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之“法”从何而来？立法者为何人？仿佛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晋人尚韵，唐人尚法，这个为书法立法之人无疑是一位唐朝人。当我们把焦点再进一步缩小，回望盛唐开国时，宗法二王，承继魏晋余绪，重法度，尚典则的欣欣向荣气象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欧阳询书法戈戟森然的气势，秀骨清相的内蕴；其严谨法度、端严风骨中蕴藏的正大气象，百代标程正体楷书发展，成为历朝历代官方实用书体；其根据自己的书法实践总结的《结体三十六法》，把字体结构放在审美框架下，进行书法意义的空间排列组合，如兵法之《三十六计》，成为楷书书法创作千古不易笔阵图。
大难不死，后起冠冕
魏晋时期的南北分裂，直接导致书法体貌的南北差异，南国尚帖，在王、谢、桓、庾四大家族贵胄子弟的来往书札中，形成以楷、行、草为主体的帖学世界。特别是王羲之在永和九年的修禊雅集中醉书《兰亭序》，以楷起始，愈写愈快，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其富有中和之美的南帖之韵，成为一统天下的魏晋美学篇章。而在北国，拓跋氏占领洛阳，在佛教的梵呗声中，洛阳龙门石窟开凿，《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碑》等北魏碑刻也以其峻厉雄强的风骨，占据书法半壁江山。对于生于南朝陈时的欧阳询来说，无疑是在帖学的熏陶中，度过了自己的书法启蒙时期。虽然欧阳询出生在钟鼎玉食的将军之家，但却在歌舞升平中隐藏着一场灭顶之灾；南朝陈文帝天嘉年间，欧阳询的父亲欧阳纥讨伐岭南有功，授黄门侍郎，出任安远将军、衡州刺史，袭爵山阳公，出任大都督、广州刺史，进号轻车将军。功高权重，威势益盛，颇招皇帝疑忌，终于在皇帝下诏调离广州时，欧阳纥起兵谋反，屡战屡败，全家被诛杀。而年仅十多岁的欧阳询被父亲的好友江总藏匿救下，才大难不死。作为叛臣之子，欧阳询也许一生都无出头之日。长相丑陋与叛臣之子的身份，决定了年少的欧阳询不敢出头露面，而只能靠读书与写字来打发自己的时间。并且，养父江总能文善书，诗歌词赋、书法都很有名气，窦皋《述书赋》曾对其书法做过这样的论述：“坡陁总持，独步方外。甘率性而众，非接武于兴会。若时违隐沦，卒不冠带。”坡陁，山势起伏貌。可见，江总的书法与南方的尚韵的帖学书札相比，独步方外，与众不同；并且，江总出生于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与洛阳相距仅二百多公里，其书风无形中会受到北碑影响，坡陁二字，形象地道出其书风的崔嵬峥嵘之貌，这种书风正是北魏《张猛龙碑》《张玄墓志》等展现出的天真活泼，激越昂扬的率真书法境界。江总的这种书风，在幼时的欧阳询心中会以先入为主的方式，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记，无论后来怎样受二王书风影响，其戈戟森然的风骨会一直成为其书风的第一审美感受。
但从整个书法的大气候来讲，南朝陈时正是智永和尚大力弘扬王书的时代，他用30年时间，临写《真草千字文》800卷，遍施浙东诸寺，形成王书一统江南的格局。我们从师承智永禅师的虞世南书法来看，完全是一派流美飞扬，清婉内敛的美学风范，虞世南在南朝陈时已名满江南，而此时，欧阳询还藏匿在江总府邸密室中，不敢抛头露面。
