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李向前）

这是个关于菲林的故事。

菲林（film），即胶片、底片，引申为电影。

菲林在电影放映机里，因飞速运行，需要留出一道缓冲的弯。正是这道湾，让菲林在机器里跃动起来。

菲林的跃动，其实就是电影人的生命律动。为摄制影片，电影人往往要把身心扑到片场，有时，他们会不惜伤痛，甚至生命。

整整七十五年前，在抗日的烽火里，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的是蜚声大上海的电影明星，有的已是享誉国内的作曲家，还有的，是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摄影师。他们穿越烽火，把自己的一切存于使命之上，背负菲林，毅然走进枪林弹雨。

纪录电影《穿越烽火》，纪录的正是他们走向光明、穿越烽火的生命轨迹。

这轨迹，起源于国统区。那时的他们，是激情四射的艺术家。在寇雠犯我中华的境况下，他们只想用自己的艺术才华，点燃人民和家国的希望。可是，他们为民族奋起而歌、而舞的热望，总被反动势力无情挫伤。他们的失望和愤怒，不能不升腾于内心顶点。

他们渴望光明。于是，他们约集着来到延安。

在延安，他们感受到了理想的张扬，奋斗的热忱，友爱的真诚。他们集合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组成放飞希冀的延安电影团，他们摄制了一部全新的纪录电影──《延安与八路军》。

这部纪录片，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完整的纪录电影，而且对新中国电影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

随着菲林跳跃，它给后辈电影人留下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影像，也保存了那些质朴却又场面十分重大的光影素材。更重要的，是它在精神层面给予的引导、影响和教育，塑造了后来中国纪录人恪守的思想传统和艺术追求。

《延安与八路军》取景于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一年的艰难摄制，终于完成了它预定的镜头。菲林的大部，被带回延安。可是，延安的条件实在太简陋，电影的后期无法进行。于是，中共中央商定共产国际，希望将素材带往苏联，在那里制作后期。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个请求。

可菲林这一去，却酿成了中国纪录电影史的一段谜案。由袁牧之和冼星海带往莫斯科的全部拷贝，在不久爆发的苏德战争中，神秘地丢失了。据说，它在战争烽火中，化为了“灰烬”。

可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电影人，都不愿相信这个“悲剧”的真实性。人们总存一丝念想：菲林没丢。它一定还在，在不知哪里尘封着。

自新中国建立起，寻觅这菲林的努力，几乎没有停止过。可奇怪，总是在快要揭开谜底时，线索就断掉了。久而久之，寻觅，几乎成了纪录片人的不懈职分。

纪录电影《穿越烽火》，讲的正是新一代中国电影人寻觅它的故事。

这次寻觅，尽管艰难，可还是有了新线索。在多方检索、追踪、查找以及在国际制片人的帮助下，在俄罗斯电影档案馆，找到了以化名出现的袁牧之和冼星海的有关文字记录。

寻觅，本身已成悬念。然而，寻觅的魅力，还远不止菲林本身。它从拷贝这种物象，十分必然地移念到端起摄影机的人，移念到摄影机取景器后面的眼睛，移念到这些眼睛折射出的心灵。由此，完成了对“寻觅”的超越。

在电影文学脚本里，我们最先读到的，是袁牧之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人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他（她）秉持了时代精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寇雠犯我，山河破碎、家国危殆。由此，民族精神的凝聚，汇成两个字：起来！

如果我们把袁牧之这段话看作是《穿越烽火》的点睛之笔，应不为过。透过全片，你会清晰感到，编导者始终在着力思考、努力揭示本片创作的真谛。她们在动笔之前，已经反复研磨过：本片的拍摄，到底要建构什么主题？它的价值究竟在哪里？以及什么才是它的当代意义？

她们最终的回答是：人。

显然，袁牧之的上面这段话，发自肺腑。而袁牧之，又是《穿越烽火》的第一主角。他是来自大上海的电影明星和艺术家们的代表者。在上海，是他，第一个唱响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而在延安，他是电影团的主心骨。正是“起来”的呼喊，震撼了他身边的人。而这群人，最终成为了终生的革命者。

《穿越烽火》的编导者，由此揭开了立意的一道缝隙，从而掀动了全部影片的主题，那就是，作为人民电影的先辈，袁牧之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没有彷徨，没有畏缩，更没有儿女情长。他们以大无畏的民族气节与家国浓情，决心用自己的血肉，筑起挽救民族危亡的新的长城。从这种立意出发，编导者们把《穿越烽火》的几位主人公，置放在奔赴民族解放战场的历史幕布上，纪录他们的生命旅途与精神追索，揭示他们的人生奥秘、热烈情感和牺牲精神，从而让《穿越烽火》实现了对简单物象“寻觅”的超越。

