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市民李昭（化名）的亲戚从外地赶到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做手术，需要用血，医生让家属在采血点献血400毫升。如果亲属无法献血，也可以“想办法”——花2000元找人代为献血400毫升。据《法治日报》报道，在北京、天津的多家医院，都存在“有偿代为献血”现象。

在不少医院，患者做手术前，院方一般都会要求亲属参加互助献血。这作为医院应对血库资源紧张的一种应急办法，可以理解。根据献血法规定，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需要明确的是，法律规定的互助献血的本质是无偿献血。

但现实中，互助献血常被异化为“有偿代献血”。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患者在外地大医院求医时，一时找不到符合要求的亲人、朋友参加互助献血，于是有偿请人代为献血的“生意”就出现了。

这种以“互助献血”名义进行的交易，明显变了味，不仅加重患者经济负担，也涉嫌违法，还容易导致血液浪费和交叉感染，滋生非法买卖血液等行为。绝不能任由这类灰色“生意”大行其道。

由于曾发生“血头”利用互助献血的幌子组织非法买卖血液现象，北京市原卫计委曾发文决定于2018年2月10日起停止开展互助献血。但正如媒体报道所示，这并未真正让“有偿代献血”消失，因为医院的血液资源紧张状况依然客观存在。要从根本上让“有偿代献血”失去市场，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壮大无偿献血，扩大血液资源的供应。

众所周知，中国临床用血基本上全部来自无偿献血。为了解决血液供需的“紧平衡”状态，提升无偿献血的社会参与度，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想办法，如有的地方甚至将无偿献血与教师评职称挂钩。但是，无偿献血要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和参与，最重要的还是要真正把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的优先用血权保障好，走出“献血容易用血难”的困境。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56.2%的受访者不愿意献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认为缺少全国联网的献血信息系统，献血容易用血难。这其实很好解释了大众无偿献血积极性有待提升的症结。

以此次媒体报道的案例所示，患者的外地亲友有献血证，但在北京的医院不能使用，最终只能花钱购买“代献”。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就在上个月，媒体还报道了一个特殊案例：山东一男子曾献血13次，还因此获奖，但当其妻子需在省内异地用血时，却遇到了困难。

个案经媒体报道、舆论影响后，可能得到妥善解决，但它们所指向的共性现实问题不容忽视：在优先用血多实行属地管理的背景下，献血者优先用血的落地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带来的是连锁和循环反应：个人参与无偿献血的积极性不足——医院血液资源紧张——倡导患者亲属互助献血——一部分患者亲属只能被逼花钱买“代献血”——人们因“献血容易用血难”，对无偿献血更不信任、不积极……

因此，推动无偿献血信息的跨区域共享、互认，切实破除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权益的落地梗阻，宜早不宜迟。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献血用血信息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血站、医疗机构、献血管理机构等相关信息全地域、全方位、全链条互联互通，让数据多跑路、让用户零跑路。从公开信息看，已有省份在推动无偿献血证在省内互认。

另外，加强对血站、医院等的血液资源管理也非常重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完善跨区域的血液调动机制，确保血液需求量大的地区有血可用；二是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血液管理机制，包括血站、医疗机构等对血液的使用情况，以及“不得将无偿献血的血液出售给单采血浆站或者血液制品生产单位”等规定是否落实，都应让公众有更多的了解、得到更充分的监督。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和医疗服务量的持续增长，临床用血的社会需求还将增加。有效提升公众参与无偿献血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扩大血液供应，已有越来越强的迫切性。无论是加强对无偿献血者优先用血权的保障，还是提升无偿献血系统的公信力，都是时候拿出更多的办法了。（予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