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前置”入法既是对文物保护规律的科学回应，也是对城市发展逻辑的理性重塑，让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更好地尊重历史文脉，在保护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使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现代化进程从“对立博弈”走向“协同共生”，为传承中华文明基因、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筑牢法律根基。

“考古前置”不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安全阀”，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其本质是将文化遗产保护的关口前移，体现了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三大核心原则。另外，通过“考古报告+规划调整”的联动机制，避免了“建设性破坏”，实现了历史信息的最大化留存。以福建泉州为例，自2019年全面推行“先考古、后出让”政策以来，有效避免了建设活动对地下文物的破坏。泉州古城街巷更新项目、罗城城墙遗址（龙头山段）考古发掘等，通过系统勘探和科学发掘，不仅保护了地下遗址和文物，还揭示了“叠压型”城市形态的历史演变。同时，遗址保护与周边街巷更新同步推进，形成了“遗址展示+文化体验”的复合空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

泉州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协同发展方面做了很多探索。一是强化系统性保护，结合《泉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编）》《泉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和《“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条例》，编制考古计划，对古城进行网格化管理，建立“考古前置+数字化管理”模式，构建地下文物“一张图”；二是分片分段推进，针对古城基础设施老化问题，采取“先地下、后地上”原则，分阶段实施雨污管网、供水供电改造，避免大拆大建破坏历史肌理；三是多学科协作，引入社科院考古所、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等机构，深化考古成果研究，如南外宗正司遗址、市舶司遗址等出土文物为宋元海外贸易研究提供了关键实证。

泉州通过保护与活化并举，让文化遗产赋能城市发展，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从“资源约束”到“发展引擎”转变。文化遗产丰富的城市往往具备独特的发展基因。泉州22处世遗点，8处集中于古城，完整保留了宋元时期“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历史格局。泉州的实践证明，保护与发展可以形成“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的良性循环。

当然，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在落实“考古前置”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困境。一是认知不足，部分公众对“考古前置”的必要性缺乏理解，认为考古不重要，而且程序繁琐，影响项目的开发进度；二是经费问题，部分项目负责单位可能会为降低成本而规避考古申报；三是时间成本，考古勘探需要提前进场，可能影响场地的清理和前期开发进度，且存在考古周期长与开发周期短的矛盾；四是部门协同不足，土地出让、规划审批与考古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完全打通，存在信息孤岛。

“考古前置”入法对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具有推动作用。在落实法律条款时，各地要强化普法与案例宣传工作，比如制作短视频在政务平台、开发商协会等渠道传播；优化流程与激励机制，建立“多评合一”机制，将考古勘探纳入土地出让前期服务，缩短企业等待周期；开展财政补贴试点工作，对主动申报考古的项目给予税收优惠等；建立“考古服务包”制度，将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等流程标准化，为业主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南，同时分类实施，对重点区域实行“全面考古”，对一般区域推行“风险评估+局部勘探”，推动规划局、住建局、文旅局、考古所数据共享，建立“土地出让—考古前置—建设管控”全链条线上管理系统。

“考古前置”是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要通过“保护优先、系统治理、创新赋能”理念，以及推动“考古前置+活态保护+社区参与”模式，让文化遗产赋能城市发展，实现两者之间的双向奔赴。

（作者 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世界遗产部部长 苏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