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琪、王秋月

随着金融创新的复杂化，金融风险加剧衍生，以维护金融稳定为目的、穿透式审查为特点的强监管时代已至。在此背景下，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呈现出相向而行的趋势。

在金融审判实践中，绝大部分金融纠纷的案由均为合同纠纷。而合同效力作为合同纠纷审理的第一判断，是金融纠纷审理的基石。近年来，在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协同治理的模式下，行政规章成为影响合同效力判定的“影子标准”，审判思路亦有从原来的“严守合同无效标准”的态度扭转为“无效范围扩大化”的趋势。

在金融合同效力这一问题上，金融司法监管化是推进其深度发展、风险治理探索不得不回应的命题。

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进退下的合同效力之变。在政策和科技的推力下，各类型金融产品不断推陈出新，但与此同时风险也不断积聚。自2017年，金融监管整顿无序扩张的趋势日益凸显。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利用穿透式监管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体系和监管范围。

监管的强弱态势对于金融合同效力的司法裁判衡量尺度有着深远影响。1999年的中国《合同法》将法律和行政法规作为合同效力评判的依据。2009年《合同法解释二》将法源限缩至效力性强制规定。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第31条利用公序良俗通道价值论将监管规章这一效力位阶纳入合同效力的评价序列内。至此，司法对金融监管呈现趋同之势。

2020年《民法典》颁布，其中第153条严格遵循《合同法解释》关于合同无效所依据的法律效力层级规定，将行政规章排除在法源序列之外。2023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在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中发表讲话谈道：金融规章一般不能作为认定金融合同无效的直接依据，但可以作为判断是否违背公序良俗的重要依据或裁判理由。

“靠拢监管”和“逃逸监管”学术之争。金融司法监管化在学界激起了广泛的热议，“向监管靠拢”和“向监管逃逸”两种声音此起彼伏。

向监管靠拢者认为：囿于金融市场的复杂多变，仅靠法律和行政规章不能实现有效的法律供给，且单纯地以法律位阶来评价合同的效力有矫枉过正之嫌。向监管逃逸者认为：将行政规章和国家监管政策借公序良俗之力纳入评价合同效力的体系，会使公权力侵入私法领域动摇意思自治原则，同时虚化法律位阶效力。且监管变动更新之快，倘若司法步监管之趋会挫伤司法的稳定性，进而影响整个金融市场。

合同效力评价依据不一造成的司法裁判之乱。以公序良俗原则作为触发监管制度评价金融合同效力的审判路径，本应为立法设立之初的制度过滤网，但是囿于其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造成的不确定性，以及评价尺度的大小不一，而造成实践中认定金融合同效力裁判结果的混乱。

例如，针对中国证监会在2014年颁布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2016年颁布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属于《九民纪要》规定之公序良俗的规章，而上海一中院认为其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不能作合同效力认定依据。

又如，部分法院缺乏金融行为对金融市场产生危害影响的论证，简单直线性地将违反金融监管规章等同于违背公序良俗，着实有悖于立法初衷。

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适存状态下的合同效力评价之解。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绝不能割裂看待，两者有效协同并相向而行是必要的。打破实践中合同效力评价的司法裁判混乱之解是寻找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协同治理的适存状态。

借穿透主义之手段，破狭隘的法律效力位阶之划分，探金融政策监管规章之本义，以比例原则为标尺，立危害结果为合同效力评判维度，达到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的审慎平衡，以此实现金融市场的良性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