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是最震撼的中国实践，也是最鲜活的中国故事。开展新时代“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口述资料采录与整理工作，及时、忠实、生动记录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还原这些成就和变革的“诞生历程”，旨在为党留声、为国存史、为新时代画像。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指出：“我先后在中国的村、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是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立志要办成的一件大事。”面对摆脱贫困这一世界难题，中国共产党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让世界瞩目的时代答卷。2024年7月以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组织专家学者开展“脱贫攻坚”口述访谈，生动记述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率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创造彪炳史册人间奇迹的光辉历程，真实记录脱贫攻坚过程中亿万干部群众上下同心、苦干实干的奋斗故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如何擘画脱贫攻坚总体战略？“苦甲天下”的陇原如何振兴？独龙族如何“一步跨千年”？“精准脱贫”大政如何出于小村？宁德下党如何“弱鸟”高飞？闽宁镇如何从昔日干沙滩变身今日金沙滩？高原墨脱如何从“天路”变“通途”？四川大凉山腹地如何驱走愚昧贫穷这些“鬼”？“组团式”帮扶如何将优质资源送到塞外边疆？……我们通过亲历者的讲述，为读者还原中国共产党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画卷，生动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生动彰显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从今日起，本报开辟专版，连载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口述实录，为广大读者朋友奉上有温度、可触摸的历史。
口述人：刘永富，1957年出生，湖北随州人。2002年2月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2007年12月任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2011年3月任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13年11月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扶贫办主任。2021年3月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会长。
访谈组：蒲实 王道勇 陈思 黄珊 王晓莉 王燊成
日期：2020年12月10日，2024年4月22日、24日
地点：国务院扶贫办、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
摆脱贫困的千年梦想
如何摆脱贫困始终是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难题。从漫长的历史来看，早在先秦时代的《诗经》中，古人就表达了对小康社会的向往，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贫困人口一直很多。“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只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理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才是当时的现实。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挨饿受冻，在苦难中一路走过来，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才开始从根本上有所改观。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几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实现了翻身做主人，圆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新中国百废待兴，在摸索中搞建设，一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仍然落后，粮食不够吃，人民群众普遍贫困。饥饿到底是什么感受？可能年轻人不一定理解，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是有切身体会的。白天干完活，晚上没饭吃，就靠睡觉恢复体力，有时候饿得两眼发直，见到一头牛都想把它吞下去。这就是饥饿。
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中的一件大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理顺了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绝大多数人能吃饱了，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后来又免除农业税，很多人实现了增收，脱了贫。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国家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启动实施了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减贫进程加快推进，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党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减贫方略，先后实施了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减贫、开发式扶贫、区域扶贫、扶贫攻坚等，逐步建立了常态化的减贫工作机制，减贫方式逐步实现了从救济式到开发式的重大转变，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仍有一部分群众即便享受了政策，还是无法摆脱贫困，主要是那些边远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受自然条件和历史、现实因素的影响，生活仍然很困难。并且，每轮攻坚下来，都会剩下3000万左右当时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贫困县也因为扶贫标准不断提高而有所增加，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十分突出。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减贫进入脱贫攻坚历史新阶段。这个时候，我国已经基本具备集中力量解决现行标准下1亿绝对贫困人口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但能否解决，领袖的作用就至关重要，需要领袖决策、部署、指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关键时刻一锤定音，下了政治决心、作出政治决定，一定要在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让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底线任务，也是党带领全国人民消除绝对贫困的必然选择，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和民心民意的决定，体现了领袖的担当。
