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项忠红，女，1977年出生，福建寿宁人。2017年起在寿宁县下党乡工作，曾任下党乡乡长、乡党委书记。现任宁德市寿宁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党的二十大代表。
刘明华，1958年出生，福建寿宁人。1987年起在寿宁县下党乡工作，曾任下党乡党委副书记、乡人大主席团主席。现为寿宁县下党乡“难忘下党”主题馆讲解员，福建省委党校、宁德市委党校、寿宁县委党校兼职教师。2021年被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评为“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024年4月，入选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好人。
访谈组：胡颖廉 陈思 王道勇
日期：2024年11月9日、12月10日—11日
地点：宁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下党分校（院）
“流放”
刘明华：1988年，习近平同志来宁德地区担任地委书记，他经常说：“我们宁德是‘老九’，宁德一边挨着福州，一边挨着温州，都是富庶之地，但在这儿就‘短路’了。宁德靠海，但不是有沙滩的海，大部分海岸线都是悬崖峭壁，往里面走全是大山。”这一句话道破了宁德当时的尴尬处境——我们福建省9个地市，宁德无论GDP还是人均纯收入当时都排在全省最后一位。宁德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当时也被称为中国“黄金海岸线上的经济断裂带”，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沿海地区是最先发展起来的，宁德的左右两边是温州、福州，都很发达，但宁德那时不行，是福建最犄角旮旯的地方。寿宁县呢，又是这个“犄角旮旯”里很穷的一个贫困县。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做过我们寿宁的知县，他当年上任路上就走了半年时间，在我们县干了很多好事，青史留名。下党又在寿宁县最边远的地方，是最落后的地方，被称为宁德市寿宁县的“西伯利亚”。1987年，下党还仅仅是一个村，县里派4名同志到下党做建乡的前期筹备工作。我就是这4名同志中的一个，当时才29岁。组织的命令，不来也得来。我都不好意思说，当时就像是被流放的感觉，我来后连续哭了三个晚上。记得那天，我们4个人背着被褥往大山深处走，脚下踏着崎岖的、没完没了的山路，一直走了一天，筋疲力尽。我越走越疑惑：为什么会有人住在这里？这里怎么生活？终于走到了下党，这里是群山环绕的一个“锅底”。看着这里与世隔绝、卫生脏乱、人畜混居，村民衣衫褴褛……我觉得我这辈子完了。
我们来到下党的第一项工作是筹备建立下党乡。我们先在王氏宗祠落脚。这个祠堂有5个房间，楼上我们4个人住，拿笤帚先稍微扫一下，铺了简单的床铺。我晚上先打蚊子，打得差不多了，躺下想老家的老婆孩子，哭一会儿，就睡着了。早上起来，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建乡工作、规划并入的村、开展摸底调查。开始没有吃饭的地方，我们轮流在老百姓家吃“派饭”，这家吃一次，那家吃一餐。主食是“地瓜米”，就是地瓜刨成丝，晾干以后当主粮吃。忙了一天，晚上回到王氏宗祠再开个会，布置一下明天的工作。回到房间，打半个小时蚊子，哭半个小时，再睡觉。刚来下党的三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下党在我们这个地方穷得出名。当时下党的贫困是全方位的：首先卫生条件差，人畜混居，到处都是家禽家畜的粪便，村道不敢走，房门不敢进，泡茶不敢喝；土地极少，如果说整个寿宁县是“九山半水半分田”，下党就是“九山半水没有田”，除了山上开垦一点凤毛麟角的梯田，没有种农作物的地方。“红薯米”就是这里的主粮，配点咸菜，做点菜干充饥，所以每个人都面黄肌瘦；村民以什么为生呢？青壮劳力主要到闽北打工，有的去给人家割草，有的伐木。那时候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146——164元之间，这个数字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对外就讲“不足200元”。
我们拿着县里给的2万元开办费，进来以后在王氏宗祠搭了一个柴火灶，买了吃饭的锅碗瓢盆，这样就可以开伙了。还在村民家租了几间房子当办公室，置办了办公桌、文具，此外还请村民用篱笆编了几个房间，当招待所和仓库用，购买了一些接待客人的被子、被单等床上用品。
