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朱元珏，1932年2月出生于上海，成长于天津，祖籍安徽旌德。著名呼吸病学专家，全国政协委员，曾先后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主任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1956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医疗系，之后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79-1982年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肺科作访问学者。

朱元珏教授致力于呼吸系统疾病中急性和慢性肺损伤、肺间质病的发生机制等研究，“肺动脉高压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防治的实验研究”1993年获卫生部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慢性肺间质病的发病机理和临床诊断研究”1995年获卫生部医药科技进步三等奖。1986年获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科技工作者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先进教师称号。1995年至2000年任中华医学会呼吸学病分会第四届主任委员。2006年被中国医师协会授予中国呼吸医师终身成就奖，2008年被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授予终身荣誉奖。2016年荣获中央保健工作杰出专家。

1992-2001年任《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总编辑。作为第一副主编编写的《现代内科学》（人民军医出版社，1995年）获得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编的学术专著《呼吸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年），是我国呼吸学界的经典著作。2009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

史真真（以下简称“史”）：朱老师，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朱元珏（以下简称“朱”）：我是朱元珏，1932年出生，今年91岁。我生在上海，父亲是一个在洋行工作的职员。我在上海念的小学，后来日本人来了，父亲调到天津，我们一家子就随着父亲到了天津。初中、高中都在天津圣功中学念的，这是一所女子中学，天主教学校，修女管得挺严的，不许留长头发，裙子到膝盖以下，不许看课外小说。可是我又特别喜欢看小说，那时候学校有个小图书馆，里头有一些小说，我有时候休息时偷着跑去看一会儿，等到上课了再回来。我父亲不太管我们，妈妈是个家庭妇女，我上面有哥哥，下面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那时候就知道要好好念书，成绩还可以。一直念到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了，哥哥那时候已经在念燕京大学了，所以我自然就想到北京来上燕京大学。

童年时期的朱元珏

史：您当时高考报了哪些志愿呢？

朱：我报的三个志愿都是医学院，其中有燕京大学生物系里的医预科和北京大学医学院。因为我数学不好，也不怎么喜欢学文学，就觉得只有生物还好点。最后报的三个学校都考上了。当时有个想法，就是女孩子要是没职业就只能做花瓶，觉得学医将来可以不求人，因为那时候的医生生活条件都好一点儿。父母也没太特别干涉，就这样到北京来念书了。

燕京大学校园

史：您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朱：我是1948年进入燕大，我的学号是W48029，这个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女同学学号前头都有个W，48表示1948年入学，所有的上课、座位、吃饭都跟这学号有关系。为什么是029？因为我姓朱，学号按姓氏英文首字母排序，朱按照英文发音是“Chu”，所以C开头排在靠前。W48029，这个号码我一直记着。

大学里大家都过集体生活，挺快乐的。燕大女生宿舍是三人一屋，我16岁就上了大学，同屋的都比我岁数大。生物系主任Ms Boring是个美国老太太，她是个教徒，对我们管得很严，经常要personal talk，就是到一定时候就叫去你训话。现在我还能回忆起来到她家谈话，可是具体谈些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 

我能沉下心来念书，把不懂的地方想方设法弄明白，而且有自己的认识，这是在燕京的学习培养期间打下的基础。协和跟燕京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我比较大大咧咧，可是在追求知识学术上面，还有对自己要求别太差了，这点是得益的。

那时候我的业余爱好就是看小说和看电影。看小说我本事大着呢、快着呢，我爱看武侠小说，也爱看英文小说，同时还能学点英文。我还喜欢去看电影，比如《乱世佳人》《简爱》都看。我这人没有音乐方面的才能，听不懂也就不怎么喜欢，所以就看小说、看电影。

学医永远不能满足自大

史：1956年协和医大毕业之后，您就顺利地留在协和工作了？

朱：毕业就留下了，挺顺利的。我自己知道我做不了外科，虽然觉得外科很棒，能解决问题，可是我这手不巧，所以还是念内科更适合。那时候是大内科，住院医生都得轮转，消化、传染、心血管等专业组，做完住院医才分专业。

