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电视剧里轻飘飘的一句，往往是一个家族战栗的恐惧和悲剧。宁古塔究竟在哪儿？宁古塔长啥样儿？披甲人是何方神圣？中国流人文化起源何处？从“流人”到“游人”，今昔为何来此“没苦硬吃”？朔雪漫天，疾风劲吹，雪爬犁卷起的寒星激荡着历史光影，带我们来到黑龙江的林海雪原深处。

风雪宁古塔

数九严冬，雪压枝梢。小城宁安，一座单孔青石老桥静卧。桥面深深凹陷的古老车辙被积雪轻覆，却依稀可见当年被车马碾过的岁月皱纹。

此桥，当地人称“大石桥”，又名“宁古塔大石桥”，始建于后金，清代以后历经三次补修。上世纪80年代被列为黑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车辆早已禁行，斑驳的石板仿佛诉说着，数百年来东北边陲驿道上的远方与家乡。

塞北残阳，晒尽忧伤。写满悲怆的“宁古塔”，如何成了“网红地标”？“宁古塔”名字由来，学界争论已久。清代，无论是官方志书《钦定盛京通志》《大清一统志》《吉林通志》，还是私家著述《宁古塔纪略》《柳边纪略》《绝域纪略》，或失释，或误释，后世从旧释翻译为“六”“六个”“六坐”“六部落”甚至“六贝勒”等。由此加持了一个个传说，比如，当年曾有六个贝勒在此创业起家等。

“宁古塔”非汉语而是满语，是不争的事实。“宁古”满语意为“六个”，“塔”却是众说纷纭。这个“塔”究竟哪朝建、长啥样、有多高？答案是——这个真没有！

学者王岸英在《“宁古塔”地名的翻译与考证》一文中介绍，宁古塔城是满族故地，也是清代边外七重镇之一。其城有二，宁古塔旧城（地址在今黑龙江省海林市长汀镇旧街）筑于清初顺治十年（1653年），设副都统，康熙元年（1662年）改设宁古塔将军，五年移宁古塔新城（即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十五年将军改驻吉林，这里复设副都统镇守。

长期研究“宁古塔”历史的宁安学者关治平曾撰文，清初的宁古塔将军巴海，因所居官衙在宁古塔旧城，地处海浪河边，每年夏秋时节，如遇连日阴雨，海浪河水猛涨泛滥，便冲毁城墙，淹到官衙和民宅，只能乘小木筏出入，水灾之害苦不堪言，于是派人四处寻觅新城之地。果然，在50里外的牡丹江边，选理想高亢之地，建起了宁古塔新城。

宁古塔，并没有像大雁塔、雷峰塔那样的建筑。王岸英认为，从语音上考，规范满语“六”曰“宁衮”，“宁古”应来源于规范满语“宁衮”尾音节——n辅音的脱落。“塔”应是“塔坦”之省，满语中有“宿营地”“住地”等义。

《宁安县志》记载，“宁古”为满语，意为“六个”，“塔”则是满语“特”的讹音，意为“居址”。当年的苦寒之地，没有今天室内集中供热的温暖如春，也没有吃着冰棍赏雪景的闲适，流人们只有对冻掉手脚的恐惧和随时直面死亡的无助。

《柳边纪略》由清朝杨宾撰写，《清史稿》记载：“宾撰《柳边纪略》，述塞外事甚详。”杨宾之父因朋友中有与抗清活动有关，被牵连流放宁古塔。杨宾两次出关探亲，他在自序中说：“中原之人偶一至焉，皆出九死一生……柳边者，插柳条为边，犹古之种榆为塞。而以之名其书者，以柳边为宁古塔境也。”

出塞路上，寒风凛凛，吹在脸上像刀割一般。耳朵、鼻子，用手一摸就像掉下来一样。杨宾曾回忆：“……万木蔽天，山魈怪鸟，叫嚎应答，丧人胆断。冰古雪胶树石不受马蹄，马蹶而仆者再触石破颅，血流数升而死……”杨宾之行属于“富游”，而流人戴罪之身，差役怒目、跋涉穷路，行路之艰更难想象。

