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春节前夕，杭州人工智能（AI）大模型公司DeepSeek爆火出圈，很快带火了同城的其他五家创业公司，它们被并称为“杭州六小龙”。六小龙又迅速带火了整个杭州市，外界惊讶地发现，在以AI为代表的科技创新领域，杭州活力四射，六小龙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之下可能还有成百上千条龙。
“六小龙”是指DeepSeek、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游戏科学、群核科技、强脑科技，它们覆盖大模型、机器人、脑科学、3A游戏等前沿领域。
根据杭州市科技局的数据，杭州拥有“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其中，2024年认定的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有4253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3467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2017年底的2844家增加到2024年的1.6万家，增长了5.7倍。
强脑科技的接待日程已经排到了4月底。扎根于广东的社群“厂二代GOGOGO”创始人王锦意兴奋地告诉《财经》，自己将于4月28日带队赴杭，其中一个行程就是参观强脑科技。“江水变暖了。”杭州一名AI应用领域的创业者3月10日对《财经》说。最近一个星期，他每天都在见投资人，甚至不得不问两家投资机构：“你们介不介意坐在一起听？”
一名投资人从深圳飞到杭州，“杭州要爆发了，得来看看”，他对《财经》说。看过之后，他感觉“北京的独立开发者好像都跑来杭州，住在良渚和下沙这些房租便宜的地方”。
“杭州现象告诉大家，中小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王坚认为，浙江民营经济出现了质变，时代正赋予“浙商”新的内涵，民营企业已经可以用科技创新的逻辑来推动经济发展。
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杭州市委原书记王国平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杭州无地矿资源、无港口资源、无政策资源、无项目资源，这样一座先天不足的“四无城市”，脱颖而出只能靠智慧经济。“杭州完全有可能通过第四次产业革命形成万亿级规模的产业，再次出现类似阿里巴巴这样的世界级企业。”
王国平介绍，此前杭州已经历三次产业革命——信息产业与互联网经济革命、现代服务业革命，文化创意产业革命，目前正在经历第四次产业革命，核心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
王国平2000年4月至2010年1月任杭州市委书记。多位杭州受访者告诉《财经》，那十年奠定了杭州今天的面貌。
“杭州的今天并不完全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今日杭州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民营经济良性互动的结果。”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史晋川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
他认为，浙江是民营经济沃土，有利于培养企业家精神，有利于鼓励创业创新。
从“七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史晋川参加过浙江省九个五年规划的研究。自1998年起，他担任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2012年起，担任省咨询委副主任。
2015年，中国正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浙江省科技厅时任厅长周国辉首次提出浙江和杭州形成了“创业新四军”——浙大系、阿里系、海归系、浙商系。“杭州现象”中涌现出来的明星企业，主要来自前三个军团，它们之间又有背景和资源的交错。
最近三年，每年春节前后都有现象级城市出现，2023年是淄博，2024年是哈尔滨，2025年是杭州，淄博和哈尔滨的关键词都是“文旅”，杭州则是“科创”。“杭州现象”是昙花一现还是市场经济的完美故事，时间会给出答案。确定的信息是，这片土地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民营经济的力量。2月28日早上8点50分，“六小龙”之一的云深处科技一楼门厅站满访客。云深处研发总监周燕鑫有点无奈地告诉《财经》，最近公司每天接待30多批来访者，最多的一天接待了40批，“确实有点影响本职工作了”。