公元589年，隋灭陈，33岁的欧阳询被江总推荐，在隋朝做了一名书写工作的小官，才算有了出头之日。一直到做太常博士，欧阳询在隋朝生活了30年，这也正是其书法风貌形成的关键时期，其书名也冠绝一时。我们从立于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的《隋姚恭公墓志铭》可以看出，欧阳询骨法运笔，天骨开张，秀劲绝伦的楷书风貌已经初见雏形；从字里行间，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王羲之《黄庭经》的宽展停匀的结构，雅劲的运笔，但整通碑的气势，已趋于方峻笃实的北方碑刻风貌；这正是南北融合的典型特征。并且，从这通碑中，似乎还蕴含着这样的信息，撰文者虞世基，正是大书法家虞世南的兄长，这年欧阳询55岁，虞世南54岁，并且同朝为官；虽然不能说欧阳书名已略胜虞世南一筹，但可以肯定地说欧体书法在题碑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八体尽能，蕴蓄浩博
唐代书法评论家张怀瓘《书断》中这样评价欧阳询：“询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几旋雷激，操举若神。”飞白，亦称草篆，相传东汉灵帝时修饰鸿都门的匠人用刷白粉的帚写字，蔡邕见后，归作“飞白书”。这种书法，笔画中丝丝露白，像枯笔所写，从美学角度讲，飞白犹如悬崖瀑布飞纵，织布细线伸展，女子秀发随风飘动，千姿百态，美不胜收；是晋唐时期流行的艺术性书法，王羲之，王献之等大家都有此类书体。这种艺术应该以纯正的篆书中锋运笔来完成；如今，虽然我们看不到欧阳询的飞白书，但从《九成宫醴泉铭》碑额篆书中，却能看到欧阳询宛健通达的运笔气势。这种运笔气势若以枯笔中锋，无疑会产生若瀑布流动般，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势，扭曲盘旋中，若龙蛇搏斗，不亚于张旭草书的惊人气象。我们从欧阳询《草书千字文》残卷中，第一感受就是若歌舞战斗般的磅礴气势，若曲铁般刚劲的笔画中，迭荡跳骏，正体现真草互为表里的书法精神。张怀瓘曾评价曰：“其草书迭宕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其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之致。”可以说，欧阳询的草书以猛锐长驱的气象，比二王的草书更让人动容，可能由于其楷书成就过高，以至于在行笔中会缺少文人意趣的幽雅，而感觉过于清致，但亦可以与智永和尚旗鼓相当。
欧阳询对古碑有一种特殊的挚爱，又善于从中汲取营养。相传他骑马看见一块古碑，乃晋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返，下马伫立，及疲，乃布裘坐观，因宿其旁，三日方去。索靖善章草，其书险峻坚劲，自名“银钩虿尾”，张怀瓘评价道：“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云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或云楷法者如云，是知趣皆自然，劝不用赏。”从书法衍形的角度讲，楷书的笔画来源于章草，这也是欧阳询悟到楷书生成的笔墨道场；索靖曾著有《草书势》，其中曰：“损之隶草，以崇简易，百官必修，事业并丽。盖草书之为状也，宛若银钩，飘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可以说，从篆书到隶书，从章草到楷书，这正是中国书法所谓的隶变时期，以隶书为核心，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书体变形，我们从魏碑的各种体态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此时，正需要一位能精鹜八体，融汇古今的书法集大成者，欧阳询无疑是不二人选；我们从欧阳询的隶书碑刻中感受到，他的隶书并不像汉朝时期的纯正隶书，而是在融篆入隶，融楷入隶的篆隶、楷隶风貌的变体。《宗圣观记》碑，是其70岁所书写，其字形方正严整，宽博端庄，其取势汉代八分书，以圆笔为主，融篆入隶，甚至有些笔画直接以篆书写之，呈现出古朴苍劲的金石气息。