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徐海波 田中全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定格着烽火岁月里的一段温情往事。
抗战期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与中国少年盛国华结下跨越国界的“母子情缘”。他为她照料起居、保障勤务，夜行军时凭星斗为她引路；她教他读书写字，甚至决意收养他，希望带他远渡重洋求学成才，他却选择留在战场坚守，“等胜利了再读书”。她在书中将他称作“中国儿子”，他却在战场上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等待的年纪。
一张弥足珍贵的老照片
走进湖北省大悟县新四军第五师纪念馆，一张挂在玻璃柜里的泛黄照片首先映入眼帘。照片上，一群十四五岁的中国少年站在镜头前，他们身着粗布军装，目光坚毅，脸上洋溢着喜悦和自信。唯独站在前排中间的一名男孩微微低着头，有些羞涩。
今年6月30日，北京新四军研究会70岁的会员宋申光将自己珍藏的这张老照片捐赠给大悟县，成为第五师抗日时期的重要史料。对宋申光而言，这张照片承载着特殊意义，他的母亲吴道英是照片中的少年之一。吴道英于2023年去世，生前尤为珍惜这张照片，常常向人们讲起那段铭记终生的历史。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儿童剧团合影，前排中间低头男孩为盛国华。（受访者供图）
中国14年抗战，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烽火岁月里，一大批外国记者与国际友人怀揣正义与同情，奔走在硝烟弥漫的中国战场，向全世界传递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于1928年底抵达中国，在中国生活和报道十多年，记录了日本侵略的残暴和中国抵抗的坚韧。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史沫特莱于1940年1月来到湖北京山八字门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进行采访。
吴道英所在的纵队儿童剧团在欢迎大会上表演节目。演出结束后，史沫特莱要为大家拍照。孩子们第一次照相，既好奇又兴奋。当孩子们都准备好之后，史沫特莱突然扭过头去，喊身后一名穿着破烂、蓬头垢面的小男孩来合影，但男孩只是摇摇头。史沫特莱见状，一把将男孩拉过来，塞进队伍中间。
后来，吴道英才知道，这名男孩是纵队刚给史沫特莱安排的勤务员，名叫盛国华，也就是照片中低着头的男孩。在这以后的日子里，盛国华跟随史沫特莱转战各个战场，为她的生活和工作提供服务保障，得到史沫特莱的高度认可，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
“史沫特莱提出要收养盛国华，做她的干儿子。”宋申光说，小时候，母亲经常给孩子们讲起史沫特莱与盛国华的故事。为了带走盛国华，史沫特莱还专门请示部队领导，但盛国华毅然选择留在战场，表示要等仗打完，胜利了，再去读书。“可惜不久后，盛国华在战斗中牺牲，没能等到安静读书的那一天。”宋申光哽咽着说。
“这段历史鲜为人知，让更多人了解照片背后的故事，一直是母亲生前的愿望。”宋申光说，大悟县是新四军第五师的司令部驻地，也是照片故事开始的地方，把它放在这里，更具历史意义。
史沫特莱1937年夏在延安拍摄的照片（新华社）
一段患难与共的革命旅程
当时，与史沫特莱同行的还有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渔光曲》和《卖报歌》的作者安娥。为了让两人很快适应部队生活和工作，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特意给她们安排了两名勤务员。
说是勤务员，其实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年龄更小的叫盛国华。吴道英在回忆录里写道，别看两人年龄小，个子不高，有点营养不良的样子，但干工作却井井有条：打扫房间、收拾被褥，天寒地冻，他们会提前烧柴生火，让小屋暖烘烘的。
这让身处异国他乡的史沫特莱感到亲人般的温暖。她非常喜欢这两个孩子，尤其是盛国华，她喜欢亲切地称他为“小国华”，没事的时候，就教他读书写字，讲世界大事。安娥后来在其日记体访问记《五月榴花照眼明》一书中写道：眼见两个小鬼衣衫褴褛的样子，她和史沫特莱心生怜悯，在屋里生了一盆炭火，烧开了水，给两个孩子洗澡，再把他们穿的棉衣悬在火盆上烘烤，虱子纷纷落在火盆里吱吱作响。
相处的时间长了，史沫特莱慢慢了解到小国华的身世。盛国华原本有着一个虽然贫穷但很温馨的幸福家庭。然而，父母惨遭强盗杀害，无家可归的他只能靠乞讨生活，浑身也生满了虱子，还长了许多疮，常常饿晕病倒。
他常到富人家门口乞讨，有时候战战兢兢地在院外站一整天，但什么也没得着。看到富人家的孩子上学堂读书，很是羡慕，可他只能去给地主家放牛……
孤苦伶仃的盛国华听说八路军是“穷人的军队”，就决心要找到这支队伍。他逢人就打听八路军的下落。一次出门给地主办事的路上，恰巧碰见一名穿旧军装的和善老兵。他便主动上前询问。老兵见这名可怜的孩子“参加革命只是为了吃饱饭”，于是带他来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跟盛国华接触不久，史沫特莱很快就发现他“有中国孩子特有的聪明”。
《五月榴花照眼明》中记载，一次晚间行军时，他们迷失了方向，小国华看了看天上的星星，指着前方说：“朝这走，没错的。”果然，他们很快追上了部队。还有一天晚上，北风呼啸，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史沫特莱很担心天明后能否起程。小国华观察窗外说：“风声那样地呼呼，雪花这样地飘飘，暴风雪很快就会停止。”很快，盛国华的话得到应验。