那时群众的精神面貌很萎靡不振，很疲惫，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但他们对建乡还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我们告诉大家：建乡好啊，建了乡，就会有一个乡党委、政府，国家会给这里投资，公路会通进来，水电站也能建起来，这样大家就能尽早地摆脱贫困。
1987年12月份，我们召开了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1988年1月1日，下党乡挂牌成立，下党乡就这样诞生了。下党乡刚一成立，就成了宁德唯一的“五无乡镇”：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尽管条件艰苦，我们乡政府的工作也慢慢走入正轨。但当时很多人不想来这里，来了也待不住，几天就走了。下党太穷了，外界的人认为派到这里的干部，要么是没本事的，要么是不听话犯了错误的，否则为什么给弄到这个地方呢？大家普遍有这种偏见，导致更多的干部不愿意来。
我也一样，坚持了很久，总是盼着回去。但是到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踏踏实实地留了下来，觉得在这里干一辈子挺好。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下党的干部群众从来对“发配”的说法嗤之以鼻，反而始终高看我们外来干部一眼，他们接纳我们、尊重我们，支持我们的工作，真诚地希望我们一直留下。这让我对这里的父老乡亲、山山水水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二是我看到了发展的希望，这个希望来源于1989年宁德地区地委工作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
“放炮”
刘明华：1989年1月，下党乡的党委书记更换人选，第二任书记是杨奕周同志。老杨是下党乡上党村人，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很热爱家乡，对工作很有激情，心直口快，性格耿直。我当时是党委副书记，跟老杨搭班子干活儿。
那是在1989年6月份，我们宁德地区召开了一次地委工作（扩大）会议，叫作三级扩大干部会，也就是扶贫的套会。当时的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我们地区、县、乡领导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我们寿宁讨论组开展讨论的时候，参会人员纷纷针对扶贫工作的各个方面发表见解，一条两条三四条，举一反三，铺平垫稳，讲得头头是道。当时的寿宁县委书记汇报了寿宁的情况以后，老杨突然站起来“放炮”了：“你们整天讲扶贫，我们下党这么贫困的地方，领导都不来，还讲什么扶贫？对贫困地区，上级要关心，要扶贫。”习近平同志听到老杨的话，非常重视，当场跟他约定：“我一定要去下党一趟。”
老杨回来跟我说了这个事。我说：“你就讲了这两句？”老杨说：“是，就这两句。”我说：“你这个炮放的，光有响声，没有实际内容。习书记成天要处理那么多事，你就讲了个‘我们穷，希望领导来看看’，他怎么记得住？”老杨说：“那怎么办？”我说：“应该去找习书记，具体汇报乡里的情况。”老杨说：“我怎么敢去？”我说：“你都敢‘放炮’，怎么不敢去？”老杨说：“我普通话讲不好。”我说：“我跟你一起去，你汇报，我给你补充。”
说去就去。我们第二天处理一下手头的事，做了准备，第三天就赶到宁德地委。习书记非常热情，听说我们来了，从三层跑到楼下来接我们。他见到我们，笑容可亲，握手问好，带我们上楼。我们坐在那儿，一聊就是挺长时间。老杨和我给他汇报了下党的很多情况，说当地人曾有“三怕”：一怕生病，二怕挑化肥，三怕养大猪，因为猪太大了，运不出去。至于下党到底有多贫困、多闭塞，老杨还给他讲了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有一天，县里的电影放映员来给下党放电影。那天晚上放的是《上甘岭》，银幕上“哒哒哒哒”的机枪声让小孩子以为真的打仗了，等电影结束了，有几个小孩拿着箩筐跑到银幕后面捡子弹壳。习书记听了这个故事，感到心情很沉重。确实，新中国成立40多年了，改革开放也有10年了，我们宁德地区还存在这么贫穷、落后、闭塞的地方，怎么能不让人心痛呢。谈话结束时，习书记对我们说：“老杨，你们回去吧，我一定会到下党去。”
大家都认为是老杨的“放炮”，使习书记决定到下党来看一看。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背景是：1988年，习书记从福建最发达的厦门调到最落后的宁德当地委书记，下党只是他走过的其中一个地方。实际上，习书记一年零十一个月就跑遍124个乡镇中的123个。习书记一直都要求领导干部要多到基层调研，了解实际情况，掌握一手材料，才能支撑决策。要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当中的一员，把心贴近人民，哪里最贫困最偏远我们领导干部就要到哪里去。
