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杭州10月7日电 题：兴奋剂问题背后是一整条利益链——专访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杨扬

新华社记者姬烨、马向菲、赵建通

自2020年1月出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副主席以来，杨扬已经在反兴奋剂领域深耕近四年。在杭州亚运会期间，这位我国冬奥首金得主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分享她对反兴奋剂的新感悟、对体育外交的新思考以及对未来工作的新规划。

“兴奋剂问题背后是一整条利益链”

从运动员时期接受兴奋剂检测，到退役后加入国际奥委会纪律委员会小组调查俄罗斯兴奋剂问题，再到如今成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领导者之一，杨扬对反兴奋剂工作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我（作为运动员）一开始接触的反兴奋剂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就是通过尿检或血检来检测阳性或阴性。”杨扬说，“但实际上这份工作涉及标准、规则、法律、执行，还涉及独立性，这就变得不单纯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了。”

杨扬直言，使用兴奋剂不单是运动员的问题，其背后有一整条利益链。运动员使用禁药往往有外力介入，比如教练、父母、经纪人、医务人员、体育协会官员等。“如果你不把背后的利益链制止住，运动员将永远是受害者，体育也将是受害者。”

杨扬强调说：“我特别关注对运动员随行人员的教育与管理，只有他们对干净体育有更充分的认知，对兴奋剂持有主动排斥的态度，我们才能真正地保护运动员。”

在去年连任WADA副主席之后，杨扬就提出要对运动员的“身边人”加强管理和教育。“在我连任的第二天就收到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贺信，同时巴赫也特别认可我的这个提议。在过去不到一年时间，国际奥委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国际检测机构已就此达成共识。”

不过，与对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检测不同，对随行人员的兴奋剂问题则没有直接的查明方式。对此，杨扬说：“最初在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有人说认定随行人员的责任难度很大。但我觉得，难度大也要去做，有挑战不怕，只要我们开始做了，肯定会逐步找到方法，其中（对随行人员进行反兴奋剂）教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同时我们也争取在《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中加强随行人员的行为规范，以此来管理和制衡他们。”

让WADA走进中国

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前一天，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是该机构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中国举办这一重要会议。而在此之前，杨扬还专门邀请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班卡和总干事尼格利走进复旦大学，与学生们一起探讨反兴奋剂工作中有关诚信、道德、守法和公平竞争等话题。

“我更希望让学生体会到一个国际组织是如何运行的。”杨扬说，“在整个对话的过程，三个小时几乎没有学生离开，实际上我蛮欣慰的。”

杨扬还举了一个例子，在WADA对话复旦学子活动之后，有一个数学专业的学生专门来找她，希望自己可以在数学、大数据等领域参与WADA的工作，“其实这就是我们想达到的目的”。

杨扬介绍说，在本届亚运会上，WADA主要有两方面工作。一是教育项目，由WADA和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一起设立教育展台，同时还有一些寓教于乐的游戏。“我们希望让运动员不单单觉得我们像‘警察’一样看着他们，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他们的保护者。”

另一方面，作为领导和协调全球反兴奋剂工作的最高机构，WADA还在亚运会期间派出独立观察员，监督赛事的兴奋剂检查工作。

对体育外交的新思考

2020年1月，波兰人班卡和杨扬分别出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和副主席。去年11月，两人获得连任，第二个三年任期为2023年至2025年。

班卡和杨扬此前都是运动员出身，在掌舵WADA的过程中，他们非常注重“以运动员为中心”，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把WADA运动员委员会更名为运动员理事会，人数从12人提升至20人，运动员理事会的主席加入WADA执委会等等。

“通过加强运动员的声音，我们希望在每一个环节里能够真正地体现以运动员为中心的理念。”杨扬说。

此外，WADA也通过加大市场推广来增加收入，从而资助反兴奋剂的科研项目。“人们经常说，兴奋剂检测永远是滞后的，但是希望未来通过我们科研的加强，相关检测不再滞后。”

退役以后，杨扬一直在尝试国际体育组织的不同事务，从国际滑联理事到国际奥委会委员，从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

对于体育外交，杨扬表示，就像巴赫主席讲的，越是在当前世界比较割裂的环境下，体育外交的特点就更加突出。它首先是国际语言，同时也可以搭建平台，将大家连接在一起。就像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即便外界面临压力，但是奥林匹克大家庭还是非常团结。

对于中国的体育外交，杨扬建议说：“作为中国体育的一分子，都应该发挥使者的作用。一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专业性做好，另外也通过像亚运会这种大赛来表达我们欢迎世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