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都江堰，江北戴村坝”

在这里，运河心跳600年

根本不用近前，隆隆的水声已经灌满耳朵。

每秒1400立方米的水流被卧波巨石挡住去路，纵身一跃，激流飞瀑，声若虎啸。

氤氲水汽中，天际线如波浪起伏，“戴村坝”三个字也看不真切了。

但就是这个名字，曾经关乎半个国家的命脉。

康熙皇帝称其“创无前而建非常也”。光绪初期兼理盐政周恒祺认为：“斯坝之兴废，固汶水之向背，大势所趋。而漕运之利钝，全局所系也。”民国初年，荷兰水利专家方维因也不禁赞叹：“此等工程在十四五世纪工程学的襁褓时代，必视为绝大事业。”

它的建成，解决了丘陵地段运河断流的难题，“八百斛之舟迅流无滞”，保障了明清两代500多年京杭运河南北大动脉的贯通。

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位于山东泰安市东平县的戴村坝作为58处遗产点之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运河之心”。

如果说漕运是一国的血脉，戴村坝就是搏动血脉的那颗心脏，岿然600年，依然在跳动。

运河之心

1411年，明永乐九年，工部尚书宋礼站在大运河畔，忧心忡忡。

他正受命为明成祖朱棣解燃眉之急。朱棣即位后迁都北京，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北移，加之北方外族犯边，物资运输成为头等大事。可摆在面前的选择，只有“民苦其劳”的河陆联运和“险远多失亡”的海运。

最经济、安全的京杭大运河，多段堵塞，北上受阻已经几十年。山东的会通河段，因为1391年黄河在原武（河南原阳西北）决口，洪水挟泥沙滚滚北上，堵塞尤甚。

奉命疏浚时，宋礼面对的是一条450余里、淤塞三分之一的会通河道。他调发山东六郡及徐州、应天镇民30万，复通故道，又新开运道120余里。可是，河道疏通好了，却渠成无水，难于行舟。

水在哪里？

如果把京杭大运河的地势画成纵向剖面图，就像起伏的山丘，南方较为平坦，进入山东丘陵地带地势明显升高，“山脊”就在山东济宁的南旺镇。以江淮水面为0点计算，南旺高出水面30多米，被称为“运河水脊”。

“当时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大动脉的贯通，卡脖子的点就在南旺。”文博专家、东平县博物馆副研究员吴绪刚说。

大运河北段普遍缺乏适当水源，需要引水济运。元代大运河的“首席专家”郭守敬设计修建会通河时，就采用了“遏汶入洸”的办法，在黄河下游最大支流大汶河上筑堽城坝，引汶水到济宁，分流南北济运。可因为黄河决口，济宁以北的南旺遭侵淤，成了京杭大运河的制高点。济宁地势比南旺低，往南旺方向分水，成了“水往高处流”。

这使元代的会通河常患浅涩，漕船稍大即搁浅，河道运量受限，不得不主要依靠海运。换句话说，只疏通河道，不考虑水源和地势高差，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就在宋礼急得夜不能寐，微服寻访良策时，他遇到了白英。在《明史》中，白英的身份是“汶上老人”，“老人”指的是运河上率领10余名民夫的领班。就是这位河工，提出了史上有名的“白英策”。

白英发现，南旺才是运河的制高点，要解决元代引汶至济宁后难以北流的难题，要把分水处设置在南旺“水脊”。而把水引到这个制高点，又必须选择比它地势更高的汶水河段建坝拦水。

宋礼采纳了这个建议。就这样，16.5万河工不舍昼夜，历时8年，完成了中国运河史上著名的“引汶济运”工程：在汶河上修建戴村坝，拦住下泄河水，并在戴村坝上游新开小汶河至南旺，建南旺分水工程，通过河底的鱼脊状石拨分流，“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

被戴村坝截住的汶河水，掉头南行，温驯地流向“运河水脊”，冲荡南北，贯通运河，也贯通了500多年的南北经济动脉。自此，每年400万石东南漕粮北上，10倍于元朝。“千艘万舸，连樯接柁，昼夜牵挽，以实京师。”