编导者在创作阐释中是这样表述的：“在中国红色电影发展史上，袁牧之、吴印咸、陈波儿等几位电影人，是光华闪耀的杰出代表。他们从坎坷之路出发，走上以影像为职业的世界，在时代的激励和感召下，完成了从普通艺人到革命斗士的华美转身。他们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也是现代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进程的记录人。而他们最突出和最富历史价值的艺术成果，来自他们的穿越烽火，来自他们到达的反抗外敌侵略和民族解放的最前线。他们追求纯粹，他们理想高尚，他们人格完美，他们的斗争可歌可泣，以至今天捧读他们，我们仍会热泪盈眶。”

根据这一创作思路，《穿越烽火》在艺术追求上形成了一种复线结构，即：寻找菲林和寻觅先辈。两条线索平行铺展，相互关照、彼此渗透和互为依存，从而演绎出两个动人故事。

前文提到，“寻找菲林”取得了相当突破，发现了《延安与八路军》进一步的片段踪迹。在“物象寻觅”的线索表现方面，《穿越烽火》使用了极富纪实意味的手法，细致记录找寻菲林的过程和可喜结果。

而在“寻觅先辈”这条脉络上，则全片更为悉心刻画，描摹入微。它以饱蘸情意和浓墨重彩之能，雕琢了红色电影前辈们的生平、遭遇、情感、思想和境界，使这些似乎抽象但却是历史真实的镜头跃然菲林之上。

归纳起来，这条脉络的展示，有如下几点突破：

对人精神面貌发掘的逻辑张力。

前文说过，袁牧之、陈波儿、吴印咸和冼星海，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成名的电影艺术家、作曲家和摄影家，他们有着巨大的社会知名度，也有优渥的个人生活，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成名人物。但是，在民族救亡感召下，他们感动于正义的文化界同仁的呼喊：“我们有笔的时候用笔，有嘴的时候用嘴，到嘴和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边势将以血肉和敌人相搏于战场。我们不甘心做奴隶，我们将以鲜血向敌人保证我们民族的永存！”

在决心离开上海时，袁牧之回忆说：在大批文化工作者随抗日救亡演剧队撤离上海的时候，我已经做作出一个决定：到革命圣地延安去。于是，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波儿，邀她一同前往。波儿非常高兴，答应与我同行。与我们一起走的还有筱璋。那时，我还不知道波儿已经是共产党员。

而吴印咸在摄制四行仓库孤军抗敌的纪录影片被国民党新闻检查部门彻底毁掉拷贝后，已经完全绝望。他回顾说：“《中国万岁》被国民党销毁，没留下哪怕一个镜头，让我极度失望。爱国热情化作对政府当局的仇恨。我知道，在上海这块地方，已经无事可做了。”

如果说，这两段话还无法代表当时所有的电影人，那么，它绝对是那个时代民族英烈的意向缩影。《穿越烽火》忠实引用了它们，并置放在民族仇恨与黑暗无边的话语环境下，就有了可信的逻辑力量，从而建立起历史真实感。

延安胸怀与凝聚力。

抗日烽火中，延安，拥抱了无数的热血青年和爱国者，也影响和塑造了革命人。

袁牧之、吴印咸和冼星海，他们到延安前，都不是共产党员。他们是抱着一腔爱国热情奔赴而来的。初到延安，他们立即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绝对信任，党中央专门为他们成立了电影机构。这个最初仅有六个人的机构，竟是八路军的正团级单位，机构名称简单明了：延安电影团。

延安电影团团长，是后来的开国大将谭政，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袁牧之等几位从国统区来的电影人士，很快融入延安生活，他们的待遇远高于一般干部。

组建不久，电影团便开始工作。这期间，有一个袁牧之嚎啕大哭的故事，颇带传奇色彩。那是电影团1938年10月1日在黄帝陵开拍《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个镜头后，突遇瓢泼大雨，大家都被浇了透。回到延安，团长谭政为开机成功邀请大家吃饭。在当时条件下，这是很为丰盛的一餐。

八路军高级领导人的亲切礼遇，让袁牧之心绪复杂。他是感受到国统区的黑暗和腐朽的人，对比之下，他不由嚎啕大哭起来。这一哭，让在座的各位不知所措。但很快，大家都明白了。这是一个热血艺术家的感情宣泄，也是一位有良知的进步人士的内心反应。

吴印咸后来回忆，“牧之的激动，深深感染了我。使我终日琢磨如何充分利用好仅有的设备和胶片，用我毕生所学尽力完成这次拍摄。”