清代流人方拱乾在《宁古塔志》中记载：“流人至者，或毙于道，或陨于霜雪。”好不容易熬到宁古塔，活下来也难。流人吴兆骞曾记录：“五月至七月（农历）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时的宁古塔，“满洲富者缉麻为寒衣，捣麻为絮，贫者衣狍、鹿皮，不知有布帛”。据说，清初当地猎人需铁锅，商人要求多少张貂皮能装满一个锅，就是锅的价钱，物质匮乏可见一斑。

流人贬戍前，此地无医药可言，“病不问医，无医安问”“满人病，轻服药而重跳神”。“跳神”是一种古老的民间巫卜风俗，据传二人转中的“神调”即来源于满族“萨满神调”。笔者幼年曾亲睹民间乡野“跳神”，昏暗的灯光下，身着破烂彩条的“仙家”，时而吟唱、时而念念叨叨，充满惊恐的癫狂色彩。“病主”能否被治好不得而知，但这一顿折腾，出汗、惊吓，也许会激发身体的应激反应。

万古艰难唯一死。向死而生活着，远比求死更难。那不仅是缺医少药、冰骨寒食的困苦，更是面对人生低谷、音书断绝的孤懑。流人，何以生，怎么活？

千古流人史

有人会问，千里流放，何不逃亡？这得从流刑起源说起。流放，是统治者将罪犯以流远方式加以惩戒的一种刑罚，可追溯到尧舜时期。《尚书·舜典》有记载，相传“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周礼·职方》云：“东北曰幽州。”《尔雅·释地》云：“燕曰幽州。”战国时燕地，大致在今北京、河北及辽宁一带。共工当年可能是上古时期最早一批的“闯关东”，当然，这是被迫的。

学者李兴盛数十载苦心钻研流人问题，曾著有《中国流人史》《东北流人史》等著作。他写道，“流人”一词先秦时代就已产生。《庄子·杂篇·徐无鬼》云：“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流人的称呼，除了逐客、迁客、羁人、迁人、戍客，还有放臣、逐臣、谪者等。

李兴盛认为，中国流人史有文献可考的第一个流人是桀，有“成汤伐桀，放于南巢”的记载。这个夏朝君主，被放逐三年后卒，临死前曾感慨：“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

流人虽在先秦时代就已产生，但流刑制度的成文确立却是在秦代。《中国流人史》一书介绍，我国的刑法，约始于夏、商、周。成文的刑法分为五刑：墨（额上刺青）、劓（割鼻）、剕（砍脚）、宫（割生殖器）、大辟（斩首）。当时客观存在的流放，是指将适用“五刑”的犯人，以“流”代之。至秦代，首次明文将与“流”含义近似的“谪、迁、徙”正式写入《秦律》。

此后，“流”刑逐渐升级，到南北朝时，正式列为笞、杖、徒、流、死新“五刑”之一。《隋书·刑法志》载《齐律》：“二曰流刑，谓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于边裔，以为兵卒。”此时，“流”已成为仅次于死刑的一种重刑，也就是“赦死从流”。北周时，“流”刑有了“道里之差”，分成五等，最远流至4500里。

后世，这些流放距离反复调整，流放地也因朝代不同而各异。无论流放千里，还是三千里，大多是当时被视为偏远的荒芜、蛮瘴、苦寒之地。有研究显示，秦朝时，主要是为战略需要徙边；汉朝时，主要是敦煌、朔方等西北远郡；唐朝时，岭南、黔中、巴蜀一带较多；明清时，规定更加精准，点对点流放，如直隶人犯流陕西，重犯则流东北“宁古塔”等地。

如今广东、海南岛等度假胜地，古代都曾是流放之地。彼时，没有电扇、空调，湿热瘴气、毒虫猛兽横行，五岭阻隔交通不便，不仅不宜人居“有去无回”，更是文化迥异、远离政治中心的“未开化”之地。

《中国流人史》记载，汉代在海南设置郡县后曾流徙罪人，但姓氏均已无考。目前可考知姓氏的第一人，是隋文帝杨坚同母弟杨瓒之子杨纶。东北地区的流人，最早有较详尽记载的，是汉朝的赵钦与赵?流放辽西，赵钦就是著名的成帝皇后赵飞燕之弟。