一进下党
刘明华：1989年7月19日，习书记如约而至，他带领地区18个部门的负责人，包括民政、财政、老区、交通、计委、水电、教育、扶贫等部门的负责同志，从寿宁县城关招待所6点钟出发，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了平溪乡的上屏峰村，之后又用了2个多小时步行，顶着烈日，冒着酷暑，走了7.5公里沙土路、山路，来到下党乡的下党村。
进入下党乡地界之前，乡亲们就已经自发地迎出来了，他们拎着草药熬的解暑汤，给同志们喝，习书记很感动，他说：“这就是箪食壶浆，以迎红军。”
一行人来到下党乡，父老乡亲们都在田洋桥沿路边迎接，大家说：“‘地府’来了！‘地府’来了！”“地府”是当地人自创的一个名词，就是“知府”的意思。下党长期封闭落后，乡亲们没有离开过村庄，对外界知之甚少，所以他们不知道地委书记，把县委书记、县长理解为县太爷，管县里的干部叫“县衙”，管地委书记就叫“地府”。老百姓议论说：“下党还没来过这么大的官”“知府都来了，我们这里的发展就有希望了”。这个场景给习书记留下深刻印象，2014年3月18日在兰考，他还回忆起乡亲们说“‘地府’来了！”的场景。
习书记看到了下党难以想象的贫困，他说，“下党不摆脱贫困，我们就愧对乡亲父老。”当时，下党连办公和休息的地方都没有，乡党委就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旁。习书记到的时候已经浑身大汗、衣服湿透，当地干部在村口廊桥上拉起一块塑料布围成小圈，他在里面拿一桶水，从头到脚冲下去，换身衣服就到对面的小学开现场办公会。
我们事先准备好了一块红纸，用毛笔写上“会场”两个大字，用图钉按在墙上。会场连厕所都没有，城里来的同志要方便怎么办？我们就找了两块板子，在屋外隔了一个空间，又在墙角贴了“厕所”两个字。工作人员把两张学生课桌并排放在墙边，上面铺上一张大花床单，后面摆上三个破旧的藤椅，这就是主席台了。主席台下面，就是学生们长短不一、高低不平的桌椅，供地县领导们就座。我们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以及地区18个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坐在下面。主席台上坐三个人，左边是地委书记习近平，右边是当时的地区行署专员，老杨是乡党委书记，被安排坐在中间“C位”。
老杨不敢坐，但习书记坚持要他坐，以示对基层老同志的尊重。老杨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但一坐下，他就哗哗地流起汗来了。台上台下都坐着比自己级别高的领导，这让老杨心里非常紧张，他准备了讲稿，但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怕念错字，一边念，手一边不住地抖，不敢抬头。因为天气很热，老杨的汗水像黄豆一样大颗大颗往下滴，大汗淋漓，全身湿透，他拿着一条毛巾拼命擦汗，擦完以后塞到抽屉里。习书记一看老杨太紧张了，就安慰他说：“老杨，你慢慢讲，不要紧张。”老杨稍微好了一点，但讲了两句话又开始发抖，习书记说：“不要紧，慢慢来。”
老杨汇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我肚子咕咕叫了起来。我想到，地区里这些领导同志都是这么早就起床，又走了那么久的山路，这时候肚子肯定饿了，我就跑出会场，打算给大家找点东西吃。我在整个村庄找了一圈，只找到一瓶菠萝罐头。我想，那就放在习书记面前吧。我返回会场，把这瓶菠萝罐头打开，放在习书记面前。习书记看到这瓶罐头，就叫来一个工作人员，轻声对他说了几句话。片刻之后，工作人员找来一个碗，把罐头里的菠萝全都倒在一个碗里，给了在门口的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吃。空的罐头瓶，习书记又拿了回去，倒上解暑茶喝了起来。
本来我们县委书记事先跟老杨说过：“汇报不要超过半个小时。”但是因为老杨紧张，磕磕绊绊，念得又慢，汇报了约一个小时。老杨好不容易汇报完，就赶紧跑掉了。接下来，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习书记作了一个比较简短的讲话。他指出下党乡条件很差，非常贫困，这里的群众和干部都很辛苦，他要求下党的干部群众要用“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来建设下党，同时要求地县两级领导在政策上要给下党一些倾斜，资金上要给予照顾。
开完会后，已经是下午1点多，习书记进村入户、访贫问苦后，提出不再原路返回，去现场考察要修的那条路。这条道比上午的进山路难走多了。习书记一行沿着河边走出去，走到下屏峰村，芦苇长得比人还高，老杨拿着柴刀在前面砍，习书记一行拿着竹竿沿着河边走，走了3个小时，10公里。
