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潮”舞蹈之所以流行起来，是因为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同与情感共鸣，那是一份民族情怀，是一种文化自信。“国潮”舞蹈之灵魂在“国”不在“潮”，如果仅仅体现在其表层的国潮元素以及简单意义上的视觉文化消费，没有坚实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支撑，“国潮”舞蹈最终只能沦为一种所谓的形式游戏。

极目当下中国文艺创作中的传统文化回归热潮，无论是在创作品质、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上，还是在成为“爆款”的数量上，舞蹈创作都是当之无愧的“优等生”。包括《只此青绿》《唐宫夜宴》《渔光曲》《碇步桥》《锦绣》《纸扇书生》《丽人行》以及《中国节日“奇妙游”》系列、文化剧情舞蹈节目《舞千年》等诸多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创作根基的优秀作品交替冲击着观众的视野，相关话题频频登上热搜，无不凸显着“国潮”舞蹈受到的广泛欢迎。

最是文化韵流长，“国潮”舞蹈出“爆款”的背后，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破壁”。舞蹈《唐宫夜宴》借用AR和5G技术穿越古今，让一群憨态可掬的唐俑小姐姐“复活”了传世名画《唐人宫乐图》；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中一群身着绿衣，发髻高耸的女舞者以刚柔并济的舞姿化作“险峰”“卧石”，实现了与王希孟创作的《千里江山图》的合而为一；《中国节日“奇妙游”》系列中一部《洛神水赋》更是将舞台挪移至水下，当洛神降临时裙带飞舞、衣袂飘飘的场景出现，曹植笔下《洛神赋》中所描述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超然意境跃然而出。从市场的反应来看，这些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潮”舞蹈很好地满足了当下人们对文化自信和文化潮流的双重追逐。

这些现象级作品的巨大成功影响和启发了众多创作者的思路，不少创作者将“国潮”舞蹈看作了“流量密码”，希望通过这一特色标签也能够让自己的作品成为下一部“爆款”。于是，这条赛道便成为舞蹈创作的“热门”，而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国潮”舞蹈创作背后，一些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

第一，是创作题材、类型的趋同问题。以2023年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评奖赛事上呈现的作品为例。这一届“荷花奖”古典舞评奖共有47个参评作品，其中取材于历史文物的作品有13个（约占28%），它们有的来源于历史壁画、有的来源于传世名画、还有的来源于古佣人物。取材于历史文化名人与古诗词意象的作品有15个（约占32%），一场古典舞的比赛中居然出现了几个“苏东坡”、若干个“李清照”。显然，以历史文物和历史文化名人为题材的舞蹈创作已被视作当下舞蹈创作界的“新路径”，这本应是创作者用舞蹈语汇诠释传统文化的过程，但多数作品却亦步亦趋、以模式化经验书写，缺乏创新和价值。第二，是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不少“国潮”舞蹈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只是一种符号挪用的实践，创作者对如何将传统文化与当代观念相结合，创作出既具有文化底蕴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舞蹈作品的概念是不清晰的。具体说来，就是这些作品只是对传统文化做了直线延伸，并没有以时代精神去挖掘其中的现实价值，这样的舞蹈创作也必然千人一面，又如何能走得长远？第三，是新技术环境下创作观念的问题。可以说，今天的艺术创作已经无法脱离新的媒介技术的语境，《唐宫夜宴》《只此青绿》等成功的作品，通过现实与虚拟相融合、历史与当下相接续的表现手法，不仅美轮美奂、摄人心魄，也彰显了民族美学的精神。它们无不是舞蹈本体的动作语言、舞美设计的视觉语言以及电视摄像的镜头语言的共同构建，这也表明正是由于技术赋能了传统文化表达，文化又对技术内涵做了正向充盈，才得以让“国潮”舞蹈在今天重焕新生。然而，创作者不能因为新技术对艺术生产和当下的审美接受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而走向一种“以技术为中心”的创作观念，走向炫技式的手段应用和技术堆砌。“国潮”舞蹈之灵魂在“国”不在“潮”，如果仅仅体现在其表层的国潮元素以及简单意义上的视觉文化消费，没有坚实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支撑，“国潮”舞蹈最终只能沦为一种所谓的形式游戏。

说到底，“国潮”舞蹈之所以流行起来，是因为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同与情感共鸣，那是一份民族情怀，是一种文化自信。如果舞蹈创作者没有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和挖掘，只顾一味地追随和刻意地迎合当下的热点效应，艺术创作所倡导的多元化、多样性就会成为空谈。换句话说，当创作者妥协于外界的力量而不是基于自身文化自信的确立和价值观念的塑造时，就不会有勇气去创新，那么即使其作品能成为一时的噱头和热点，也只能是昙花一现，随之而来的，便是观众对于此类作品的审美疲劳。长此以往，舞蹈艺术也将会失去其所应有的文化和精神价值。

大浪淘沙始见金，“国潮”舞蹈要想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国潮”道路，首要便是从源头发掘中华文化中的根与魂，真正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只有这样，“国潮”舞蹈才能不落入贴标签、仿形式的窠臼；只有这样，才能脱离形式化、同质化的桎梏；也只有这样，方能走得更远、更好。（作者：董丽  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