住院医师阶段很重要，真得吃苦，而且得有担当。做总住院医师是内科大夫行医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既不能很主观地觉得自己就是对的，又不能太谦虚，对的时候你就得能够说服别人你是对的，哪怕对方是你的上级。在协和做住院总，头一条业务要行，如果跟人家交接病人的时候说不清楚你是什么观点，这就不行，起码业务得拿得出来。另外要容得下人，比如说你的意见和人家的不同，人家也有道理，你也得让人家能过得去，所以住院总能够服众的大概能够做个好大夫。

史：您最后选择呼吸科，受谁的影响比较深？

朱：我最后选择了呼吸科，我的老师也姓朱，朱贵卿大夫，是特别和气、平和的一个人。他是北京人，对我们挺好，不像有的老师那么严。朱大夫虚怀若谷，什么都能容得下，你看他嘻嘻哈哈一个人，但心里有数，业务上他也不是那样特别计较的，但是你要是错了那就是错了。在朱大夫的影响下，形成了我们科与世无争的氛围，像罗慰慈老师、林友华老师，在业务上、为人上都不会争来争去。我们希望胸怀大一点，多看人家的长处，所以比较能容得下人。这可能也跟我们这个专业有关系，你总得通气啊！

朱元珏（左）和老师朱贵卿（中）

史：从协和的老专家身上您学到了什么？

朱：张孝骞大夫，我永远忘不了，他言行都不在外，他心里都想着，却从来不唠叨，都通过行动做出来。协和的老大夫，无论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还是朱贵卿大夫，在业务上行，人品上也好。协和就是要我好、你也好、大家都要好，这个科就会好上加好。在协和，病人一定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遵循的守则。病人和病的地位胜过大夫，是你要去服从的，这就是大夫这个职业的需要。做大夫是一个向你索取，你也必须给予的一个职业，不懂的东西永远在，治不了的病在，新的技术药物在，不懂是常事，永远不能满足自大。大夫是个好职业，学习没有尽头，追求没有止境。

1961年内科胃肠组及进修生留影。前排张孝骞(左三)、文士域(左四)，后排左一~四：朱元珏、潘其英、陈敏章、尤大钰

史：临床病理讨论会是协和的传统，您从中有哪些收获？

朱：我做实习大夫的时候就有临床病理讨论，而且我觉得临床病理讨论对我来说是最有收获的，不只是对某一个疾病，还有一些非常基础的东西，比如说嗜酸细胞，从一学医就必须知道有这种细胞，可是嗜酸细胞在组织里是什么样，常常这个片子里是这样，那个片子是那样。如果光是学理论而不实践，书上说的和实际的有时候对不上，即使看见了也不认得、也可能错过，所以临床病理讨论就能让你在实践当中慢慢加深对某一个疾病的现象以及重要的规律的认识和体会。

对于做大夫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到病人身边去。像我们做呼吸科大夫，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看片子，可是光看不行，得有自己的鉴别诊断，心里要形成自己的认识，就好比说全武行打斗的人，各路功夫都能打，可是每人在打斗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经验，自己不打的话是体会不到的，当大夫也是一样。 

在放射科多科会诊，右起：黄席珍、徐乐天、罗慰慈、严鸿珍、朱元珏、孙成孚

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选修病理是必须的。我跟别的研究生不一样，别人是就学需要的这点，我是真正从做病理大夫开始，在病理科跟着他们看片子。结果一下就觉得，我做了这段病理大夫以后，对病的认识也不一样了，好多东西只有钻进去才能得到，老站在旁边指手划脚就不行。大夫这个职业，指手划脚的和真正治病的不一样。病人能受到益处的是你真正给他看病，不能光说你可能这个、可能那个，到底是什么？这药能吃吗？不能吃这药还有什么药？所以必须要一点一点跟进，才能够体会到病人最困难的地方。

开间质病研究先河

史：您刚到呼吸科（当时是呼吸组）的时候，协和呼吸病的诊疗是什么情况？

朱：当时朱贵卿大夫是我们头儿，一共有二三十人，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大夫都有。大夫常常是先在呼吸专科里面轮转了一定时间，一般要做了主治医师以后，才进一步分专长的方向。呼吸病有很多类型，气道病组是最早的，就是慢性气管炎、肺气肿、哮喘。因为这种病特别多，从国际上的趋势开看这方面也是多发病，所以从呼吸领域来说，成立学会以后比较快的就是在气道病方面开展工作，药物的开发、中西医结合、学会的工作、专科的活动，围绕这方面的较多。然后就是肿瘤，接下来就是结核病。从咱们国家的卫生政策来说，这些是影响大家健康最显著的病，病人也多，范围也广，所以投入的研究力量也大。