再进下党
刘明华：回到县城，那天大家走了17.5公里，很多同志脚底、脚趾都走出了血泡。第二天，习书记就在寿宁召集18个地直部门和对应县直18个单位的干部开会，在一进下党第二天的工作会上，习书记说，“以后各个部门都要到贫困地方去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任何原因、种种情况，都不能成为不下乡的理由。”
每个部门都要表态，你拿多少钱，他拿多少钱，现场拍板了72万元的建设资金，先为下党解决水电、照明、交通。这是帮助下党摆脱贫困的第一笔启动资金，对于我们有里程碑的意义。修路，是要缩短我们与外界的距离，拓宽视野。修水电站，我们就有电用了。习书记的安排，实实在在改善了乡亲们的生活，为下党后续发展打下重要基础，最重要的是，给乡亲们种下一颗决心摆脱贫困的思想种子。
一下子拿到这么多钱，乡干部激动得几天几夜睡不着，都在想怎么用好这些钱。72万元虽已经是一笔巨款，但对于我们要开展的项目来说还是很紧张。
32万元用来修路，压力很大。所以有限的钱必须集中起来做必要的事情，其他的交给群众。除了购买必需的钢筋、水泥、火药、机械设备，土方工程全部由沿路村庄分为68个生产小组分工完成。村民们开发这条路的愿望非常强烈，主观能动性很强，饭都是带到工地上吃的。到1991年1月，只用了一年左右，下党就修通了第一条全长9.3公里的出乡公路。
40万元用来修水电站。一开始，乡里没想自己修水电站，而是提出从邻近乡镇拉电线过来，认为这样见效快。习书记听完，看着溪水想了想说，拉电线、架电线，我看还是算了，下党的水资源这么丰富，拉电线看起来快，但背上了电费的包袱，我觉得还是给你们抱一只会下蛋的母鸡（修建水电站）吧。任务艰巨，资金紧张，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把最初规划共计500千瓦的2台机组，改为先装1台，发现也够用，那就先这样。从实际出发，必须用好每一分钱，做最要紧的事。到1991年12月，水电站修好了。
习书记要求我们集中力量把修路、修水电站这两件事办成。道理很简单，我们没有那么多财力。但办成这两件事是为我们解决根本问题，把有限的资金用在了“增强脱贫后劲”的刀刃上，这才打下了足以谋长远的基础。这两件事都是上级支持和自己努力相结合取得的成果。习书记说，我们要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求诸己。也就是说，要有主观能动性，自己先行动起来，“以干得助”，而不是等靠要。他还说，下党不要多报项目，把这一次研究的几个项目做好，“滴水穿石”！
这一年，下党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暴雨洪灾。离开下党乡仅仅几天后，习书记又陪同福建省省长一起冒着大雨，走了3公里山路，蹚水1个多小时赶到受灾最重的下屏峰村察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当时，芹洋乡溪源村到下屏峰村的机耕路被洪水冲毁，基本看不到路坯，只能沿着坑坑洼洼的河道岸边向上游跋涉，时不时要踩石头垫脚。中间有一段是独木桥，要手脚并用的、手按紧山边的石头，脚踩住木桥一步一步往前移，湍急的溪水就在脚下奔流。
看到这样的景象，习书记明白如果政府不伸出援手，仅靠乡亲们自己无法渡过灾情，所以他从宁德的财政里出钱给受灾最重的32户村民每户发1500元救灾款。又另拿出15万元资金，用来修路、修坝、修学校，帮助下党修好“生命之路”，重建家园。
第三次来下党时，习书记已经到省委工作了。一来他就开门见山地说：“整整7年之后的今天，我又到了下党。7年来，我一直牵挂着下党。”时隔7年再次到下党村考察，习书记说，把特困地区的工作搞好，一方面靠自力更生，另一方面要靠大家的帮助，有关部门各级干部要对这些地方多一点理解、关心、支持和照顾。这次来，他到下屏峰村察看灾后重建点、防洪堤工程，一路上和乡亲们互相问好。离开村庄时，乡亲们自发放起鞭炮欢送他。听了乡党委汇报，习书记给下党拨款100万元修桥、铺路、发展生产。他说，这100万元交给你们乡里分配，原则就是按照现实困难情况，实事求是，把资金用在刀刃上。100万元是多大的一笔钱！当时，乡政府报告了下党经杨溪头村与浙江庆元县对接的公路立项的事，习书记看后就签了字，现场办公，交给一起来调研的省交通厅领导。这条路1998年通车，从此下党有了第一条省际公路。