脱贫攻坚的重大政治决定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中国的村、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他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花的精力最多。
脱贫攻坚序幕拉开的标志，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河北阜平革命老区调研，这是他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首次以扶贫为主题的调研活动。他后来多次讲到阜平情结：“我去阜平，是奔着晋察冀去的，奔着革命老区去的，奔着看真贫、扶真贫去的。聂荣臻元帅讲过，‘阜平不富，永不瞑目’，我们得记住他的话。”在阜平调研的时候，他深刻指出了当时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在‘三农’工作中要把扶贫开发作为重中之重”，鼓励基层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村里至今还流传着他当时讲的那句话：“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民族地区调研，在花垣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他跟当地干部群众讲的那席话特别实在：“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三件事要做实：一是发展生产要实事求是，二是要有基本公共保障，三是下一代要接受教育。”简单明了的三句话，让干部群众很容易就明白扶贫该怎么干。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1月到内蒙古、3月和5月到河南兰考、11月到福建调研。这一年，总书记两赴兰考。3月那次调研，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之所以选择兰考作为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联系点，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因为兰考是焦裕禄同志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5月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到兰考调研指导工作，参加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叮嘱当地领导干部要秉公用权，多为老百姓造福。在这次会议上，兰考县委书记发出了很多人压在心底多年的“兰考之问”：“焦裕禄书记离开50年了，兰考为什么还是一个‘穷’字？我们年年学习焦裕禄精神，为什么身上还缺乏老书记对群众的那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到2012年，兰考还有13.04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15.6%。“兰考之问”问得好，发人深省！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云南、陕西、贵州调研扶贫。6月18日，总书记在贵阳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他讲出了内心的担忧：“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强调，就是因为心里还有些不托底。”因此，他在这个座谈会上确定了扶贫攻坚的目标框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
习近平总书记日理万机，为什么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他曾在一次会议上给大家推心置腹地讲：调研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不了解农村，不了解贫困地区，不了解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就不会真正了解中国，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更不可能治理好中国。
正是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分析研判，作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决定。2015年11月，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会后，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在这个《决定》中，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这是脱贫攻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总书记心血的结晶，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蓝图，后续工作都是在这个《决定》的框架下进行的。
决战决胜的关键五年
作出全面部署后，接下来就是如何抓落实的问题了。回忆整个脱贫攻坚的过程，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紧张有序，波澜壮阔、难以忘怀。8年精准扶贫、5年脱贫攻坚战，好像今天一说很简单就完成了，其实故事很多，难度很大，绝不是轻轻松松就打赢的。从2016年到2020年这5年的时间，习近平总书记一刻也不停歇，始终率先垂范，一边调研，一边发现问题，找出重点难点，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督战。总结起来，主要是从四个方面着力。
