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蒋超良：一开始就跟那些老板，最开始就是不清不楚的关系，最后慢慢地就甘于被拉拢腐蚀，甘于被“围猎”，主动地投怀送抱，我感到很耻辱的这个事。

蒋超良，十四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曾任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湖北省委书记等职务，2025年2月接受审查调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一监督检查室二级巡视员冯京友：这个案子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不法商人“围猎”蒋超良及其家庭，“围猎”的周期很长，很多都是几十年的交往。

一些人为了获得“特殊关照”，取得所谓“竞争优势”，牟取不当利益，挖空心思、无孔不入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拉拢腐蚀。早在上世纪90年代，蒋超良还只是中国农业银行的中层干部，一个名叫李远光的老板就开始在他身上不惜下“本钱”，在众多“围猎”者当中，可以说是极具典型性。

涉案商人李远光：那时候，他那个职务也帮不了我，但是我就当作一种感情的维护。朋友多了路好走，关系多了事好办。

李远光的“围猎”手段也堪称耐心、贴心。他和蒋超良都是湖南人，知道蒋超良家庭观念重，于是每年春节，李远光回老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给蒋超良的母亲拜年。

李远光：当时我每次去给2万元，他妈不要，我就怎么给？他妈打麻将，我就到银行把钱就全部换成小票子，我说是给您打麻将用的，这时候，他妈才接受。

蒋超良：他这个“围猎”是种渗透式的“围猎”，他不是点对点，只对我，是渗透到我们家庭的各个成员，到后面依赖，再后面离不开他。

随着蒋超良职务提升，李远光的“服务”也不断升级，从孩子上学、兄弟投资到父母就医，蒋家的大事小情，李远光都出钱出力、一手操办，简直成了蒋家的“大管家”。甚至连家里的保姆要买房，蒋超良都首先想到找李远光要钱。

李远光：他保姆要买房子，他说50万就可以了，我就拿了60万，我肯定要高，不能低，我说让她去买点家具，我就拿了60万。

很长时间里，李远光对蒋超良家有求必应、无微不至，却从不提任何请托，甚至让蒋超良都觉得对他有点亏欠。

蒋超良：李远光十年左右没有找我办事，以至于后来我不给他办事我心里都过不去了。我都问他，李远光，你有什么事要办吗？

“围猎”者放的线再长，终究还是挂着鱼钩，收线只是早晚问题。当李远光感到时机成熟了，一开口要的就是大项目。2011年，蒋超良已经是中国农业银行“一把手”，当时农行要集中采购大量ATM机。李远光提出请托，蒋超良自然满口答应，帮助其公司拿下了大额长期采购合同，获取了巨额利益。

为了能够把蒋超良长期绑定，李远光还专门邀请蒋超良弟弟零成本“入股”自己公司，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利益输送，随之李远光拿项目、批贷款等请托越来越多。

蒋超良：“围猎”家人等于“围猎”我是一样的，围蒋忠良、围蒋斌良、围我家里人就可以，他们知道。

蒋超良是家中长子，从小就对两个弟弟关爱有加。父亲临终前，嘱托他要照顾好弟弟。蒋超良走上领导岗位后，就开始一味利用权力来“照顾”，把他们带上了歧途。

蒋超良四弟、涉案人员蒋斌良：打高尔夫球，自己也买豪车，再买一个别墅，贪图享受，不劳而获。依附蒋超良，来钱来得比较快，当时就是这种思想。形成就是不愿意干活、不干正经事。就是这种情况，特别后悔。

蒋超良五弟、涉案人员蒋忠良：看到四哥蒋斌良也是靠着大哥做了一些事，我觉得挺好，眼红，就跟大哥说，反正要我上班我上不了，干点别的吧，拉拉“皮条”、提提“篮子”，做这个也可以。

兄弟情就这样渐渐变了质，成了互相利用的利益共同体。有了两个弟弟在商人老板中间穿针引线，三兄弟一起在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蒋超良退居幕后，两个弟弟则在台前充当代言人。