“紫禁城是大运河上漂来的。”不久前，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之际，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单霁翔专程踏访这处“运河之心”。在戴村坝博物馆，当讲解员介绍戴村坝始建于1411年时，单霁翔饶有兴致地告诉大家，当时北方也正在兴建一个伟大工程，那就是紫禁城。

戴村坝建成后，大运河运力大增。“在紫禁城建造初期，大量的建造材料、工匠都是顺着大运河到北京的；大运河上漂来的粮食等物资，为紫禁城作为皇宫的运营提供了物质支持；包括康熙、乾隆皇帝在内的统治者，多次顺着大运河南下，吸取他们需要的文化；还有更重要的，大量的人才、独具特色的各个地区的文化，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北京城。”单霁翔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整座北京古城都是从运河上漂来的。”

“最伟大的是，经戴村坝往南旺供水，几百年持续不断。这在水利史上是了不得的。”吴绪刚说。

北方河流雨旱季水量差异大，为了保证常年稳定供水，设计者在坝的上游开掘汇泉河，集山泉水，导泉补源，又设立多湖为“水柜”，夏秋水盛时，将洪水泄入湖泊，冬春水量不足时，放湖水入运河，减轻洪涝灾害又确保漕运畅通。

“其规划思想、水工技术和建造水平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独特创造和精湛技艺，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杰作。”单霁翔说。

一砖之精妙

吴绪刚父亲的姥姥家，就在戴村坝上游的小汶河畔。

一年汛季，他回家走亲戚。一觉醒来，雨没变大，门前的水却突然“开了口”。他们赶紧跑到戴村坝，发现有人在上面垒了一行砖。

原来是下游的州城遭了涝，州城人连夜上来摆的。砖只有五厘米高，却一下收住了下泻的水势。待砖被拿走，不到一天，上游的水也退了。

研究一辈子运河，吴绪刚对这行砖念念不忘，“戴村坝的设计，一砖之精妙”。

水利专家曾将戴村坝的设计、技术、功能总结为“三绝”：一坝使运兴国旺500年，功能发挥堪称一绝；“高一分坝毁，低一分水断”，科学设计堪称一绝；在沙滩基础上用木桩筑坝，建筑构造堪称一绝。

大坝北侧的戴村坝博物馆，摆放着一组微缩模型，展示了戴村坝调节水高的奥妙所在：戴村坝主石坝全长437.5米，分为滚水坝、乱石坝、玲珑坝，三部分坝体高低不同，随着汶水水位的升降，分级漫水，调节入运水量，被称为“小三位一体”。而主石坝东北方又配有窦公堤、三合土坝。窦公堤既能帮助三合土坝泄洪，又能正面迎水、保护主坝，被称为“大三位一体”。大小“三位一体”各自独立，又互为配合。

最终，如戴村坝碑文所述：“水盛则漫入清河，以疏其溢；水落则尽挟入南，以防其涸。”

此间设计的巧妙，让人们常将戴村坝与都江堰媲美，有“江南都江堰、江北戴村坝”之说。吴绪刚对这两个水利工程做过比较研究，在他看来，二者在分水、控水和牢固性上十分相似，但也有三处不同，即建造年代、主要功能和建筑基础，特别是后者。

在每分钟流量上千立方米的大汶河主河道上，修筑高于河槽4米、全长400多米的戴村坝，是项巨大的工程。大汶河河槽为沙地，相比都江堰等石质地基，沙地因不稳固，向来是水利工程的难题。

2001年，戴村坝部分遭大洪水冲决，就在修复的过程中，大坝展露了它的秘密：坝基既不是石料，也不是土方，竟是密布的柏木桩。木桩表皮经过皮烧炭化处理，形成有防腐防蛀特性的炭化层。木桩底部包裹着锥形铁角，插在沙基中，缝隙用粘土填充灌注。

木桩上层，用多层大块条石和一层厚重的面石垒砌，每块条石必须达到6至7吨以上。为了防止滑落，工匠们又加一道保险，用铁锔、铁闩和铁扣将万斤巨石连接，石缝间还用了非常特殊的粘合剂。

整个坝体的立面呈弧形，弓背面向迎水，增加预应力。主石坝下方又建缓冲坎，减轻飞腾下的水流冲蚀下方坝体，坝体高度的设定，还兼顾了上游流沙的沉淀问题。

“铁底铜帮银钉扣，玉石栏杆两边溜。”戴村坝博物馆讲解员马海燕就是戴村人，这句顺口溜她从小听到大，“可见当时非常重视，要把大坝建得非常坚固。”