革命的征程多别离。史沫特莱和安娥准备去洪湖游击区采访。考虑到行程遥远，在敌后一路带着小国华也比较危险，史沫特莱准备向他告别。盛国华听后，冲进司令员李先念的房间，先敬了个礼，马上就说要跟着史沫特莱一行上前线，还讲起他过去经常挑着担子整夜行军，能吃苦，而且最了解史沫特莱等人的生活习惯和工作需求，有利于协助她们工作。李先念感到惊讶，见盛国华如此坚持，就破例批准了他的请求。盛国华与史沫特莱一行出发后的第三天，就突遇一群日本兵。为了掩护史沫特莱，小国华端着枪，趴在树林中，一动不动地观察敌情。不过，史沫特莱已被马夫安全转移。找不到他们，盛国华又急又怕，在树林里狂奔寻找，手和脸都被划破。
行军途中，金发碧眼的史沫特莱让人很是惊奇。《五月榴花照眼明》中写道，傍晚途经一个村庄时，不少人团团围住她们上下打量，议论着“她有双猫眼”。盛国华拦在史沫特莱跟前，大声地说：“她是一名妇女，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还给伤兵换绷带、洗血衣、喂水喂饭。”说着，他抬起史沫特莱一只包裹着绷带的手，招呼大家：“看！这就是她给伤兵洗澡时，被开水烫伤的！”人们更加惊奇地看着盛国华。他仍不住嘴：“她是我的爸爸，又是我的妈妈！如果你们哪个病了，她会给你们治。”
看着小国华认真的样子，史沫特莱打心眼里喜欢。一个念头在脑海中闪现：何不收养一个孩子，小国华多可爱啊！
一场跨越山海的母子情
在即将离开之际，史沫特莱想认盛国华做干儿子的念头越发强烈。她找到纵队司令员李先念，当着许多人的面，说想收养小国华。李先念笑了笑，问道：“为什么想收养国华？”
后来，史沫特莱在她的战地报告文学《中国的战歌》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我自己也非常怀疑人们是否愿意接受让一个外国人养育一个中国孩子，从而可能使他脱离自己的人民。我自己还想得很远，甚至想到将来我也许可以送国华到外国去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但我自己的生活又是如此不稳定又没有保障，我敢于实施这样的计划吗？我要试试看。
李先念听了史沫特莱的想法后，略作思索后答复道：“好，只要这孩子自己同意的话，你想领养他是可以的。”
史沫特莱兴冲冲地找到盛国华，跟他说，她想收养他，先送他到重庆的儿童学校读书，将来还能去美国……
盛国华听后，低着头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才开口，问了重庆那所学校的情况。史沫特莱“趁热打铁”地说，部队需要教员，你可以回来把学到的知识再教给其他人。盛国华这才有些心动，说：“请允许我和我的战友商量一下。”
第二天一大早，盛国华来找史沫特莱，眼圈红红的，很为难地说：“我想所有的战士都必须留在前线，等我们赶走了敌人，取得最后胜利，你再来收养我吧。”
史沫特莱有些意外，怔在那儿，盯着小国华，半晌叹了口气。
越是临近离开的时候，史沫特莱越是放心不下“儿子”盛国华。她向纵队领导请求，将他安排到纵队儿童剧团。在这个剧团里，半天学习，半天排练和演出。
史沫特莱坐上小船离开。盛国华和另外两个孩子正蹲在岸边洗衣服。看见远去的船只，盛国华连忙站起来，向着史沫特莱大喊着挥手告别，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眼含泪水目送小船消失在迷雾之中。而这一别，却是两人的永别。
回到美国后，中国人的革命面貌和革命精神仍在史沫特莱脑海久久萦绕。她誓将中国的红色革命展现在世人面前，频繁地发表演讲，向美国人讲述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英勇行为，写成《中国的战歌》一书，引发西方民众对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关注与支持。其中，第九章《再访游击区（1940）》中，以“我的中国儿子”为题，详细记录了她与盛国华之间的深厚感情。
抗战胜利后，史沫特莱迫不及待地来到中国，寻找“儿子”。可是，她再也找不到盛国华的身影，听不到那声“妈妈”了。在她走后的一次战斗中，年轻的盛国华不幸中弹，光荣牺牲。
史沫特莱带着遗憾离开了。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胃溃疡手术不治在英国逝世，终年58岁。她终身未育，却将“中国儿子”写进自传中。
史沫特莱出版的《中国人民的命运》《伟大的道路》《中国在反攻》《中国革命中的妇女》等作品，既是中国革命的珍贵记录，也是她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深厚情谊的见证。
1951年5月，北京为史沫特莱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墓前的大理石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题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新四军第五师纪念馆的参观者络绎不绝。这个暑假，一群由大悟县小学生组成的“大别山红娃”小小讲解员们主动来到这里，向游客讲述史沫特莱与盛国华的故事。
芳畈镇小学九岁的汪研墨就是其中一员，每当有游客驻足在这张照片前，他便主动上前讲解。“历史要牢牢记住！要记住那些外国友人的帮助，记住那些保护家国的英雄，不能辜负他们的付出，还要把他们的精神好好接过来，传给更多人！”
刊于《参考消息》2025年9月11日第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