随着《穿越烽火》的内容递进，我们看到袁牧之、吴印咸、冼星海以及一大批来延安的艺术家们，彻底涂抹掉了在大上海和国统区熏染的色彩，全身心融入了革命文化事业。

为完成拍摄《延安与八路军》这个重大使命，袁牧之和他的战友们，扛着笨重的摄影机，携带着珍贵的胶片，穿越烽火，先后到达晋西北、晋察冀的广大地区和抗日前线，拍摄了大量八路军战士、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生活素材。期间的一次，他们险入日军包围圈，经八路军营救才脱离危险。

正是在战火的淬炼下，他们完成了自身的蜕变，成为革命战士。在这期间，袁牧之、吴印咸、冼星海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穿越烽火》运用大量镜头语言和充分篇幅，纪录了这个凤凰涅槃式的感人过程。

在真实的“纪录性”与人物“再现”的双重选择中寻找突破。

《穿越烽火》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大胆运用人物“再现”。从一般纪录片规则说，使用“再现”手段是忌讳的事情，明显有违了纪录片的真实属性。但是，由于历史讲述中影像素材的不可复制和实质上的匮乏，当下纪录片编导者们试图用一定程度的“再现”手段，填补素材孔隙和表达缺失。这里的关键，在于“再现”运用的恰当、合理和自然。

与大量简单运用“再现”不同，《穿越烽火》引进的“再现”，不仅大胆，使之穿越全面始终，而且特意有相对恰当的表演成分居于其中。经影视专家审看，均表示这种运用效果良好，是对纪录片的一个突破。

这里关键有两个：其一，是演员吃透角色的历史定位和情绪逻辑，以真实的身份认同，出演角色；其二，是“演”与非演的把握。

所谓吃透角色，是指演员对人物的深入理解，认同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变化。袁牧之等，是大明星、大艺术家。这与来延安的一般青年和知识分子，在身份角色上有着很大不同。而他们的情感变化，也较一般人较多起伏。

扮演袁牧之、吴印咸、冼星海和陈波儿的四位青年演员，在大量阅读有关人物传记和相关历史资料中，对饰演角色有了深入理解。在影片历史语境下，他们都很好地诠释了角色本身，既没有过度虚饰，也没有捆绑手脚，在与历史影像资料的交合融洽中，显得真实、大方，角色其人。

所谓演与“非演”的把握，实际是一种纪录与创作的有机恰合。片中，与其他使用“再现”只用远景、背影的纪录片不同，《穿越烽火》的“再现”演员，都是正面出现，近景表演。他们充分进入角色，根据剧情，在情感、思想和行为上有着发挥。而这种发挥，又区别于故事影片，是在严格限制的历史情景中的发挥，是不破坏纪录氛围中的发挥，很好地把握了“演”与“非演”的辩证关系。这对“再现”演员来说，是一种别样的尝试；而对纪录片编导者，则是一种大胆运用。事实说明，在人物“再现”和情景“再现”的起落、互助下，《穿越烽火》变得更有生色，更为好看，更富有情节感了。

第四，充分释放解说功效。

纪录片解说，是其表现功能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甚至可以说，在带有专题性质的文献纪录片中，解说是全片引导、构筑、讲解和情绪渲染的主要部分。好的解说词，不仅能推动影片的走向，而且会形成巨大的感染力。

《穿越烽火》的解说词，是准确、精彩和极富情感的。它在一般的历史述说时，表现是娓娓地、精确而流畅地讲解剧情。而在需要情绪调动时，它紧跟节奏，时时发出铿锵的声音。特别在剧情到达高潮时，它每每十分给力地提供出或哲理、或激情的语言来。其中最能打动观众的，是结尾部分。在总结电影前辈的奉献时，它把这比赋为“燃烧”。它是这样说的：

但中国红色电影人对生命的体验，却有不同。他们一经投入革命洪流，想到的是燃烧。正如诗人艾青所歌：即使我们只是一根火柴，也要在关键时刻有一次闪耀；即使我们死后尸体都腐烂了，也要变成磷火，在大地上燃烧。

每当此时，观众都会激动地给予由衷、热烈的掌声。

正如纪录片“圈内”人所言：娓娓道来的解说，富有哲理的点题和优美诗情的华丽，总能打动观众的内心，荡起情绪的涟漪。

列宁曾说过：革命最忠实的证人是摄影机。它把真实的事、像带到人们面前。这话，好像就是对延安电影团的前辈们说的。《穿越烽火》把我们带到他们面前，体验忠诚，感叹奋斗，记住牺牲。

菲林不能停止它的跃动，纪录影片永远带来真实。它的存在，使那些忘不掉的人生精彩故事，长久流连在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