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育儿补贴的操作方案。一时间，育儿补贴相关话题在网上网下引起热议。

国家卫生健康委去年10月的数据显示，已有23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生育补贴制度。在各地的实践中，育儿补贴包括哪些种类？如何领取？实施以来起到了什么作用？如何进一步优化相关政策？记者进行了采访。

除发放现金外，还有培训补贴、购房补贴、托育补贴等

育儿补贴是政府部门为缓解家庭育儿经济压力、优化生育环境实施的经济支持政策。“也就是官方直接发放的育儿补助金。”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孙中锋介绍。

目前，育儿补贴发放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一次性发放现金，如安徽省合肥市对符合认定资格的夫妇，生育第二个子女，给予2000元的一次性补贴，生育第三个子女，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补贴；二是定期发放补贴，如山东省济南市对符合相关生育政策规定的济南市户籍家庭中新出生的二孩或三孩，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四川省攀枝花市在2021年7月就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相关政策明确，对夫妻双方户籍均在攀枝花且参加当地社会保险，按政策生育第二、第三个孩子并落户攀枝花的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周岁。截至目前，全市财政已累计兑现育儿补贴2897.95万元。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处负责人吴林介绍，宁夏户籍夫妻，自2023年1月1日零时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并落户宁夏的，可分别获得2000元、4000元的一次性补贴，同时每孩每月发放200元育儿补贴金，持续至孩子3周岁。一次性补贴所需资金由自治区承担60%，县（市、区）承担40%；按月发放的育儿补贴金由县（市、区）全额负担。

从记者的采访看，育儿补贴范围大多涵盖二孩和三孩家庭，一孩家庭并没有纳入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目前各地实施的育儿补贴政策包括生育津贴、育儿补贴、托育补贴、税收减免、购房补贴等。”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国人口学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委员范文婷介绍，生育津贴是针对孕产妇的经济补贴，育儿补贴则由政府出资，根据家庭生育的孩次发放现金补贴，“部分城市已经开始试行购房补贴政策，多子女的家庭根据生育数量，可在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时一次性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补贴。”

除了直接发放现金，相关的配套措施也在陆续出台，持续减轻家庭育儿的经济成本。

安徽省去年1月下发通知，提出对因生育中断就业的女性，在其生育2年内参加就业技能培训，按规定给予每人500元—2400元培训补贴，符合条件的，培训期间给予每人每天50元生活补助。合肥市在去年5月发布通知，二孩及以上的本市户籍家庭新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时，给予总房价1.5%的购房补贴。在攀枝花，共有77家机构自愿参与普惠托育补贴券活动，已累计发放托育补贴券5099张。

宁夏增加60天产假，规定男方享受25天护理假，参加婚检者婚假由10天调整为13天，0—3岁婴幼儿父母每年还可享受10天育儿假等。不断加大对普惠托育服务的投入力度，截至2024年底，全区共有托育机构513家、托位数2.97万个。

带来什么效果

政策实施带来的直接效果是减轻了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

“老三出生时，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提醒申领生育补贴，每月200元准时到账，我们常开玩笑说孩子出生便‘自带工资’。”宁夏银川市的三孩妈妈王蕾说。

“我在2024年6月刚生完第三孩，累计可领取1.12万元。虽然不能覆盖全部育儿成本，但可以负担奶粉、尿不湿等部分刚性支出，切实减轻了育儿负担。”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市民马莹算了一笔账。

家住攀枝花市东区东华街道、今年34岁的彭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二宝1岁多了，每月都能领取500块钱的育儿补贴金，可以用来买奶粉和尿不湿。”在彭月身边，不少朋友都生了二孩、三孩。“除了育儿补贴金，还有托育补贴券呢。3岁以下小孩入托，每人每月能有200元，全年不超过2000元，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彭月说。

政策实施两年间，宁夏累计发放育儿补贴1.2亿元，惠及3.3万个家庭。2023年全区人口出生7.3万人，出生率达10.02‰；2024年出生人口回升至8万人，同比增幅约10%，其中二孩及以上占比稳中有升。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育儿补贴及其配套措施的确起到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的效果。但是生孩子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个需要综合考量的命题，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都要考虑进去。”孙中锋说。

政策如何进一步优化

关于政策优化，宁夏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和社会学系副教授雷安琪建议，可考虑提高补贴金额，适度增加三孩补贴，并探索覆盖一孩家庭的可能性，增强政策激励效应。扩大适用范围，逐步放宽补贴申请条件，适度纳入长期在一地工作的非户籍人口，提高政策包容性。

育儿补贴政策要兼顾公平性和地域性。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认为，我国生育率区域差异显著，整体呈“东低西高”。相比于大城市，同样的育儿补贴支持，更有利于提升县域和农村的生育水平，但这类地区往往又面临财政压力。因此，应建立国家生育支持基金，探索建立由财政支持、资金来源多元化的育儿补贴制度，并向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倾斜。在一线城市和财政宽裕、生育率低的地区率先试点一孩生育补贴。

“育儿补贴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取决于补贴来源、补贴对象、补贴金额、补贴方式、补贴类型等。政策制定时，要考虑地方财政压力和群众实际需求，才能提升育儿补贴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范文婷说。

在完善配套政策上，雷安琪建议，应完善托育支持，加快普惠性托育机构发展，降低家庭育儿成本，提高生育意愿。建立长期保障机制，推动“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联合出资，确保补贴政策的稳定性，并探索税收减免、住房支持、职场友好等综合措施，形成长效生育激励体系。

孙中锋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支持积极生育的政策措施落地，“人口问题是长期性、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问题，社会各界要树立科学的人口发展观。要加大对托育机构的支持力度，增加专业普惠的托位供给；同时健全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对育儿父母的社保进行补贴、对招聘育龄女性的企业进行补贴、提高未成年人的医疗报销比例等。最后，也要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帮助广大民众理解和支持国家及地方的生育、人口结构优化等相关政策。总之，提高生育意愿，要以需求导向制定政策，减轻大家的后顾之忧。”（记者姜泓冰、游仪、罗阳奇、焦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