云深处成立于2017年，是四足机器人领域的头部企业，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杭州准独角兽企业。它的“X系列”四足机器人，俗称“机器狗”，在巡检和应急两个领域的市占率分别达到85%和90%以上。云深处计划在2025年中推出人形机器人，届时将与另一家“六小龙”企业宇树科技在人形机器人赛道上直接竞争。一个多月前，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在央视春晚上表演扭秧歌，声名大噪。云深处董事长兼CEO（首席执行官）朱秋国的另一个身份是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一名典型的“两栖型”创业者，这正是杭州市所鼓励的。王国平对《财经》表示，2000年杭州提出对标美国硅谷打造“天堂硅谷”，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鼓励大专院校师生带着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下海”创业，成为“两栖型人才”。“六小龙”创始人半数出自浙江大学，这是浙江省唯一的985、211大学。朱秋国毕业于浙大、任教于浙大，群核科技创始人黄晓煌毕业于浙大竺可桢学院计算机图形学专业；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毕业于浙大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如果说“天堂硅谷”对标的是美国硅谷，那么浙大对标的就是位于硅谷的斯坦福大学。2002年8月，浙大紫金港校区还是一个建设工地，时任浙江省省长柴松岳、杭州市市长茅临生前来视察，当天陪同考察的时任浙大校长潘云鹤表示：“浙江大学对于浙江，要像斯坦福大学对硅谷的带动作用那样，争取作更大的贡献。”根据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科技创业中心发布的《2024浙江大学校友上市公司榜单》，浙江大学校友企业家担任上市公司创始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等级别的有351人，他们管理或控制了313家上市公司。浙大系上市公司的前五大领域是信息技术、工业、可选消费、医疗保健、材料，合计有276家，占比高达88.2%。目前全社会都关注的人工智能，浙大在1978年就开设了硕士课程。1978年浙大创建计算机系，将“研究人工智能理论、设计新型计算机”列为建设方案第一条，同年招收第一批人工智能专业硕士研究生。2019年，浙大成为首批35所设立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高校之一，并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在全国高校中第一个设立人工智能交叉学科。虽然浙大系校友公司以中小市值居多，但也出过“巨头”——黄峥创立的拼多多市值高达1649亿美元（2025年3月14日数据）。黄峥1998年考入竺可桢学院，主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六小龙里，群核科技创始人黄晓煌与陈航都出自竺可桢学院2003级混合班。浙大竺可桢学院致力于把“会读书的学生”培养成“会创造的人”，它的前身是1984年创立的浙大混合班，特别强调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混合班2000年改建成以浙大老校长竺可桢命名的荣誉学院。早期的竺院，学生们自由穿梭于各个学院，跨系选课是常态。他们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志向，确认主修专业，与导师共同协商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还可以提前修读研究生课程。发展40年，竺院有1.3万余名院友，28家上市公司、38家独角兽公司的创始人或实控人出自竺院。毕业于竺可桢学院的每日互动联合创始人张洁对《财经》说，“浙大军团”在创业过程中相互帮衬，形成一张纵横交错的资源网络。每日互动是一家数据智能服务商，成立于2010年，2019年登陆创业板，核心业务是消息推送服务、大数据分析等。DeepSeek火了之后，每日互动被视为“DeepSeek概念股”，股价连续大涨近一个月，累计增幅300%。虽然公司很快发公告澄清与DeepSeek没有股权关系，只是在2024年上半年较早接入DeepSeek大模型，但是投资者的热情直到2月下旬才冷却下来。近期，每日互动也频繁举办有关DeepSeek的讲座，并且承担了一部分接待外地考察团的功能。“很多团队想去看六小龙，想去看DeepSeek，但是去不了，就来我们这里聊一聊。我们成了DeepSeek研学的平替。”张洁笑言。浙大对每日互动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上市前的四轮融资里，关键的两轮都由浙大人领投。每日互动之后，张洁又创立了华旦天使投资，一半以上的投资都来自浙大系的项目。张洁与浙大保持紧密联系，几乎每周都会回学校，为本科、研究生、MBA讲课，也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活动。她认为浙大的老师需要企业家带回市场一线信息，企业家也需要学校的人才、科研成果和创业项目。浙江大学设有多个创业孵化器和创新创业平台，如浙江大学科技园、浙大紫金众创小镇等，在办公空间、资金等方面帮助初创企业。根据杭州市科技局的一份报告，杭州现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65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60家，入驻企业2.7万家。宇树2016年落地的“尚翼空间”，现为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云深处2017年落地的浙江大学科技园，是科技部、教育部联合批准的首批15个大学科技园之一。海归为什么愿意归杭州