1981年呼吸内科正式成立时合影，第一排：黄席珍（右二）；第二排：朱贵卿（右二），罗慰慈（右三），朱元珏（右五）；第五排：姜秀芳（右一），李龙芸（右二）；第六排：张尤局（右三）；第七排：蔡柏蔷（右二）；第八排：白春学（右二）

史：您为什么会对间质病产生兴趣呢？

朱：我在间质病方面花的时间和精力比较多。我对间质病很感兴趣，单纯是肺的间质病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内容，又涉及风湿免疫还有血管等问题，研究起来比较难。这个病不像气道病和肺癌，它的诊断比较难。光看光说诊断不了，一定要做影像检查，照X光片辨识不清，需要照CT，还需要做支气管镜下的肺泡灌洗，甚至通过肺部活检做化验，活检之后做病理，认识上很有难度。同时它治疗也困难，药也少。因此间质病从认识、治疗、诊断各方面都比较难。但是像协和以及其他有条件的教学医院，自然就有一些人对它感兴趣。越是难的领域越是容易引起人的兴趣，所以除了老慢支、哮喘、肺癌之外，间质病吸引了一部分人的力量，成了一块新的研究领域。 

朱元珏做支气管镜

史：在间质病研究方面，您开展了哪些工作？

朱：我开始带着几个研究生做肺活检，跟病理科、风湿免疫科一起配合。因为协和有较好的学科之间、医生之间的交流传统，新的研究容易做起来。慢慢其他医院的一些同道也一起来做，我在学会也管点事，所以全国从南到北，像上海、广州等地兄弟医院的同道，就开始对这个方向感兴趣，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领域，全国也就形成了间质病专业。

研究间质病最大的困难，是治疗效果不明显。像慢性支气管哮喘，用点药病人不喘了，就能看到疗效，而间质病没什么好招，吃点药，该咳嗽还咳嗽，该喘还是喘，再加上有些药和检查又贵，所以这个专业的进展也挺困难的。

史：所以您主持开展了多中心的特发性肺纤维化药物研究？

朱：研发治疗间质病的药物，在国内国外都是一个难题。一开始国外的药厂做相关的药物，我们知道以后就跟他们联系，一起来做这个研究。我们呼吸病学分会开年会的时候，大家对这个研究很感兴趣，就开始带着学生开始做这方面的课题。现在也没有一个药能包治间质病，可以引起间质改变的病好多种，有的对药敏感，有的病因不清楚没有好治的药。所以首先要诊断清楚它是不是间质病，是间质病里哪一种类，这是一大研究方向。

朱元珏（前排左七）参加北京地区肺间质病协作组会议

史：您在担任呼吸科主任的时候，做了哪些学科上的发展建设？

朱：当科主任要知人善任。有的大夫擅长看病，有的并不太擅长解决病人问题、可是科研思维特别好，一下就能看到这一类疾病里面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什么样的药物是最有苗头的，要发掘不同人才的能力。让有才的人尽量发挥他的才能，这才是科主任应该做的。

《现代内科学》获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方圻（左三）为主编，部分副主编：朱元珏（左一）、郭玉璞（左二）、吴宁（左四）

我知道我能做的有限，一定得把工作交给擅长做这部分的人，比如李龙芸大夫做肺癌比较好，有人做气道病比较好，我能做的就是找到有合适的人来做合适的事。我最大的特点是容得下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谁愿意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事就做起来了。

朱元珏主编学术专著《呼吸病学》

史：您在1995年—2000年担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的主任委员，开展了哪些工作？

朱：我们学会每年开一次年会，要组织全国各地的同道一起参与。学会需要考虑跨学科的问题，虽然是呼吸病分会的会，比如我们做间质病的跟风湿免疫科关系比较密切，而研究肺癌的人，也得联系研究其他肿瘤的人，都有跨学科的联系。协和人一直热心学会的活动，组织学术会、编杂志等，把全国各地呼吸病学术界的人联合在一起，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也更加密切。《中华结核呼吸杂志》是我们的学术刊物，每个月都有，办杂志要自己多动脑筋，组织大家一起审稿，把大家一起召集起来商量着办。

2010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上，罗慰慈、朱元珏、刘又宁、王辰、钟南山现场挥毫（从右至左）