首先是明确目标。脱贫攻坚的目标，集中到一点，就是到2020年实现“两个确保”：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与前几轮扶贫相比，这一目标任务有两个明显不同：一是细化了扶贫标准。概括起来就是“一二三”：“一”就是年人均纯收入超过国家扶贫标准，到2020年人均纯收入达到4000元左右；“二”就是做到不愁吃、不愁穿；“三”就是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标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不愁三保障”。二是“不留锅底”。《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实施结束时，分别剩下3209万和2688万当时标准的贫困人口。贫困县在历史上进行了三次调整，由于扶贫标准不断提高，总数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越来越多，从331个增加到832个。这次任务的艰巨性就体现在，必须做到全部脱贫、全部摘帽。
中央明确脱贫攻坚目标后，一些地方一度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拖。有些地方思想上不够重视，工作上比较被动，贫困群众满意度低。一种是急。有些地方急功近利，对脱贫目标层层加码。有的不考虑稳定脱贫，单纯计算当年收入，把贫困人口“算”出去；有的不研究贫困人口增收措施，简单采取“低保兜底、一兜了之”的做法。一些地方提出要提前实现脱贫目标，多的提前3年，少的提前1年。省里时间提前了，市里、县里就紧跟着层层加码提前。有的地方提出的口号是：“白加黑、5加2，三年活一年干”，“奋战360天，贫困帽子甩一边”。有一个县贫困发生率高达30%，却提出要提前4年脱贫摘帽。这种不顾客观条件的层层加码，看似积极向上，实则违背规律、急躁冒进，欲速则不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防止拖延病，又要防止急躁症，确保脱贫质量。为此，我们就指导各地制定了减贫滚动规划和年度计划，加强了引导和约束。还制定了贫困县摘帽、贫困村出列、贫困人口退出的标准和程序，严把质量关，防止“大跃进”。
第二是压实责任。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党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习近平总书记说，这就是军令状，签了就是承诺，承诺了就要兑现。干好了，论功行赏；完不成任务，军法从事。什么叫“军法从事”？就是“按照军法严办”。总书记曾在军队工作过，他善用军事语言。大家都知道命令的严肃性、绝对性，你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绝不允许推诿、搪塞、打折扣。我认为这是战胜困难的一个重要的“法宝”：抓住“关键少数”。
脱贫攻坚必须从党的领导、责任的落实、政策的落地来抓，必须“一把手”抓。正如我们常说的：“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马就不难。”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五级书记抓扶贫，中西部地区落实主体责任，东部地区落实帮扶责任，中央各部门落实行业主管责任，各级各部门“一把手”都在认真抓。中央要求贫困县党政“一把手”保持稳定，不脱贫不能调离，确保工作连贯性，确保各项部署落实到位。
第三是分年专题指导。在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每年的新年贺词，都会讲扶贫。每年新年后第一次国内考察，都是到贫困地区看真贫。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都会和代表委员共商脱贫。每年都会围绕一个主题召开脱贫攻坚座谈会，部署推动工作落实。全世界找不出比习近平总书记更重视脱贫、更关心贫困人口的政治家。总书记分年分专题指导，全党全社会动员，各级书记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都跟着总书记往前冲。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这一年，是我国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30周年、东西部扶贫协作20周年。这次座谈会后，东部地区、中央单位和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的帮扶力度明显加大。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这一年的2月，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国务院扶贫办按要求准备了一个专题片，反映深度贫困地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看到一些地区还很落后、群众生活还很艰苦，感到心里沉甸甸的。于是在6月召开这个座谈会，请省市县三级书记来，研究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会后，国家就指导“三区三州”所在6省区制定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各地结合实际确定深度贫困县、乡、村，各方面集中力量攻坚。
2018年2月，党的十九大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成都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这个时候，脱贫攻坚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总书记安排身处脱贫攻坚主战场的省、市、县、乡、村五级党组织书记和挂职干部、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参加座谈会并进行交流讨论，进一步加快了脱贫攻坚的步伐。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这时，距离完成任务只剩下不到两年时间，时间紧、任务重，总书记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拿出过硬举措和办法，确保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并且，总书记考虑得非常周全，要求把防止返贫摆上重要位置，适时组织对脱贫人口开展“回头看”，对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及时予以帮扶。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这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总书记临危不乱，及时召开这次座谈会，尽早动员部署，让大家从容应对，稳住了阵脚。这次座谈会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所有省区市党政“一把手”都参加并作书面汇报，中西部22个省区市一直开到县级。除主会场外，各地设了2516个分会场，共5.2万人参会，其中省部级以上领导338人。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最大规模的会议，总书记发出了脱贫攻坚总攻动员令。