仅仅是桩间黏土就极其讲究，土质细致坚硬，每层厚20至30厘米。“参考元明修坝碑记，应是‘煮秫米为糜，加灰以固之’，有说用糯米、黄土、白灰、砂石等。”长期研究戴村坝的东平博物馆干部杨浩说。

东平县水利局副局长王凯见过刚被水冲出来的柏木桩，每根都钤盖施工负责人的蓝印，“相当于现在的责任制”。

2001年部分溃决后，戴村坝乱石坝按原貌拆除重建，滚水坝、玲珑坝坝体水泥灌浆加固。工程竣工，汶河水至，时值近40年来最大径流量，经历数次洪水冲击后，大坝岿然不动。

人们在岸边立起一块纪念碑，上面写道：“事水利而责任重大，岂敢懈怠。”

时代的日记

唱了大半辈子，硪号子已经融进郑云兰的本能，90多岁的老把式开口就是高腔：

“我来坊中卖呀卖包子来嗨

上边出来个小军人，他要吃包子……

不知哪营哪连的

我去哪里找他去呀……”

唱到这里，手还抡在天上比划硪杆，词却忘了。他笑了。

硪，是夯实运河堤岸闸堰等工事的重要工具，打硪时喊的号令就是硪号子。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平硪号子”有数百年历史，郑云兰所在的东平县陈流泽村是主要发源地。

郑云兰小时候听老辈讲，当地的硪号子最早起源于明代，修筑戴村坝时，陈流泽村的先辈们被征去出工，下木桩时，边用石硪夯打，边呼喝“嗨唷嗨哟”，让劲往一处使，协调节奏也鼓舞了士气。上百年来，一声声“嗨哟”响遍鲁西南与东平湖畔。

在当地，只要打硪，就有号子。八九个人围成一圈，领号人手执把杆，其他人拽紧硪辫子，随着领号人一声“嗨呀咦嗨吆”，上百斤的石硪被高高抛起，其他人大声应号，越喊越响，像戴村坝的水浪，声达四野。

曾在水患中讨活路的人，打硪耍不得花活。一公尺内必须有25个硪花，3寸厚的土打成1寸厚，才算得上结实。直趟用快号，上坡用慢号。能领号的人有本事，吃饭要先上桌、先倒酒。

郑云兰会唱十几个调子，词并不固定，随唱随编。茶米油盐、嬉笑怒骂和那股浩浩荡荡的劲儿，就这么写成了时代的日记。

1959年，妇女硪号子的领号人徐桂兰修水库时唱：“鼓足干劲争上游，我们的干劲火车头，拼拼拼干干干，妇女超过男子汉。”

上世纪60年代，郑云兰修大清河堤，又编出新号子：“高高地打来高高地排，打得结实撑年代，不怕老天爷下大雨。”

再后来，陈流泽村的新房越盖越多，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领号人陈学福唱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戴村坝、运河留下的非遗非常多，可以说他们创造了工程的同时，也孕育了一批民俗文化，影响至今。”东平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非遗戏曲家协会主席丁立新说，东平一县，就有非遗项目100多个。

600多年，这座大坝静静注视着坝上烟火、运河舟楫化作欢歌劲鼓、故事传说，唱之、诵之、舞之、饮之，注视着幕降又幕升，新桃换旧符。

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打硪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硪号子走上文化的舞台。运河漂来的东平粥仍陪伴着食客的味蕾，配菜却已丰盛得今非昔比。老百姓祭河神时所唱的端鼓腔，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在渔船边如期唱响，更和时下结合，推陈出新。

接受采访时，作为端鼓腔代表性传承人，丁立新正为马上到来的东平龙虾节做准备，他们专门为这个新舞台创作了一曲新端鼓腔《游东平》。

“我们要把生态渔业带来的新生活、东平的新景色，唱给大家听。”他说。

穿凿宁知禹德崇

“人力本因天地力，河功诚擅古今功。由来大巧原无巧，穿凿宁知禹德崇。”