史：1979-1982年您曾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访问学习，可以介绍一下当时的经历吗？

朱：出国是一段让我扩大眼界、增长能力和见识的经历。开始在实验室跟着老板切片、看片、出报告，到最后就集中在间质病研究上了。那个年代我们国内做实验称东西，还都是用天平，吸管我们还拿嘴吸呢，有时候吸不好会吸到肚子里去。在国外是用电子的，一下子就全傻眼了，那就学呗！好在那时候年轻，睡不睡觉、吃不吃饭问题都不大，就跟着学。中国人从来不笨，那时候出过国的人都是这样，回来后带着学，国内就都进步了。

1990年，罗慰慈（左三）、朱元珏（左四）、蔡柏蔷（左五）参加波士顿世界肺科会议

　治好病比什么都高兴

史：您治疗了无数病人，在与病人的交流中您有什么体会？

朱：回忆起来，有的病人就跟朋友似的。你也不用花特别的心思，只要真心地关心他，差不多的病人都跟你挺好的。真是很自然的，和病人之间的一个交流，不是故意要这么做。有的病人挺怕大夫的，就怕大夫拉下脸来。我不会摆大夫架子，所以有的病人很自然的就会跟我唠叨家里的生活上的事。我觉得，大夫不只是看病人的病，有时候他的困难正是造成他得病的因素。常常是，你帮助他走过了这关，他可能病也就有所好转了。有的病人一直都是朋友，因为你不只是诊断他的病，还解决了他的某一个困难，他自然对你跟一般大夫不一样。那就很满足了，人活着就是能帮人一点，自己心里也高兴。

朱元珏给病人做肺功能检查

史：您培养了很多学生，对于教学您有什么心得？

朱：我非常喜欢学生，总希望他们都能成为很好的临床大夫，不是只会讲讲道理，而是能治病，并且让病人信服，这就需要教和带了。有些学生领悟力比较强，稍一点拨就明白，有些学生脾气就那样，不太善于自己分析总结，那就要启发他这方面的能力。学医自主性很大，你自己觉得这病人怎么回事，我怎么弄不明白，就得找人问，有的大夫喜欢教，特别对年轻人有这个心。要当好大夫就得会看病，没有一个大夫不想当个好大夫的。我跟投缘的学生，有时候比跟自己孩子说的事还多，所以说医生是一个内涵很多、很广、很深的职业。

朱元珏带教年轻大夫

史：您怎么看待临床和科研之间的关系？

朱：这是绝对要重视的，因为是协和。如果不是在协和，科研差一点没人说你，可是协和医院如果说科研一点不做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要站到全国领先的位置上，没有科研是支持不了的，必须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方向和先进的领域是什么，哪里走错了，还有哪些没有涉足的领域可以探索，作为科主任心里一定要有数。

史：当了一辈子大夫，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朱：一个是快不行的病人被救活了，是极高兴的，这是最大的成就感。另一个是，遇上疑难病例，大家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病，左思右想，最后终于把病因弄清楚了，这时候也比吃了大餐都高兴。大夫也不过就是有病能治，拿不着的药能拿到，不懂的药能弄明白怎么用，原来以为治不了的病最后能治，那简直比什么都让人高兴！

史：您在2009年获得“协和杰出贡献奖”，在您看来怎样才是一个合格的协和人呢？

朱：合格的协和人，包含的内容太多了，从做学问来说，千万不要不懂装懂，会害人害己，不懂的可以说“我不懂再去看看”。医生能治的病非常有限，所以医生最怕自大，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从做人来说，不说瞎话，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2021年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全家福。前排左四为朱元珏，左五为罗慰慈

史：您对百年协和以及协和的年轻人有什么期望？

朱：协和太需要年轻人了，年轻人成长起来是科室兴旺的表现，原来我治不了的病别人能治了，这不是大好事吗？多一点人会就多一点病人能治好，这多好。协和要保持好的老传统，鼓励年轻人向上、向善。

看到年轻人我就特高兴，希望他们好好做人。做医生必须是一个好人，不能见利忘义，因为你治的是人啊！比如，一个病人治不了了，我们可以采取保守治疗或者缓和医疗，减少病人的痛苦，如果告诉他真相于事无补，那我们也可以瞒着一点，一切为病人好，这是做医生基本的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