除了这5个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几乎在每个重大场合、每个关键节点、每个重要时刻，都会强调脱贫攻坚。在脱贫攻坚全过程，总书记始终靠前指挥，作出一系列重大判断、重大决策、重大部署，指引脱贫攻坚保持着正确的前进方向，鼓舞着全党全社会万众一心、奋战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第四是较真碰硬考核。我们理想的状态是，扶贫工作要务实、脱贫过程要扎实、脱贫结果要真实、脱贫成效要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所以中央就明确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开展1次成效考核。习近平总书记连续5年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成效考核情况汇报，审定考核结果，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总书记的要求始终是严格的，体现了兑现承诺的坚定意志和责任担当，我们很受教育。
考核主要采取年终考核和平时情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年终考核主要有省际交叉考核、第三方评估、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媒体暗访四种形式。平时情况主要汇集纪检监察、民主监督、检察、审计、财政、扶贫以及“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易地搬迁等相关主管部门发现的问题。通盘考虑各方面情况后，评出好、较好、一般、较差四个等次。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对综合评价好的省份通报表扬；对综合评价较差且发现突出问题的省份，约谈党政正职；对综合评价一般或发现某些方面问题突出的省份，约谈党政分管副职。2016年以来，累计有13个省份被约谈，其中有3个省份被约谈2次，2020年约谈了24个县。
约谈时，首先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考核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再通报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分管领导同志提出整改要求，被约谈人作整改表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考核评估情况通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向各省区市逐一反馈考核评估发现的问题，组织各地进行整改。不仅被约谈的省份要整改，没被约谈的省份也要举一反三进行整改。3个月内不安排脱贫攻坚督查检查，让基层集中精力整改。
2016年第一次考核，22个省区市中，产生8个好的、6个较好的、4个一般的、4个较差的。考核成绩好的，中央给予通报表扬，还奖励5个亿的奖金；较好的就是公布等次，不表扬也不批评；一般的，约谈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较差的约谈省委书记、省长。经过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后，就开始约谈程序。由分管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约谈，把省委书记、省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召到北京来，在中南海谈。
第一年，约谈了考核等次较差的4个省的省委书记、省长，约谈了考核等次一般的4个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我看他们来的时候神情尴尬，约谈中有的面红耳赤。约谈时先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然后通报发现了什么问题、有什么毛病，违背了哪一条，怎么整改？就事说事，不扣帽子，也不打棍子。约谈过程中，这些领导同志的态度都非常端正、非常诚恳。没有一个不承认问题的，更没有一个抵赖的，少数的有一两句解释，也在情理之中。
首次约谈，对各地触动很大，体现了较真碰硬。有的省委书记、省长被约谈后，非常不安，说：“我们小时候就是好学生，工作后是好干部，从小到大都是被肯定的，今天是第一次被约谈。”其实，有些问题是发生在村里的，有的县委书记都不知道，省委书记、省长更不了解。但这就是较真碰硬，倒逼真抓实干。
精准扶贫的重大战略
精准扶贫是先进理念、科学方法，其实质就是因地因时制宜、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核心内容是做到“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实施“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解决“四个问题”：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在实际工作中，建档立卡、驻村帮扶、易地搬迁、小额信贷、光伏扶贫、地区协作，这些都是重要举措，是精准扶贫方略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范例。
一是建档立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前提是把贫困人口找出来并建档立卡。2014年春节期间，建档立卡的方案设计出来了。收入在国家扶贫标准之下，以及“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没有解决的农户就认定为贫困户。但地方落实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农村人口流动性大，本身就困难，而且很多村干部认知不同，缺少执行力，有的还优亲厚友。
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报上来的贫困户并不真实。第一次建档立卡时，大约有30%的贫困户是不准的。但是，全国扶贫信息系统建起来了，有了这个抓手就好办了。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查下去，把真的留下，把假的剔除出去，不断进行完善。比如，在2015年、2016年我们搞了两年“回头看”，完善了这个系统，清退了识别不准人口929万人，补录了漏评的807万真贫困户。2017年以后，每年都进行动态调整。脱贫攻坚从头到尾都在做建档立卡这个事，这是一个动态工作，不是一次划个“成分”就定终身，而是始终根据变化及时调整完善。退出机制也比较健全。退出由村委会提名，提名后进行公示，让大家来说是不是真脱贫了。自己认账，村民认同，政府认定，社会认可，这个时候就可以让贫困户退出去，这就是精准退出。退了以后，还要跟踪监测，防止返贫。目标就是解决当时近1亿人的“两不愁三保障”以及安全饮水问题，消除绝对贫困。
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都实现了“精准”这一要求，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把政策对准真正的贫困户。我们在基层拿着实际情况对比信息系统，白纸黑字，这就精准了。搞建档立卡第一年有80多万人在做这个事，后来搞“回头看”动员200多万人。虽然不敢说这套建档立卡系统精准度达到百分之百，但它毕竟还是越来越接近真实的情况，解决了“扶持谁”的问题。
二是驻村帮扶。贫困村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人基本都进城务工了，留下的人多数不仅没办法，而且没想法。穷惯了，就“等靠要”；穷怕了，也不敢想。国家采取特殊措施，安排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组成工作队直接到村一级开展帮扶工作，覆盖到所有的贫困村，解决基层工作力量不足问题，打通了帮扶工作的“最后一公里”，解决了“谁来扶”的问题。