蒋超良：后来也是自己的一种贪欲、物欲，让他成了我的一个“钱袋子”一样，让家庭这些成员蒋忠良、蒋斌良走向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一些商人老板感觉到弟弟们在蒋超良那里很有分量，就通过接近他们来“围猎”蒋超良。2016年，蒋超良就任湖北省委书记，各有所图的人立即蜂拥而至，蒋斌良、蒋忠良很快感受到了大哥作为省委“一把手”带来的巨大含金量。

蒋忠良：有老板、有朋友、有官员一下就围着你上来了，把你托到天上去了。确实是感觉人家都把你捧着，那肯定是真的是在天上的感觉。那人一下也是确实会疯狂。边上人也是疯狂的，自己疯狂，看着别人也是疯狂的。

仅在湖北省孝感市一地，蒋忠良参与其中的大项目就有好几个。他只需倚仗蒋超良的权力拿到项目，再转手给其他商人老板，就能获取巨额利润。而把项目直接批给他的人，是孝感市委原书记潘启胜。

潘启胜以前是湖北一家省属企业董事长，正是靠着先结识蒋忠良，从而攀上了蒋超良，随后便搭上了仕途特快车，一年之内调动了两次职务，先被重用到省国资委当主任，很快又坐到孝感市委书记的位子上。为了牢牢傍上蒋超良这棵大树，潘启胜一上任就“知恩图报”，把一系列大项目都交给了蒋忠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黄涛：老百姓怎么想？干部群众怎么想？省委书记在用什么人？在用的是能给他弟弟带来帮助的人，这就是很可怕的，造成的这种用人的导向是非常错误的。

一些不法商人看到省委书记的弟弟们敢收钱、能办事，“围猎”方式也变得更加大胆，跳过温水煮青蛙式的“感情培养”，一上来就直奔“花大钱办大事”，动辄就是巨额利益输送。一个敢送、一个敢收，权钱交易变得更加赤裸、疯狂。

蒋超良：它是这种项目模式，不跟你平时拉拉扯扯的，直接就是一个大的项目砸过来，一次性地通过我弟弟完成这种权钱交易。

冯京友：这些老板可能蒋超良听都没听说过，只是说蒋斌良或者蒋忠良过来给他讲，有这么个事儿需要你支持，跟谁谁就这么点了一下，他说他知道了。但是实际上，这些人这些老板他都不认识。

这些不法商人老板为了获得蒋超良在企业经营、贷款审批、工程承揽上给予的帮助，有的向蒋斌良直接送上巨额利益，有的以合伙做生意的名义为蒋忠良垫付巨额出资款，有的给蒋忠良又是送上原始股又是减免项目合作费用，为的就是用重金把蒋超良拿下。

蒋斌良：这就是权力带来的收益，没有权力的话拿不到这么多钱。蒋超良的权力那么大，一次能拿那么多钱。

在不法商人老板重金“围猎”下，蒋超良往往只需要利用职务便利，打一个招呼就能进账一笔巨额贿赂。此时的蒋氏三兄弟沉醉在权力带来的光环之中，难以自拔。而到了2020年，随着蒋超良被免去湖北省委书记职务，两个弟弟也最先感知到了剧终人散的凉意。

蒋斌良：打电话的时候，接的时候口气都变了，这个都很明显，就要疏远你，你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了，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蒋忠良：我大哥反正免职之后，也是算是从半空中哗一下跌到地上去了，咣当一下，边上一下安静了，没有人了。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2025年10月，蒋超良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其共同受贿人、行贿人也都受到了相应处理。

蒋超良：人民赋予我的权力，我没有为了人民，为了自己、为了家庭。愧对党中央，愧对我工作过的这些金融机构，还有愧对湖北省人民，愧对父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深入推进蒋超良案以案促改促治，湖北省委深刻反思蒋超良案暴露出的问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严于律己，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组织开展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亲属牟利等问题专项整治，强调对“围猎”零容忍，持续打击“围猎”行为‌，维护政治生态的清朗。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黄涛：要防违规吃喝，要防止礼品礼金，防“围猎”主要就是抓早抓小，风起于青萍之末，好多“围猎”都是早有迹象。从纪检监察机关而言，还是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加强作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