创业“新四军”中的海归派回国时选择杭州，很大程度上与营商环境和政府风格有关。
2014年，在哈佛大学脑科学中心攻读博士的韩璧丞创立强脑科技，主攻脑机接口，研发出全球首个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脑控智能义肢。
2023年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左上臂缺失的中国游泳运动员徐佳玲，用“意念”控制智能手臂，抓握起火炬并点燃圣火。她佩戴的正是韩璧丞团队研发的智能仿生手。强脑的脑机接口还用于治疗神经疾病，让上千名自闭症儿童的症状得到明显改善。
从2014年在美国创办强脑科技，到2025年在杭州被称为“六小龙”，韩璧丞做的关键决定就是2017年回国创业。韩璧丞回忆说，杭州市政府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派人飞了1万多公里，到他波士顿办公室找他谈落地事宜的地方政府。在他们交谈的几个小时里，杭州官员没怎么聊杭州有多好，而是聊脑机接口技术，连讲了好几个该领域的最新研究。韩璧丞感到，杭州官员的水平很高。
被杭州政府召唤回来的还有群核科技，故事发生在2010年。当年，浙江省委组织部领导率团到美国“招才引智”，举办“美国硅谷高层次人才恳谈会”，群核科技的创始人黄晓煌就是当时的参会者之一，会后他萌生了回国创业的想法。
黄晓煌对比了杭州、上海、北京的创业环境之后，发现杭州对创新项目支持力度最大，北京更倾向于引入成熟公司或企业总部。黄晓煌也跑了厦门、苏州、西安等城市，发现当地毕业生大多不想留在本地，而浙江大学的毕业生既愿意留在杭州，也愿意来创业公司。
上海则是一个被海派文化限制的故事。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2016年从上海大学研究生毕业时，发现周边的同学都首选国企或外企，创业氛围不浓。他毕业后先去了大疆上班，同年8月拿到天使轮融资后，在杭州滨江区创办了宇树科技。
宇树的创始团队最初蜗居在一栋办公楼三楼的一个房间里，后来逐步扩展到整栋楼，现在公司一共有大约500名员工，其中一半以上是研发人员。自创立以来，宇树已经完成11轮融资，其中包括多家顶级投资机构。2024年9月，宇树完成B3轮融资，估值80亿元左右，成为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创业公司被称为“独角兽”。
在杭州滨江区，宇树这样年轻、有活力、面向未来的企业为数众多。有意思的是，滨江区与王兴兴同龄——杭州高新区（滨江区）建于1990年，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这个区划面积只有72平方公里的高新区常住人口53万，平均年龄33.5岁，是年轻人密度最高的行政区之一。其中人才总量超47万，高层次人才有2万多。
杭州官员对外招商拼尽全力，对本土企业的服务也是如此。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浙江省省长刘捷说，这些年来浙江始终秉持“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理念，为企业做好店小二、当好保姆。
“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正是杭州“服务型政府”的具象表现。
杭州政府被反复称颂的还有：政府官员愿意陪企业一起为“搞点新意思”而奔波，以及“上门开会不吃饭”。
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云栖小镇的地卫二空间技术有限公司，是中国首家参与国家探月工程的民营企业。地卫二也是一家浙大系企业，创始人温卓明毕业于浙江大学信息学院，公司亦由浙大孵化。目前，地卫二是国内唯一一家出口智能卫星及配套产业链产品的民营企业。
“地卫二”这个名字有些怪异，这与企业的愿景有关——成为地球的第二个卫星体系。与阿里巴巴的愿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类似，地卫二的愿景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卫星”。
在马斯克用SpaceX反复发射火箭之前，太空事业在世界各国都是国家队的事情。地卫二起步时，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第一次吃螃蟹。
“浙江的官员比较愿意思考和创新，”温卓明对《财经》说，“政府愿意跟企业一起干一些没干过的事，比如民企搞卫星发射，政府和企业都没干过。但一名官员对我说，‘温老师，你告诉我要怎么搞，要去找谁’，这让我眼前一亮。”