动物世界中，争夺王位失败的雄狮，往往会被驱逐出领地。同样，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权力斗争也是如此，失败的群体也会被放逐。可以说，这些人都不是“一般人”，他们有对故地的眷恋，有对遇赦的期盼，渴望有朝能“千里江陵一日还”，因此轻易不会逃。

在制度上，流人也不敢逃。通常，流放者被判后，首先要“决杖一顿”，然后“枷锁传递”，由吏卒押送至流放地。逃跑，家族必受牵连，而且押送差人也不是“吃干饭”的，擅放流犯会遭重责。古代虽无“身份证”，却有“照身帖”“路引”等，逃跑寸步难行。

清代押送制度最为完备。先是“解到流徙人犯各该司确查姓名籍贯并犯罪缘由，男妇各几名口，应流某处地方，逐一填注明白”，然后“查明呈堂发遣，发遣之时，每四人取车一辆，并押解官兵马匹数目填注起解日期……换站递送该地方交割”。

到了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主要是干苦累农活和渔猎杂活。有研究显示，女真八旗制度中，披甲人负责镇守宁古塔等要塞，世代轮岗时享有卸甲渔猎的权利。作为边疆戍守武装，早期骁勇善战、粗犷强悍，与文化阶层的士绅相比自然显得“凶神恶煞”。

《中国流人史》记载，清廷官员流放第一人是明降将祝世昌，因其条奏惹皇太极不满，令满汉官员会审后“流徙北地”。清代，流放宁古塔人群，主要是抗清斗争关联人员、清廷派系斗争失势人员、文字狱受害者、科场案涉案人员、失渎职官员、直谏获罪官员以及营私舞弊、行贿受贿、盗窃杀人等刑事罪犯。清末，流放执行已十分松弛，宣统年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在法律上正式废止流刑，但未及实行清室即告倒台。

天涯沦落人

古今中外，流人百态。无论是拿破仑，还是但丁，抑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列宁，都在国外历史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故事。中国的流人，更是一部“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史书。

一曲《离骚》歌尽无穷意，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流人之一，当属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楚辞之祖”屈原，因遭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爱国情愫，至今滋养着文人风骨。

“诗仙”李白诗泣鬼神，曾被贺知章“呼我谪仙人”。一生潇洒不羁，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自比，“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赋其壮志。然难遇良君，曾“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永王兵败后因“从逆”，更遭流放夜郎，发出“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的感慨，在“明月楼中音信疏”，看尽北雁春归，离群索居不胜唏嘘。遇赦归来已花甲，虽“旷如鸟出笼”，但也只能在“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悲鸣中饮恨而去，空留理想的光芒璀璨历史星河。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诗圣”杜甫对李白被流放的惺惺相惜，亦如他在《梦李白》中“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的友思，也是他自己一生困顿的白描。人若在低潮，看到的景色也尽是萧条。于是，登高的杜甫，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秋意浓里，抒发着被贬谪的胸臆。

然而，并非所有的迁客都是嗟叹时运不齐、命途多舛。“诗豪”刘禹锡被贬朗州期间，呼出了“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豁达，悟出了“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的情志。这个孤傲不群、矢志革新的“铁面刘郎”，因“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触怒权贵再度被贬，却依然坚守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刚直本色。

两次被贬的柳宗元，与多次被贬的刘禹锡为“死友”。“刘柳之交”透着矢志不移的兄弟情，有一种关心叫“以柳易播”，有一种信任叫“生死相托”，成为千古佳话。政治上被放逐的柳宗元，坚信“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也正因为远离权贵、深入民间，才有了《捕蛇者说》等名篇，有了“独钓寒江雪”的自得。“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哪怕是再贬柳州，与谪友们“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他仍以身报国，在当地挖井、解放奴婢、修孔庙兴文教，传播中原文化。

