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章中，常常将朝廷重要公文称为大手笔、大文词、大制作、大议论等。其中的“大”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含义。因为“事无大于明堂之政者”（蔡邕《蔡氏月令》卷五），朝廷之事都是大事，故有“大”之称。二是艺术含义。一般来说，朝廷重要公文的作者都是当时文章名家，他们写作艺术高超，声誉极大。这些文章兼具政治功用和审美价值，学界已有较多论及。但中国古代文章学中还有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概念——“大文字”，学界鲜有论及。
“大文字”内涵的演进
最早提出“大文字”的，当是朱熹。他说：“李丈奏议、行状可得一观，幸甚。甚恨不得一见此老，然读其书，却是大模样，大手段，非如一种左右拾掇、委曲计较小小家计，为无用之学也。他时与《罗鄂州小集》皆愿附名于其后，然亦只能作题跋，无力做得大文字也。”（《与刘子澄书》）这里的“大文字”是相对于题跋等篇幅短小的文章而言，指篇幅较大、内容更为丰富且实用的文章，如奏议、行状等。这是“大文字”的最早内涵。宋末元初，“大文字”被用来形容文章的思想深度，主要用于评价理学家文章。王义山《稼村类稿·讲义》载：“先儒《西铭》与濂溪《太极图》、伊川《易传序》《春秋传序》是四件大文字。”用“大文字”来形容《西铭》《太极图》《易传序》《春秋传序》的重要性，其实就是强调其思想深度。明人有的延续这一评价，戴君恩《剩言·内篇》曰：“《太极图说》自‘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以前，是说本体，自‘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以后，是说工夫。《西铭》亦然，自‘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以前，是说本体，自‘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以后，是说工夫。完完全全，彻上彻下，真是宇宙间两篇大文字。”将《太极图说》《西铭》称为“大文字”，是因为两文将理学中的“本体”“工夫”解说透彻，思想深刻。
明代的“大文字”还可以指朝廷的高文典册。艾南英《答陈人中论文书》云：“宋景濂佐太祖皇帝定制度、修前史，当时大文字皆出其手，我朝文章大家自当首推其文。”宋濂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曾辅佐朱元璋定制修史，所谓“当时大文字皆出其手”，当是指宋濂参与起草了诸多朝廷高文典册。姜宸英《湛园札记》称：“‘大手笔’本出《晋书·王珣传》……大手笔者，谓高文典册大文字也。”直接把“高文典册”称为“大文字”。从文体层面看，凡是涉及朝廷重要公文的写作，如重要的制诰、诏令等，可称为“大文字”。这与上文提到的大手笔、大文词、大制作、大议论的内涵相似。此外，明人又用“大文字”来评价唐宋散文中的艺术高超之作。茅坤曾把韩愈《衢州徐偃王庙碑》评为“大文字”：“以客形主而立论奇高，造语怪伟，当是昌黎大文字。”（《韩文公文钞》卷十一）又唐顺之评曾巩《太祖皇帝总序》：“此等大文字，当看其布置处，南沣有《沧州上殿札子》，皆与此意同。”（《曾文定公文钞》卷四）前者注重的是立论、造语，后者注重的是文章布局，皆是针对韩愈、曾巩的文章艺术技巧而言。
“大文字”的创作要求
作为一种统摄性概念，“大文字”的创作有较高要求，宋人开始关注创作“大文字”的作者心境，元、明两代论述较少，清人则聚焦于作者笔力识见、文章立意、行文结构、整体风格等方面的内容。