这首乾隆皇帝驻跸南旺时写下的《题分水龙王庙》，今天仍能在南旺的石碑上看到。

从南端的杭州三堡船闸，到北端的北京通惠河，走遍京杭大运河的吴绪刚越来越觉得，“戴村坝是一个大文化”。

“大坝是一个多面文化现象的载体，而非一个简单的只能供水通航的石坝，它是中华民族多少科学结晶的载体，例如在地形学上、设计科学史上、构筑学上、测量上、力学上。”吴绪刚认为，戴村坝凝结了中国千年的治水智慧。

这里有大禹治水的因势利导。相传大禹治水时采用“疏”法，根据地势高低、水流缓急等来疏通天然河道。引汶济运、南旺分水看似强用人力，实则建立在对水利水势的长期观察和思考上，无不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的延续。

这里有都江堰的系统思维。都江堰最为人熟知的标志鱼嘴、飞沙堰、宝瓶口，其实只是一小部分，真正的都江堰是由渠首枢纽、灌区各级引水渠道、各类工程建筑物、大中小型水库和塘堰等所构成的庞大工程系统。同样，戴村坝不仅有大小“三位一体”的设计，疏河济运、挖泉集流、设柜蓄水、建湖泄涨、防河保运及建闸节流等一系列缜密措施汇聚于此，才保证了漕运畅通。“戴村坝是一个完整拦水济运系统，并非单纯一道横坝拦水南流。”杨浩强调。

这里有郭守敬的实践真知。大运河进京“最后一公里”的通惠河，以“勘测之精确”为后世传颂，很少有人知道，“巧思绝人”的郭守敬从提出方案到最后修成通惠河历经30年、两次失败。戴村坝的成功同样离不开“试错”。“为什么郭守敬没有发现的南旺水脊，被白英这个农民水利家发现？白英生长于此，经年累月实地探寻，他实践了解得更多。实践是检验智慧的试金石。”吴绪刚说。

这里还有历代治水者的心系苍生。从大禹到李冰、从郭守敬到潘季驯，莫不与民生枝叶关情。回看戴村坝，在野者如白英“身处岩穴而心在天下”，执政者如宋礼虚怀若谷广纳善言，无不“行在一时而功及万世”。

随着海运、铁路等交通方式的兴起，加之黄河迁徙，山东境内水源不足，河道淤浅，清末漕运断绝，失去济运作用，大汶河水全部通过戴村坝西经大清河流入东平湖。

虽不再济运，这座大坝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戴村坝今天还在发挥缓洪拦沙、削杀水势、固定河道、引水灌溉的功能，对于东平湖和黄河的河势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王凯说。

就在采访前，东平县经历了今年最大一次洪峰。“现在洪水期间，如果没有戴村坝，就是一泻入东平湖。”王凯说，东平湖是黄河流域唯一重要蓄滞洪区。“这么大的高度过来，带有能量，如果没有拦洪工程的话，最下游可能冲刷比较剧烈，有可能河道发生变化，甚至改道。”

“戴村坝是活着的文化遗产，对戴村坝要做到活态保护、开发和利用。”东平湖文旅集团党委委员、监事会主席毕忠良说。

就在去年，东平县戴村坝遗产保护中心获批。“我们中心的职责，就是负责戴村坝遗址的文物保护，统筹协调全县运河古迹、相关文物的保护利用，开展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学术研究、宣传教育、保护传承，统筹做好全县涉及大运河遗产古迹各类项目的前置性考察、保护、勘探发掘。”中心综合科科长王晓辉说。

东平县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中心也对外开放，集非遗展示、体验、传习等功能于一体。在这里，游客能摸到端鼓腔的羊皮鼓，可以看到磨得发亮的石硪，提一下麻绳就能听到原汁原味的东平硪号子。

“我们要传承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戴村坝，了解其中的文化。”毕忠良说，每年七八月的“戴坝虎啸”已成为东平著名风景。东平县以戴村坝为龙头，推出“运河文化水上游”旅游线路，实现文旅深度融合。

“这几年，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马海燕说。

站在白练滚滚的大坝前，她扯着嗓子，开始了今天的直播：“可以看到水势如千龙同舞，声音似百虎齐啸，也可以看到洪水漫坝，白浪翻滚，宛如卧波巨龙，飞流直下，水汽升腾，声若龙吟虎啸……”(记者徐欧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