蒲惠智造创始人王克飞对此深有同感。“浙江和杭州政府是典型的服务型政府，会和企业一起推动把事办成，而不是置身事外。”王克飞说，“企业遇到困难，政府会帮你分析，走哪条路能解决问题。”
2018年，王克飞在杭州上城区创办了蒲惠智造，将SaaS（软件即服务）技术引入工业软件领域，愿景是做制造业管理软件界的“麦当劳”——让中小企业都能用得上、用得起，批量化推动制造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经过五六年发展，2023年初，蒲惠智造打算冲刺科创板。上市牵涉多领域多部门，为此上城区成立服务专班，每月至少一次主动上门，邀请专业人士为蒲惠智造提供上市辅导。
王克飞提到一个细节，杭州市政府规定同城工作不吃饭，“他们来开会，开完就走，但是事情都给你推进”。
企业愿意落户杭州还与人的体感有关。虹软科技1994年成立于美国硅谷，1998年在杭州设立全球研发中心，2017年把总部从硅谷搬到杭州滨江区。虹软董事长几乎常年在杭州，因为“杭州这个地方待着很舒服”。
吸引《黑神话：悟空》开发方游科互动来杭州的原因之一也是“舒适感”。创始人冯骥表示，杭州的节奏没有深圳那么快，房价也不太高，又有沿海大城市的繁华与便利，大家能够耐得住性子，静下心来专注于游戏的研发工作。
这就是杭州的软实力。王国平表示，2000年以来，“环境立市”是杭州的核心战略，它的基本要义就是市民优先、投资者优先。
“不少人把改善城市环境仅仅理解为改善对投资者的服务，这是一种片面认识。”王国平说，杭州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文化名城建设明显加快，这本身就是在改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让人对杭州“高看一眼”。阿里巴巴意义何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区域创业加速计划（REAP）提出，创业生态里有五大利益相关方——创始团队、区域大企业、风险投资、政府、学校，这五大要素必须并存且互动。杭州的大企业就是阿里巴巴。2015年，时任杭州市市长张鸿铭对媒体表示，杭州创业“新四军”中，从阿里巴巴出来创业的有2万多人，和阿里的在职员工数量差不多。这2万多人跟大学生创业不同，阿里系创业者的能力比较强，因为他们有经历有资本，方向也比较明确，构成了阿里生态链的基础。被誉为“第七条龙”的Rokid（灵伴科技），就是一家典型的阿里系企业，它还是集阿里、浙大、海归、政府等关键要素于一体的“集大成者”。2025年2月底，灵伴科技创始人祝铭明戴着自己的智能AR眼镜演讲，完成“赛博翻页”，引爆了科技圈。祝铭明的这副眼镜粗看是一副普通眼镜，实际上透明镜片是一个提词器，只有他自己能看到字幕，并且用戒指翻页。镜框只有49克，除了显示演讲稿，还能拍照、翻译、搜索、导航、识别物体、声纹付款等等。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的祝铭明，2007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后回杭创立主做手机操作系统的猛犸科技。2010年，猛犸被阿里全资收购，他也成为阿里M工作室领头人，负责深度学习、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的研发。2014年祝铭明从阿里巴巴离职，原计划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创业，结果有200万美元的投资先到账了。于是他立即开始新事业，在余杭区创立灵伴科技。发展十余年，Rokid已累计获得超50亿元融资。2022年，余杭国投集团向灵伴科技投资1.25亿元人民币，这是余杭国投最大的单笔投资。2023年，Rokid成为独角兽企业。阿里巴巴在这家企业早期融资阶段坚定站位，灵伴科技的天使轮、A轮、B轮都出现了元璟资本。元璟资本就是一家阿里系风投机构，由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现任CEO吴泳铭2015年创立，关注早期创业公司，进行人民币和美元双币种投资，基金总规模超过100亿元人民币。除了灵伴科技，元璟资本的典型案例还有杭州的人工智能与物联网企业涂鸦智能、3D仿真工业软件企业凌迪科技、智能驾驶技术企业佑驾创新、医疗科技企业佳量医疗、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有鹿机器人、低空无人机企业历正科技等。其中，涂鸦智能、有鹿机器人的创始人都曾是阿里员工。在人工智能产业，阿里系创业者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据“IT桔子”统计，截至2024年底，由阿里前员工创办的人工智能企业有85家，其中45%注册在浙江。早在2021年3月，阿里巴巴就与清华大学联合发布了当时业界最大的中文多模态预训练模型——M6，阿里在AI技术上布局早，不仅自身业务发展从AI中受益，也惠及整个杭州数字技术产业，比如，DeepSeek核心骨干罗福莉等人就出自阿里。2025年1月，“2025阿里校友云谷创业峰会”在杭州召开——“阿里校友”是阿里离职员工之间的互称。根据《2025阿里校友创业榜》，537家上榜创业企业中，127家专注于企业服务领域，117家投身AI领域。这些企业的“在杭率”超过48%。