虑；也知道了对待任何事都要有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我的人生观，是在协和的影响下确立的。

我对年轻的大夫，也是要按照协和的标准来要求的。我觉得人的成长一定要严格要求，长此以往，才会有进步。

▲赖钦声在为患者看诊

李：您是什么时候退休的？退休后的生活怎么安排？

赖：我是2000年8月份退休的，但当时我带的研究生还没毕业，医院又把我返聘回来了。所以我虽然退休了，仍然没离开医疗工作岗位。每天早上我还是跟大家一起查房，看看病人，该上手术还是上手术。不过我一般是当第一助手，帮帮忙，盯一盯。直到2011年，我才完全不做手术了。

2013年，口腔科病房搬到了外科楼，我就再未去手术室了，只每周去参加一次大查房，平常主要是看看门诊。一开始是每天出诊，后来一周出三次门诊，一次特需门诊、两次普通门诊。有人说“你可以多看两次特需门诊，普通门诊少一些”，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从个人角度来考虑，这样收入可能会高一些，但我不看重这个，我觉得我应该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来服务，真正为病人解决问题。我一直出门诊出到2019年，直到新冠疫情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