《房彦谦碑》是欧阳询75岁时所书，以峻整崚峥的方笔为之，起笔顺锋，收笔多露锋，横画与捺结尾多为上扬之态，极挑拔险峻之妙。可以说，欧阳询这种带有楷书味道的方笔隶书，若鱼鳍飞动，若长枪大戟，耀其精神，古拙厚重，与《爨宝子碑》的运笔特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唐代另两位大书法家褚遂良与虞世南曾有过一次精彩对话：“褚遂良亦以书自名，尝问虞世南曰：‘吾书何如智永？’答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君岂得此？’曰：‘孰与询？’曰：‘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遂良曰：‘然则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笔调，固可贵尚。’遂良大喜。”“善书者不择笔”从此也成为体现高超书写水平的评判准则；可以说，八体尽能皆精妙，是欧阳询自幼痴书如命，研究书理，勤于临池的必然结果；欧阳询不但八体尽能，而且在文学诗词上也成就非凡，他主持编修《艺文类聚》一百卷，被誉为唐以前文学诗词的大百科全书，也正是在这样的厚重积淀中，才能以其楷书气象开启一个辉煌灿烂的盛唐。
碑骨晋韵，楷则之极
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建立李唐王朝，欧阳询深得李渊、李世民的器重。唐太宗李世民甚爱王羲之书法，并把身、言、书、判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要求必须楷书遒美；这无疑是按照欧阳询书法风貌制定的标准。贞观年间，欧阳询与虞世南、冯承素一起受封为弘文馆学士，讲授书法，被李世民誉为第一流书法家。欧阳询也从给事中、迁太子率更令，官至银青光禄大夫，获封渤海县男。大约正在此阶段，萧翼赚《兰亭》成功，李世民如获至宝，让欧阳询、虞世南、冯承素各自临写《兰亭序》分发给太子们学习书法，欧阳询凭借自己的超凡的眼界，和对于王羲之书法的独到理解，以深厚的功力将此帖临摹得神气十足，定武本《兰亭序》被后世誉为最接近《兰亭》精神的摹本。
如果把欧阳询楷书只是看作简单的南北书风的融合，未免太草率。因为，早期的《姚辩墓志》已经充分体现这一书法趋势。进一步考察，从初唐时期浓厚的书法氛围与《兰亭》真迹的面世分析，其书法美学变革，成熟期楷书两个重要碑帖《化度寺碑》《九成宫醴泉铭》明显受《兰亭》较大影响，主要表现为易方为长。可以说，隶书是在篆书的基础上向扁方形发展，以致愈来愈扁，甚至包括钟繇的楷书《宣示表》，王羲之的《黄庭经》也是这一体型。而真正首次把书体拉回竖长的，只有《兰亭序》主要字体如永、年、暮春、兰亭、群贤毕至等，这些字体虽是行书，却点画清真，更具楷书风范。欧阳询无疑以这些结字方法与字形特征受到启发，在峻硬挺拔的碑骨中融入《兰亭》的中庸之思，归于万物化生的中和之美。
《化度寺碑》刻于贞观五年（631），此碑结体内敛修长，用笔瘦劲刚猛，严谨缜密，欧阳询带着一种禅佛化度众生之心，书写禅师风范凝正，行业精勤之志，故而整方碑具有神气深隐，体方笔圆之妙，超尘绝世之概。而刻于唐贞观六年（632）的《九成宫醴泉铭》，欧阳询无疑是站在国运昌盛的层面，把唐太宗李世民游九成宫发现醴泉的瑞兆之象写得风神遒美，古穆庄严。其文为敢于犯颜直谏宰相魏征所撰，有：“王者刑杀当罪，赏赐当功，得礼之宜，则醴泉出于阙庭。”“圣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则醴泉出。”[]以颂太宗之德，又有“人玩其华，我取其实，还淳反本，代文以质，居高思坠，持满戒溢，念兹在兹，永保贞吉。”谏戒之语。欧阳询也是站在人文历史的高度，把篆籀的古穆，隶书的浑厚，魏碑的森然，草书的动势，八体尽能的书法蕴蓄着李世民的励精图治，发挥成高华浑朴的盛唐开国之宏伟篇章。