从作者心境看，“大文字”的创作需要放开胸襟。宋人李淦在《文章精义》中指出：“做大文字，须放胸襟如太虚始得。太虚何心哉？轻清之气，旋转乎外……人放得此心，廓然与太虚相似，则一旦把笔为文……殆如妍丑之在鉴，如低昂之在衡，决不至颠倒错乱，虽进而至于圣经之文，可也。”要求作者放开胸襟进入太虚之境，让轻清之气由内而外，达到物我合一。明大道，修心境，对事物的体察要全面，从大处着眼，不可偏执一词，否则就会限制写作的思维。同时，还需要作者笔力强劲，真气充盈。如张维屏《国朝诗人徵略》载：“黄仲则《程孝子行》，王铁夫《书常公殉节录后》，此二诗一写孝子，一写忠臣，笔力遒劲，生气涌出，真宇宙间大文字也。”笔力孱弱，则无法作“大文字”，施国祁《金源札记·仆散忠义传末》云：“案，沂公之将材、相业不下裴令公，当史局者……妄思作一篇极大文字，无奈笔力冗弱，不觉满纸芜辞”。
此外，从行文结构看，“大文字”要求谋篇布局，章法合理。桐城派刘大櫆门人方国评其《游晋祠堂记》：“叙次景物，曲折分明如画……是大文字。”（《海峰集》卷五）邱维屏《正统图说》文末自评：“大文字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分画甚明。”（《邱士邦文集》卷三）“分明如画”“分画甚明”都是针对篇幅较长的文章而言，要求谋篇布局要清晰合理。又魏礼《书〈渡琼海〉诗跋》云：“大文字盖字少理足，句劲而转折多也。”（《魏季子文集》卷十一）这是评诗，“句劲而转折多”是对章法结构的要求。从整体风格看，“大文字”要“庄重”，讲求气骨。清初虞山诗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冯班评苏轼文章时说：“嬉笑怒骂，自是苏文病处。君子之文必庄重，苏公自有大文字，今小人只读《坡仙集》。”自注：“《表忠观碑》《司马温公行状》，大文也……”（《钝吟杂录》卷四）“庄重”是相对“嬉笑怒骂”即自然随意而言的。汪有光《标孟》文末有一段对《孟子》文章风格的评论：“阅此一过……凡作大文字，全要议论正，气骨高。”（《标孟》卷七）从文章风格的角度来说，《孟子》属于“大文字”，正是由于议论正，气骨高。
“大文字”的文章学价值
“大文字”是中国古代文章学中一种非常有意味的批评，它不是一种单一的文体，也不仅仅是以题材来划分。“大文字”能统摄多种文体，举凡在思想、艺术等某一方面具有独特价值的文章，均可称之。“大文字”在中国古代文章学中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讲究“大文字”，更便于洞悉事物的本质。王之绩《铁立文起·论》有云：“讲性理而洞彻精微，论治道而深究利害，便是大文字。”将性理的精微之处讲透彻，把治道的利害关系说清楚，即要有识见，发前人之所未发。清初李颙《答杨雪臣隐君》说：“客冬，吴君濬长自都门以先生所撰《寻乐堂记》见寄……的确发昔人所未发，乃天地间大文字。”（《二曲集》卷十六）指出“大文字”的独创性和开拓性。刘肇虞辑《元明八大家古文》收王慎中的《明伦堂记》，唐德评：“内外合一，才完得明伦事直，抉透其所以然，此等大文字，非小儒能办。”同样强调将道理说得全面透彻，才是大文字。
其次，清代则将“大文字”内涵扩展到诗歌评点领域，具有艺术价值或认识价值之诗也可如此称之。如俞玚评杜甫《蜀相》：“真正痛快激昂，八句便抵一篇大文字。”（《杜诗镜铨》卷七）诗人情感激昂，读者读后酣畅，只八句，便为诸葛亮“盖棺定论”，《蜀相》的艺术和认识价值兼具。又沈德潜评李梦阳《玄明宫行》：“此为宦官刘瑾作也……痛惜祖训，垂戒后人，是大章法、大文字。”（《明诗别裁集》卷四）主要是从李诗的认识价值出发，认为其有“垂戒后人”的作用，借李诗以“厚人伦，匡政治”。从中可见该词对诗歌批评的重要影响。
最后，“大文字”是文章地位高大的体现。吕乔年《太史公编成〈皇朝文鉴〉始末》曰：“晦翁晚岁尝语学者，以为此书编次篇篇有意，每卷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压卷，如赋则取《五凤楼赋》之类。”（《宋文鉴》卷首）吕祖谦取《五凤楼赋》为《宋文鉴》“压卷”之文，其属于“大文字”，可见推尊之意。清人龚炜说：“太史公《史记》乃宇宙第一部大文字，而《孔子世家·赞》推崇至圣，又是秦汉以来第一人，独孟子与荀卿同传，未合。”（《巢林笔谈续编》卷上）亦可见推尊《史记》之用意。（作者：邹阳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