到2020年底，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每年保持近100万人的驻村规模，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广大村干部一起奋战在扶贫一线。
派驻干部有知识有文化、见多识广，他们到村里比较超脱，能有效防止村干部优亲厚友的现象。应当说，驻村干部绝大多数是平时工作中表现比较好的，他们主动申请，很愿意做扶贫这个事情。但是，愿意做就能做好吗？有的干部下去以后，因为不懂农业、农村和农民，想把城市的经验生搬硬套进去；有的干部情绪急躁，只会发号施令，却压根没人听。老百姓是最讲实际的，“不见兔子不撒鹰”，他首先要听得懂、看得见，要见实效，才会认可你。所以，工作队要付出耐心，在实践中了解群众，组织动员群众，逐步改变他们的观念和想法。一旦群众认可你，即便你偶尔说错了、做错了，他们也能谅解。
在工作实践中，干得好的驻村干部无一例外都是以行动感动老百姓。他们融入村子，让自己成为村里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成为农民的自家人，然后才能引导、帮助他们。我下去调研时接触到不少这样成功的例子。
有一个驻村工作队的同志，原来在税务局工作，他到村里就改变了一个酒鬼、一个赌徒。这个村有一个村民，酒瘾很大，早上起来就开始喝，一天喝三顿酒，24小时基本没有清醒的时候。一直喝到家里没钱了，就干点儿活挣钱，但一有了钱，又买酒喝。这个驻村的同志就不断给他做工作，耐心地劝说他、帮助他、管着他，一点一点地改变他，让他从一天三顿酒减到两顿酒、一顿酒，变成一个正常人，还帮助他贷款、搞养殖。这个人很快就脱贫了，而且发展得很好，后来成为村里的致富先进。还有一个是手艺不错的木匠，每天出去干活都能挣两三百块钱，可惜他好赌，一次输个千八百块钱都很正常，多少天的收入输光了，眼都不眨一下。输光了他再出去挣，然后再赌，再输。他家里人也管不了他，但是这个工作队的同志就管他，盯着他，严防死守，跟他较真，督促他戒赌。这个功夫没有白费，人都是有感情的，你跟我非亲非故，这么为我好，我又不是铁石心肠，怎么能一点触动都没有呢？慢慢地，这个人也改变了。他本来就有手艺，只要戒了赌，生活立刻就好起来了。贫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是因为一些不良习惯致贫，这样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这需要工作队的同志们投入很多精力，付出很大的耐心。
驻村工作任务艰巨，工作内容繁杂，要特别注重驻村干部的规范管理和教育。通过广泛的交流，对驻村干部进行培训。同时开展评先表彰，让群众基础好的、成效显著的驻村干部介绍经验，还精选了一些典型案例，让大家互相学。这些同志都很聪明，又有热情，通过交流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等他们干得好了，有了创新，又可以分享给别人。驻村干部的退出制度也是逐步建立的。有的是有良好的主观愿望，但是没有干好，那就回去；有的同志确实有客观困难，也要实事求是，妥善安排。
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加强脱贫攻坚干部培训，确保新选派的驻村干部和新上任的乡村干部全部轮训一遍”的重要指示精神，通过驻村工作锻炼了一大批干部。整体来看，驻村干部的教育和培养取得了很好效果，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脱颖而出。2020年2月，正值春节期间，突发新冠疫情，近100万名驻村干部逆行到岗。驻村干部一到位，一是继续抓扶贫，二是搞防疫。事实也证明，这支队伍是经得住考验的，不仅使脱贫攻坚圆满收官，而且有效抗击了疫情。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通过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锻炼了机关干部，培养了农村人才。”这些干部是主动下去的，既有社会责任感，又经历了脱贫攻坚战的考验，通过锻炼提高了各方面能力，今后一定有更好的成长，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三是易地搬迁。一些贫困地区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通水电路成本很高，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年年扶贫年年贫，停止帮扶就返贫，需要实施搬迁“挪穷窝”。
国家在做贫困群众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上花了不少功夫。经过充分调研论证，通过县城集中安置、行政村内分散安置、建设移民新村、依托小城镇或工业园区、依托乡村旅游区等多种方式进行安置。中央按照人均6万元标准，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融资主体资本金、低成本长期贷款、政府专项债务等渠道筹措资金，用于新建住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产业就业后续帮扶等。各地根据发展状况、建设成本等因素，实行差异化补助政策。严格控制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防止贫困人口因搬迁举债。加强安置点扶贫车间建设，支持就近就业。很多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居住条件很差。但是有的老百姓就是不愿意搬，他们觉得，搬迁不仅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还要增加生活成本。我们充分尊重贫困群众搬迁意愿，知道一些人本意不是不愿搬迁，而是有顾虑，缺乏良好预期。对这些人，我们不搞强迫命令，而是请他们到已搬迁的地方去看一看，当他们看到先期搬迁的不仅房子好，老人看病、小孩上学更方便了，还给劳动力提供培训，工作也更好找，生活确实比以前好。看了之后就明白了，也就乐意搬了。
全国共搬迁贫困人口960多万人，建设集中安置区约3.5万个，安置房266万余套，还同步搬迁一般农户500万人，1000多万人搬迁，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西藏高海拔地区和云南怒江、四川凉山、甘肃临夏等深度贫困地区都把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贵州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省份，搬迁贫困人口150多万。云南怒江近40%的贫困人口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易地搬迁既扶贫脱贫，又促进了当地的城镇化建设。
四是小额信贷。建档立卡发现了13种主要致贫原因，其中缺少资金的占了三成左右。所以2014年国家创新推出了专门针对贫困户的扶贫小额信贷产品，还有免费技能培训，支持发展生产，对带动贫困户发展的企业和合作社给予优惠贷款和财政贴息。我们知道，孟加拉国有一个叫穆罕默德·尤努斯的人，他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音译也叫格莱珉银行）贷款100多亿美元给穷人，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我们的扶贫小额信贷提供的贷款是多少？7100多亿人民币！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免担保、免抵押、免利息的。