“阿里校友”创办的企业纵横交错，搭建起一个生态圈，让更多企业可以在这个生态圈里成长壮大。云尖信息创始人朱升宏对《财经》说，相比制造业发达的深圳，杭州侧重于软件算法领域的发展，这很大程度要归功于阿里巴巴汇集了一大批软件、算法、模型人才。云尖信息成立于2020年，是一家专注于ICT基础设施和电子制造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朱升宏表示，杭州有软件和硬件相结合的市场需求，云尖因此有很大市场空间。杭州余杭区的EFC写字楼曾是阿里云的办公地，如今那一带已经长出了一批创业公司，它们的创始人许多都出自阿里巴巴，吴翰清就是其中之一。吴翰清2005年加入阿里，是阿里巴巴的第二位安全工程师、阿里云的初创团队成员。2023年5月，他从阿里云离开，联合创办人工智能公司KMind，愿景是发明新型的个人AI计算机，打破互联网大公司的数据垄断，让数据为个人、小微企业创造价值，最终实现自由、开放、共享、平等的AI互联网。2023年7月，KMind推出一款面向C端的AIGC （AI生成内容）效率工具“魁星智能助手”，三个月后收获10万用户。阿里系对创业生态圈的贡献一目了然，但阿里巴巴对杭州的意义不止于此。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对《财经》说，“阿里巴巴最大的贡献，我认为是它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进程当中，在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率先大胆探索、重新界定原来所认定的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产业和市场边界。”史晋川认为，阿里巴巴做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不仅自身迅速壮大，而且成为金融科技领域的主导者，使得民营经济也可以承担重大的国家战略。“为什么DeepSeek是在杭州，六小龙是在杭州，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经济大胆突破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传统的默认边界，积极主动地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从阿里巴巴到DeepSeek，真正令人兴奋的不是一家企业单纯在技术或者规模上的成绩，而是在创新中打破常规、突破桎梏，从而能引领产业变革，甚至开启下一个时代，这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与突破、承担风险、整合资源、坚持长期主义、承担社会责任等要素。史晋川表示，浙江的企业家精神之所以生生不息，历史文化传承非常重要，而这种传承跟自然资源禀赋又密不可分。浙江是七山两水一分田，人口众多，人地矛盾大，老百姓无法仅靠农业来吃得更饱、穿得更暖，过上更好的生活，必须从农业转移出去从事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和商业，这又会引起人们思想的变化。比如在整个国家都在“重义轻利”的情况下，浙江涌现出永嘉学派、浙东学派这样义利并重的观念。这种文化观念及思维方式，就有利于培养企业家精神、有利于创业创新活动。
一千条龙
至今不为外界知晓的是，对于杭州科创，“六小龙”只是水面上的冰山，水面之下还有成百上千条龙。“竹已萌千龙，水自走万马”，南宋诗人白玉蟾800年前的名句，正是今日杭州的写照。在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赛道上，除了云深处和宇树，仅在浙大就还有多个机器人项目正在孕育。2025年1月，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等单位联合发布四足机器人“黑豹2.0”。黑豹以速度见长，可达10米/秒，是目前全球最快的四足机器人。位于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石虎山机器人创新基地，跨院系和学科的团队还在研发智能协作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球形巡检机器人。根据杭州市创业投资协会与微链共同发布的《2024杭州独角兽&准独角兽企业榜单》，2018年至2024年，杭州估值不低于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从26家增长至43家，平均每年增长10.9%；估值不低于1亿美元的准独角兽企业数量从105家增长至382家，平均每年增长44%。在云计算领域盛会“云栖大会”的永久会址云栖小镇，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正聚在这里，筹备4月举办的“2050大会”。这是一场“因科技而团聚”的非营利活动，发起者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王坚。他想为年轻人提供一个交流创新、畅想未来的平台，“创造机会让他们见一次面，他们的人生会改变。”被吸引而来的有曾任职于斯坦福大学的应马可。