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当局借助在宣传媒介的垄断优势，抹黑丑化我党形象，阻挠国内外记者探访根据地，对陕甘宁边区的真实信息实施全面封锁。在这种严酷的舆论环境下，党中央决定创建自己的电影队伍，通过电影这种影响较大的艺术形式和传播载体，突破国民党的文化封锁，更真实有力地宣传抗日。

1938年秋，随着电影人袁牧之与吴印咸等人携带着电影器材抵达延安，我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电影组织机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正式成立，从此开启对延安抗日根据地红色历史的影像记录。

在创办之初，延安电影团面临极其艰苦的创作环境：全团仅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李肃等6名核心成员，办公地点是延安北门外凤凰山北头的几孔土窑洞，设备仅有“两动三呆”（两台摄影机、三台照相机）。这丝毫没有影响电影团成员们的创作热情。在党中央“用影像记录真实中国”的指示下，电影团迈出党的电影事业第一步，开始积极筹划拍摄首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为获取真实素材，电影团在延安拍摄大量镜头后，冒着危险穿越敌军封锁，进入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拍摄。面对敌军轰炸，吴印咸不顾自身安危，用身体护住摄影机；在观察战场拍摄环境时，李肃被一枪打穿了帽子；为拍到真实的敌占区画面，徐肖冰在炮楼里透过枪眼拍摄……深入敌后拍摄危险重重，但无法动摇电影团成员们的意志和信念。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一次又一次拍摄任务，记录了许多将士英勇抗战的瞬间。此外，在拍摄纪录片过程中，电影团还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工作的情景；陕甘宁边区军民战斗、生产、生活的场景；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及延安的自然风貌；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民兵和儿童团的斗争；白求恩在战地医院救死扶伤的工作场景……

历时1年多，电影团终于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前期拍摄。当时延安不具备电影制作条件，中央决定派袁牧之与音乐家冼星海前往苏联，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当底片全部洗出准备进行剪辑和配音时，苏德战争爆发。撤退过程中，《延安与八路军》底片不幸遗失。所幸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在后来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被修复洗印，得以与世人见面。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军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上，电影团也面临更严峻的考验。电影团成员们主动响应“精兵简政”号召，开垦荒地种植小米土豆，开办照相馆为军民服务，用废旧胶片制成纪念章出售。面对胶片告罄、后期制作条件差的艰难局面，电影团充分发挥团队智慧，成功完成多项拍摄和放映任务。没有洗印设备，他们便用延河水进行冲洗，自己搭建起洗印胶片的暗室；没有录音条件，他们就借用手摇马达、留声机和扩音器在银幕后面配乐解说；拍摄胶片短缺，他们大胆创新，将过期的正片作为底片使用，反复试验、调整曝光，让原本无用的过期胶片发挥出作用……凭借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创新能力，他们独立完成第一部完整纪录片《南泥湾》。这部影片不仅记录了八路军第359旅挖窑洞、开荒地、修路筑桥、烧炭造纸，将“烂泥湾”变为“陕北好江南”的壮举，还记录了毛泽东同志挥毫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场景，成为激励几代人的经典画面。

电影团在拍摄记录革命历史的同时，也重视青年力量的培养。面对专业人才匮乏的困境，电影团成员们根据自己多年积累的摄影实践技术编写了教材，还开设了摄影课程。1942年起，电影团先后开办多期摄影训练班，培养了一支五六十人的摄影队伍。这些在培训班成长起来的学员们，前赴后继奔向战场前线，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核心人才。

在抗战的烽火岁月中，电影团成员们将摄影器材当作战斗武器，用镜头定格下无数震撼人心的瞬间。他们摄制出《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纪录片，留存了《白求恩大夫》《延安各界纪念抗战五周年》等影像资料，记录了根据地军民生产自救、民主选举、军事训练等历史场景，拍摄了数以万计的反映陕甘宁边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活动的照片。这些影像作品从黄土高原的窑洞出发，跨越重重封锁，到达国统区、沦陷区乃至海外进行放映，打破了外界对边区的信息隔绝，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了我党的政策和主张，激励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为抗战胜利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化支撑。

1945年抗战胜利后，电影团的主要成员调往东北解放区工作，电影团也随之解散。80余年过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片头仍沿用“工农兵”标识，延安电影团的基因仍在延续。实践证明，艺术不仅是时代的镜像，更是革命的独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