贫困户发展产业，搞养殖、搞种植，都可以贷款。国家提供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免担保免抵押的贷款，银行按基准利率放贷、财政扶贫资金贴息、县级建立风险补偿金，可以说非常优惠。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放贷支持了1500多万户贫困户发展生产，92%的贫困户参与了产业扶贫。从2014年到2020年，贫困户的获贷率由2%提高到50%，而且呆坏账比例很低，在1%以下。
五是光伏扶贫。这是新能源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实地察看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营情况，多次就做好光伏扶贫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光伏发电扶贫，一举两得，既扶了贫，又发展了新能源，要加大支持力度。光伏扶贫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预先设定的模板，没有现成可循的路子。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探索，让星星之火演变成燎原之势。
从2014年起，国家决定利用6年时间组织实施光伏扶贫工程。在试点的基础上，在具备光伏扶贫实施条件的地区，利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其产权归村集体所有，全部收益用于扶贫。到2020年底，全国光伏扶贫容量达到1865万千瓦，10万个贫困村建有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村年均收益20万元左右，主要用于设立公益岗位、实施小型公益项目、开展小微奖励补助等，成效非常显著。
六是地区协作。比如东西部扶贫协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上个世纪90年代，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领导小组组长所推动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开创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闽宁模式”。
2016年7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闽宁镇实地察看精准脱贫和产业发展情况时说，“闽宁镇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做一个示范，实现共同富裕。”让“干沙滩”变“金沙滩”的关键就在于习近平同志的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和担任总书记以来的持续关心、支持、指导。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先后五次出席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联席会议，提出了“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指导原则，为闽宁对口协作指明了方向，为两省区干部群众不懈奋斗注入巨大精神力量。担任总书记后，先后于2016年、2020年、2024年3次赴宁夏考察指导。二十多年的久久为功，闽宁两省区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推动建立的五项机制，一届接着一届抓、一任接着一任干，促进了民族团结，谱写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新篇章。
地区协作的另一个典型范例是新疆。南疆地区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变化，顶得上过去历史上所有的变化。以前，南疆一直是纯农业地区，现在有了现代工业，民族向心力进一步增强。这是谁带来的？是国家重点支持和统筹调动发达地区带来的。19个援疆省市、中央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对口支援新疆，搞产业园，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现在，新疆的纺织、鞋帽、电子等制造业用的都是最先进的设备。南疆地区发生深刻变化，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一、二、三产业增长齐头并进，这就是当年脱贫攻坚搞对口支援的效果。全国动员起来了，全国一盘棋，东部抓得很紧，工作特别主动，他们把西部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在做，有效激发了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大家都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这就是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所在。
我们有很多新点子、新办法，但绝不是拍脑瓜想出来的，而是首先通过试点积累实践经验，取得良好效果后再向全国推广。比如电商扶贫试点就是这样产生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创新的商业模式与物流网络一天比一天更能发挥重要作用。城市里生活的人早就习惯在电商平台、直播间买东西了，现在广大的偏远农村把自己的农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等产品通过平台卖到全国各地，生产者自产自销，避免了中间商赚差价，消费者也能得到一定实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国家这十几年来快速发展的邮政快递业起到了关键作用。很多脱贫地区的农特产品通过邮政快递网络销售到全国各地，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也拉动了当地就业。
甘肃陇南就是我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市。陇南地处大山深沟，交通不便，优质农产品走不出去。为了把当地盛产的花椒卖出去，每年都开展销会，但经常是费了很大力气，最终也卖不出多少产品。2015年陇南被列为全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市后，这个状况就扭转了。短短几年时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陇南电商扶贫的效果是眼看着好起来。那里的同志也非常能干，从试点干成了示范。农产品有多少卖多少，仓库空空，展销会也不用开了。由此可见，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旦跟上，通村公路、宽带网络、物流仓储、快递配送……这些“硬基础”有了，农民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了，还不用外出打工，可以陪伴家人。更大的意义是，让贫困群众能够参与到先进互联网技术、新的业态里，这是很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