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心房产股权容易暴露只敢在地下车库收受现金，精心设计房屋阳台利用“夹层藏钱”，让家人在地里“埋现金种玉米”，将钱转移给“经商朋友”代购房产……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不少贪腐官员仍大肆收受巨额现金，并绞尽脑汁修炼“藏金术”，企图掩盖罪行、逃避监督。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着反洗钱监管持续深入，现金交易全流程实现大数据和大模型分析，官员即便只收现金也极易露出马脚。基层监管和办案人员认为，当前需要进一步完善资金追踪体系，让现金贪腐和赃款藏匿无所遁形。

一些腐败分子认为收受现金“最安全”

在反腐“零容忍”且现金管理日益趋紧背景下，为何还有官员热衷收现金？

——隐蔽交易：“收现金是两个人的事，还是最安全”。正在监狱服刑的一位地级市落马副市长，面对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悔恨不已。“那时觉得房子、股权不好处置，容易暴露。”自2012年以来，这位落马副市长累计收受15个商人行贿的现金7000多万元。他回忆说，曾有商人提出送他价值2100万元的股权，他不敢收，只敢在地下车库收现金。他所收的大额现金都存入表弟的账户里，“想着这样最保险，等退休再开支，没想到还是难逃法网”。半月谈记者梳理发现，辽宁省政府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王大伟，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有商人向他一次行贿4000多万元现金，共装了22个纸箱子，把来拉钱的商务车都压得上不了地库的斜坡。

——多方藏匿：埋地里、转“好友”妄想蒙混过关。今年3月被起诉的贵州省修文县委原书记管庆良，在落马前电话遥控家人上演“埋现金种玉米”的荒诞戏码——将受贿所得的现金、茅台酒等财物埋在地里，再种上玉米掩盖痕迹。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王茂生被查收受回扣2亿多元，为藏匿现金，他让行贿商人出资购置房产，在阳台专门装出夹层，外面再用柜子遮挡。

为了遮人耳目，不少官员采取购房藏钱、亲友代持、借用他人账户、柜台现金转账等方式，企图藏匿资金。中部地区一位落马的厅级干部曾将收受的6700多万元现金，转交开鞋店的老板“好友”，分别购买银行大额存单或在北京、上海代购房产，企图将受贿资金与鞋店经营资金混淆使用，逃避监管。

——心存侥幸：企图“落马一人、富足全家”。一位办案人员介绍，在查办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中，被调查官员及其亲友将多笔资金转往广东江门等地。经核查发现，其中有的款项由官员家属临时找到家中装修工人，借用工人的账户汇到广东的地下钱庄，再转往境外，希望以此“瞒天过海”。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肖小华认为，近年来，一些官员将赃款转移至境外，导致很多问题官员心存侥幸，企图“落马一人、富足全家”。

大模型分析资金交易为反腐提供线索

业内人士介绍，除官员收受现金涉嫌贪腐犯罪外，自己或他人协助掩饰、隐瞒和转移贪污贿赂所得资金都涉及洗钱犯罪。近年来，我国在持续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的同时，不断完善反洗钱监管体系，全力斩断官员企图收受现金逃避监管和惩处的贪腐链条。

去年受审的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城开投资集团原董事长范志怡，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钱款人民币2000余万元。法院审理查明，范志怡2022年将受贿所得260多万元，交给他人存入银行后用于支付购房款，所购房屋以范志怡亲属名义办理不动产登记。法院认为，被告人范志怡为掩饰、隐瞒贿赂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将贿赂犯罪所得通过他人名义购买房产，并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行为构成洗钱罪。结合其他从轻处罚情节，依法以洗钱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与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

近年来，全国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中不断加强反洗钱协作配合，办案力度进一步加强。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显示，2024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涉腐洗钱犯罪890件955人，同比分别上升37.6%、39.4%。

同时，大数据分析已成为涉腐反洗钱的重要支撑。根据去年修订的反洗钱法要求，金融机构应履行客户尽职调查、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等反洗钱义务。

一些受访商业银行介绍，按照监管要求，各银行都已结合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在内的七大类洗钱犯罪特征，构建可疑交易的数据分析大模型。相关资金账户短时间出现大额或者高频资金往来等异常情况，都会触发可疑交易预警并自动上报。这些可疑交易记录和报告，成为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贪腐案件的重要线索来源。

通过地下钱庄等渠道转移赃款或者携款外逃的贪腐分子，也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今年4月，江西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合规部原总经理徐海鹏涉嫌受贿、洗钱罪一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4年8月外逃的徐海鹏，在办案机关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压力下，很快就在境外投案并于同年11月被遣返回国。

清理数据障碍，精准追踪现金流向

针对资金存取、交易的数据分析模型日益丰富，对涉嫌贪腐的反洗钱监管惩处体系不断完善，官员只收现金也极易露出马脚。今后，金融机构和办案机关加强对资金交易信息的登记、存储、识别、追踪，将是铲除现金交易贪腐土壤的着力点。

基层办案人员介绍，当前在可疑现金交易监管方面，现金交易涉腐信息较难识别，受贿赃款流向较难追溯，以及各银行信息登记标准不一，导致大数据比对难。对此，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协同办案机制，完善资金追踪体系，提升大数据治理能力。

一方面，建立对涉洗钱犯罪案件的银行账户交易、第三方支付、数字人民币交易快速查询通道，提高资金交易跟踪穿透效率。加强对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大数据分析，检索公职人员及其近亲属、密切关系人的巨额、频繁资金交易信息，精准发现贪污贿赂线索。

另一方面，强化对现金使用的管理，从源头上压缩腐败发生的空间。建立统一的交易信息登记标准，重点开发银行数据质量监测系统，清理大数据比对障碍。（评论员 李劲峰 赖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