可以说，在《九成宫醴泉铭》中，欧阳询在魏碑楷书、钟王楷书、篆书、隶书放在同一框架下，重新整合，为了使字体修长美观，他不惜改变原本活泼的散点式布排，把“氵”并排在一条直线上，比如，清、滞、潔等；并且在袭、淑、恩、勝、宫、池、兼、训等字，都是错位变形，借篆隶行草入笔的典范。
在章法布局上，欧阳询突破了王羲之“大字促之令小，小字促之令大”的规则，而采用夸张铺排的艺术手法，大字更大，小字更小，长字更长，扁字更扁；这样的手法给我们的视觉造成层递转换的感受，比如，我们第一眼去看此碑时，满眼都是修长的字体，戈戟森然之势不可挡，但当我们逐行仔细看时，大字小字错落有致，不但有扁方字体混杂其中，甚至有些上下结构的字体略微倾斜，造成一种险绝的气势；这正是欧体书法在谨严的法度中，能传达森罗万象、和谐相生气韵的绝妙方法。也是后来者学习欧体，不得要领，未能体悟欧体书法布局而陷入如排算子，乃至板滞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正是因欧体法度谨严，蕴蓄诸体，才能在盛唐大统一的历史关键点，把南北书风形成灵与肉的完美融合，在永字八法的基础上，篆隶行草诸体相融，规范为楷书极则，以法行之天下，象一条准绳，时时在牵动着中国书法灵魂与骨肉的合体相生。
张怀瓘把欧阳询楷书、行书放在一块评说，说明其行与楷风格的无限接近，我们从留下的《张翰帖》《梦奠帖》中看到，其行书完全在作行如楷的心境下，在一种沉雄而爽健的运笔中，对二王书风的一脉传承；但其险峻纵敛的笔力，又打破二王的尽善尽美之风，而有一种“执法面折庭争”之孤峰崛起气势，故张怀瓘评论说：“真行之书，虽于大令亦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
欧阳询不但是一位开宗立派的大书法家，更是一位书法理论家，他用一生的书法探索，写出了《八诀》《传授诀》《用笔论》《三十六法》书法论著，至今被后学者奉为圭臬。欧阳询把中国文字的结构上升到美学的角度去编排解构，一切方法都以体现文字之美服务，戈守智把这一美学准则总结为“却好”，恰到好处也。其谓曰：“诸篇结构之法，不过求其却好。疏密却好，排叠是也。远近却好，避就是也。上势却好，顶戴、覆冒、覆盖是也。下势却好，贴零、垂曳、撑拄是也。对代者，分亦有情，向背、朝揖、相让，各自成形之却好也。联络者，交而不犯，粘合、意连、应副、附丽，应接之却好也。实则串插，虚则管领，合则救应，离则成形，因乎其所本然者而却好也。互换其大体，增减其小节，移实以补虚，借彼以益此，易乎其所同然者而却好也。窕者屈己以和，抱者虚中以待，谦之所以却好也。包者外张其势，满者内固其体，盈之所以却好也。褊者紧密，偏者偏侧，捷者捷速，令用时便非弊病，笔有大小，体有大小，书有大小，安置处更饶区分。故明结构之法，方得字体却好也。至于神妙变化在己，究亦不出规矩外也。”宗白华先生认为，《三十六法》所讲述的书法结体显示着中国人空间感的型式，这是一种类似于音乐或舞蹈所引起的空间感型，这正是一种典型的书法空间创造。
毋庸置疑地说，欧阳询是承继魏晋风度，开创盛唐楷书气象之集大成者；他把东晋盛行的风度之韵，在篆隶基础上，化为符合审美规则的楷书之法；在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规则下，规范了书法的无节制地朝线条的艺术无限发展；我们每观临其碑帖，都仿佛面对一位严师，以他谨严的风神，楷法之极则，让我们有一种敬畏之心。一千多年来，历朝历代学习欧体书法者甚多，欧体书法仿佛一条中轴线，总是在狷介与乡愿中，让后来者看清自己的位置，纵然有人对欧体有一定的非议，但依然阻挡不了更多的习书者崇拜这位旷世奇才般的书法大家。（青岛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 陈忠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