“文以载道”的韩愈，用一生孤胆“逆行”，演绎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当他用半生坎坷换来施展襟抱舞台，名满天下、手握实权、深受皇恩时，却没有在人生最高峰安享尊荣，而是在皇帝带头搞宗教狂热、朝堂满是阿谀之际，怀着必死之心直陈《谏迎佛骨表》，换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贬路凄惨、女儿夭折，“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他在悲壮中却不绝望，在潮州恶溪驱鳄、兴修水利、延师兴学。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诗魔”白居易，是唐朝皇帝作诗官宣的“诗仙”。他的叙事诗在中国诗坛独占鳌头，“江州司马青衫湿”正逢其贬官之时。流落江湖、几沦蛮瘴，从“有阙必规，有违必谏”积极参政，到“中隐”远离党争、自遣闲散、纵情自适，不变的是坚守“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的初心。他被贬杭州期间，疏浚六井、修堤蓄水、治旱兴农，不断与自己和解，也造福了一方水土。

有人说，苏轼是白居易的“迷弟”，“东坡居士”的号就来自白居易留下的《东坡种花》。苏轼以文获高名，又因文罹祸，在宋代推行新法的政治旋涡中饱经忧患，尤其是晚年20余载屡遭谪贬，“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寓怀，在苦难中愈挫愈勇。把屈辱像揉面一样揉进生活，在坡地上学做农夫；把政治的失意酿成酒，与渔樵共饮。啖荔枝、创东坡肉、修苏公堤，所至之处，皆有惠政。他“竹杖芒鞋轻胜马”，完成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精神涅槃，也定住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穷且益坚。

中国历史上被谪贬的流人不胜枚举，无论是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辛弃疾，还是王阳明、海瑞，以及清朝流放新疆的林则徐，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颗士子之心。为何我们总是感念他们的故事？古今流不尽，流去不曾回。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流人”，那是低潮时的自己。从顺境到逆境，难免会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的愤悱，难免会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情的不得、亲情的不舍。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就像网络上那个人到中年、意难平的圣斗士星矢，秃顶、臃肿、啤酒肚，脸上被岁月犁过深深的沟壑，眼神中浸着不甘和不舍，铠甲残存却早被现实冲击得千疮百孔，蜷缩在角落大口喘息着难得的片刻安静与孤独……那落魄照片背面，也曾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青春年少才俊，是当年会当凌绝顶的理想雄心，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豪迈壮志。

春风若有怜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人之一生，如四季更迭，顺逆交替，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苦难，不一定必然成就辉煌，但一定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大任也未必“天降”，也许只有永不言弃的奋斗，深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中丘壑，葆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内心求索，才能感悟“莫言迁客似沙沉，吹尽黄沙始到金”的怡然自洽。

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我们如何“不坠青云之志”？如何不再拘泥于“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不效“阮籍穷途之哭”？也许，流人们早已给出了答案。于道各努力，千里自同风，活着不易，那就好好活着。

今朝逆袭路

“宁古何地？无往理，亦无还理。”方拱乾著《绝域纪略》如此描述。那时的宁古塔，可谓别后不知君远近、渐行渐远渐无书，流人们做梦都想逃离、重归故里。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如今的游人吃着糖葫芦、跳着网红舞，会在这片冰天雪地里乐不思蜀。也许，正是身处幸福的时代，感受着美好生活的甜，才会主动去尝“没来由的苦”，追逐“物以稀为贵”的新鲜感和反差感。

昔日苦寒地，今朝鱼米乡。当年流人们来此，通常都有深厚文化底蕴，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技术和生活经验，推动了宁古塔地区农业、商业、医疗、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发展。如清代流人张缙彦在《宁古塔山水记》中介绍：“宁古处穷发之地，古谓惟黍生之。”随着流人带来的交往，到康熙年间“菽、麦、稷、粱、梯、稗”等皆已传入。

当地人介绍，宁安地处镜泊湖滨、牡丹江畔，当地古代其实不只有“黍”，种稻历史就可追溯至唐代渤海国时期，尤其生长于玄武岩“石板田”上的响水大米，更因富含矿物质，青白透亮、油润溢香，曾作为贡米。如今，游人觅踪林海雪原，品农家铁锅炖笨鸡，吸一口裹满汤汁的粉条，嚼一口浓郁鲜美的榛蘑，配一碗喷香米饭，可谓实现美景与美食的美美与共。当地筑牢粮食安全，发展“农业+文旅+电商”全产业链农业，“乡村好风光 乐游宁安”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也让农民捧上了“金饭碗”。