今年30岁的他曾经在斯坦福大学直线加速器PULSE实验室、国际引力波科学联盟（LSC）工作，从事等离子体物理、强场光学、超导量子计算硬件、低噪声光机系统等领域研究，他现在是EXTEC的联合创始人。EXTEC落户在云栖小镇，核心成员来自美国顶尖高校及实验室，团队致力于研发紧凑型等离子体光源，加速精密光学、精密微电子设备开发。应马可是一个思维和语速都非常快的科学家。“我们选择这里，并不是因为这里政策特别好，而是有生长的希望。”他对《财经》说，“在很多产业园，你是一个租客，但在云栖小镇，大家常把自己代入为主角，我们相信可以改变些什么，至少让创新土壤更肥沃。”应马可说，这里的人聚在一起，大家都有科研背景，有些人非常资深，但在这里没有头衔、没有年龄、没有既定秩序，打破所有能打破的边界才能创新。“让大家都同意一个想法不可能创新。”这样的年轻人让王坚看到希望，他说：“中国还没有像马斯克那么成功的人，但是中国有没有马斯克这种精神境界的年轻人？我知道是有的，我接触的就是这些人。这是一帮自己未来都不知道在哪里，却天天操心人类未来的人。”这也是王坚创建云栖小镇的初衷。“小镇是开放和自由的，它是杭州的一个缩影——用最小的社会资源，完成最大的创新。”据杭州市官方数据，杭州已连续五年，每年新引进35岁以下大学生超过35万人，连续14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量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六小龙浮出水面后，团队被放在聚光灯下一一审视，人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大多数都不是过去所迷信的海归，而是以“国产”为主。其中，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还被人戏称“连浙大都没考上”；DeepSeek的员工基本上也都是国内顶尖大学的毕业生。这让政府和高精尖用人单位重新思考：什么是人才、什么是创新型人才？“DeepSeek团队一共100多个人，没什么人有留学背景。这对很多人来说是激励，对我是一个启发。”地卫二创始人温卓明感叹道，“莫欺少年穷！”他坦言，过去招人，要留学背景、要大厂经历、要发表过论文，招人有标准路径，考核体系明确。“我真的在想可能要放宽尺度，重新考虑我的评价体系了。”他同时表示，政府、投资机构应该看到，年轻人真能干点事。“除了支持院士、科研院所之外，帮一下年轻人，也能出成果。”
杭州市对此已有认识，2022年推出了“三定三评”人才分类评价模式。“三定”指目录认定、授权认定、专才认定，“三评”指行业评判、市场评价、社会评议。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注重市场对人才能力、实绩和价值的认可度。大多数创业团队的刚需是资金。2023年杭州市政府成立杭州科创基金、杭州创新基金、杭州并购基金三只母基金，形成总规模超过3000亿元的“3+N”基金集群，其中杭州科创基金、杭州创新基金批复规模1856亿元，撬动社会资本超1000亿元，投资企业超2200余家。杭州科创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90%以上投向民营企业，80%投向中小企业。根据杭州市科技局的数据，六小龙均拿到过浙江省或杭州市政府基金的投资，投资额在数百万至数千万元不等，但是许多科创企业仍然感到政府基金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远低于社会资本。受限于国有资本的监管要求，政府引导基金对资金的安全性、收益性要求更高，虽然有“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认识，但实际操作上有很大出入。杭州市科技局在今年2月完成的调研报告中指出，在创业企业眼里，杭州创新创业生态的不足之处，第一条就是融资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调研组不久前召开的座谈会上，多位企业家对杭州“融资环境”评价不高。他们普遍认为，与北京、深圳的创投基金相比，杭州创投基金对新项目不敢投、不愿投，而且项目的估值要低很多。这些企业的首笔融资大多来自北京和深圳的创投基金。操盘国资基金的人对此也颇感无奈。一位地方国资基金人士表示，一方面国有资产需要保值增值，虽然各地都呼吁宽容失败，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法律明确要求的，一旦投资出现损失，压力会非常大。另一方面，最大挑战是专业性，如果不专业，很快资金就会用光。“国资基金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平衡风险和产业支持。我们有耐心，但资本本身缺乏耐心，政府对产业发展也不够耐心。政府每五年换届，评估20年后的产业发展非常困难。”王坚认为，在创新技术面前，不要简单地说谁浪费钱、谁不浪费钱。“创新都是浪费钱。真正的浪费是不作为的浪费。如果政府投资效率低，那不是投资，是在耗资源。我们要避免的是无效的浪费。”杭州已经做了一些改革来为“耐心资本”松绑，比如滨江区将投资容错率提高到70%，且不以单一项目的盈亏为考核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