蔬菜种植也随流人迁至逐渐普及。清初，当地只有小根白菜、小葱、辣椒和各种山野菜，后逐步扩大至“蒜、韭、芥、苣……茄子之属，皆以中土之法治之”。流人们还教会当地居民熬蜂蜜、制玫瑰糖，将当地特产贩至中原，将布帛等贩回。“宁古塔交易，银数不计奇零。如至两则不计分厘，至百十则不计钱分”，当地人性格豪爽、不拘小节、注重诚信、路不拾遗，渐成区域商贸中心。

更重要的是，流人带来了文化兴盛。“流人通文墨，类以教书自给”，得到地方官吏尊重礼遇。他们有的不用服苦役成为“香饽饽”，或开办私塾书院，或著书立说交友结社。因江南科场案被流放的诗人吴兆骞，就被宁古塔将军巴海聘为私人教师，礼遇甚重。

宁古塔大石桥旁，曾有一泓泉水，水清如雪，如同一条白练汇入牡丹江。张缙彦、吴兆骞等见“泉在山之趾”，尤其见到这里“盖水泉冬燠，土气所蒸，故能凌冰破雪，涓涓之流，直达长河，名之曰泼雪泉”。流放到宁古塔的七位文人结成“七子诗会”后，经常来这里相聚，成为登高“修禊宴饮之地”。如今，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也都成为游人们探究流人文化、赏塞外风光的打卡地。

同样的风雪，不一样的热度。几百年前人们谈冷色变，今朝“冷”却成了独特资源变为“热”动能。“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解放思想带来的创新转变，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乘着“冰雪爬犁”一路闯关向前。

独特的流人文化符号，正被牡丹江和宁安雕琢成奇颖的文旅地标。东北的冬，刮的不只是西北风，还有找冷的“风流”。“吃你吃过的苦，吹你吹过的风”，冰爬犁卷起的烟雪直灌脖颈，游客却直呼“过瘾”，直到工作人员提示爬犁坐反了，才哈哈一笑要求“再来一圈”。在镜泊湖畔，还有一个“风雪宁古塔”文旅项目，游人们在冰天雪地里可以着古代剧装，与NPC互动，仿佛穿越到古代。

宁古塔，实无塔，却树起了一座精神之塔。“流人文化”虽写满失意的悲惨，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文化遗存。在苦难中书写文明拓荒，在流放之地留下“罪与罚”和文化交融、保国戍边反抗沙俄侵略等印迹，这段文化遗存充满太多可追可叹。

围绕宁古塔历史，宁安市发挥文化重要支点作用，以文兴业积极打造宁古塔文化区，深挖流人文化、戍边文化、非遗文化等，深耕大石桥、望江楼、火磨烧锅、宁古塔将军衙门遗址等重要景点，建设满族文化小院，打造融合宁古塔彩灯、秧歌、饮食等省市级非遗项目和民俗的“宁古塔文化节”，增加游人互动体验。让游人感受古人在命运枷锁中的自强不息、不屈不挠，也点燃了区域经济发展新引擎。

“凡宁古山川土地，俱极肥饶，故物产之美，鲜食之外，虽山蔬野蔌，无不佳者”，曾经的密林野岭，如今正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屏障，见证着高质量发展新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人把四季风光酿成风景，宁古塔冰雪乐园里，“一江两路”冰雪景观带雾凇映白雪；小朱家“冰村”，葫芦湾小网捞鱼演绎着东北独特的渔猎文化……从“猫冬”到“忙冬”，冰雪经济如火如荼。

宁古塔的“新生”，只是黑龙江勇闯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新路的一个缩影。这片黑土地，正以全新资源观与发展观，将“冰雪”自然资源转化为可设计、可交易、可迭代的文化创意资产和消费载体，释放出巨大的品牌与文化价值，唱出“冰与火”之歌，也交出了一份份“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的探索答卷。（邹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