习书记给我们修路，解决了大问题，路修通了，发展路子才会活，才有了我们后来的发展，让下党这只“弱鸟”有了“先飞”的翅膀。他给我们钱，给我们支持，帮助我们解决实际困难，但同时一直提醒我们，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想一下子抱个金娃娃！”他始终在用10年、20年的发展眼光谋划下党的发展，指导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长远的产业方面，他一直强调，闽东的农、林、水电潜力极为可观，水电只开发了5%，水电是基础产业，效益又好，所以，要先把水电办好。只有这样，才能使较少的钱在短期内产出最大的效益，主导产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他要求，站在当地发展的角度急群众之所急，解决好实际困难，治本、务实。不求多、只求准、只求好，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上，做好一个，再报新的，循序渐进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
“弱鸟”高飞
刘明华：下党的发展果然如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规划的那样，稳步向前。1991年，我们的公路修通了，当年年底，电站建起来了。虽然一开始修的公路只有4.5米宽，但是，有了这条路，我们下党人民群众彻底告别了肩挑背驮，我们能更好地抓经济工作了，种茶、种果、造林，我们的产出能运出去，我们的物资能运进来，我们就有条件实现总书记当年说的“靠山吃山唱山歌”。有了这个电，我们就从此结束了油灯照明，我们无论搞旅游，搞生产，还是孩子学习，还是看电视，接触外面的世界，都能满足这些最基本的需求，群众的生活水平慢慢提高，精神面貌也变好了，可以走出去了。有了路，有了电，改革开放的春风就吹到了我们下党，我们后来种食用菌，还有人办工厂，有人经营茶庄，还有很多下党人到潮汕地区开超市，带动了大量老百姓致富。
时间进入党的十八大以后，在乡亲们的努力下和政府的扶持下，下党的食用菌产业和茶叶种植产业发展越来越好。群众手里有了积蓄，发展的步伐越走越快。习近平总书记也一直牵挂着下党的乡亲们，党的十八大以后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讲到了下党。下党这么多年的发展变迁，总书记都知道。
项忠红：党的十八大以后，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给了我们明确的路线图、任务清单、脱贫标准、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让脱贫攻坚战有了清晰的目标和坚强的动力。下党持之以恒“唱山歌”，抓住党建引领的新机遇和科技发展的新条件，逐步发展好旅游和茶园两个支柱产业，让下党发展进入快车道。
一个是旅游业。我们讲好“三进下党”的故事，用好总书记曾走过的17.5公里山路这个最好课堂，特别设计了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调研的“四同教育”，让年轻干部重走总书记走过的路，体验当年艰辛，不忘初心使命，深入实地调研。
这些年，我们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为主题，立足下党实际，打造了党的作风建设展示基地、群众路线教育基地、摆脱贫困示范基地和乡村振兴实践基地，从不同角度展示下党贯彻总书记思想在各方面取得的发展和进步。来的研学团很多，目前接待都采取预约方式。
研学团体带来社会游客，催生新的业态，进一步带动乡村旅游。我们启动老旧房屋“盘活”计划，打造民宿、农家乐，建设碑坑山零碳茶馆等各类业态。2016年至今，下党乡接待了120多万人次的游客，光是旅游这一项，我们就挣了1亿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学习小镇”。做好党建研学的同时，下党还认真发掘历史、人文、生态资源，比如冯梦龙上任古道、百口食堂、沿海抗战历史等，开发出历史游、休闲游、康养游等多条路线，贯通到上游的修竹溪、丽水市，带动周边共同致富。从福州、浙江、上海等地过来的游客，有的短期避暑，有的定期度假，还曾经有人因为下党的溪流清洁漂亮，情不自禁跳下去游泳。就这样，口耳相传，我们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客群。
第二个是种好茶。依照习书记说的“要抓好林、茶、果”的产业指导，与时俱进谋划茶产业、林下经济新的发展路子。下党绿水青山环绕，茶园分布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山上，土壤中硒、锌含量比较高，这些微量元素对身体都非常好。2014年9月，我们在省委组织部下派驻村干部的帮助下，为下党村注册了一个农产品品牌，叫“下乡的味道”。这个品牌既蕴含着念兹在兹的为民情怀，也希望能吸引游客来我们乡看一看，尝尝农产品。这个品牌是从下党村发源的，现在已经成了全县的品牌。2017年，我们县里成立福建“下乡的味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对这一品牌进行包装，包括保护、开发和运营等等。我们不仅在下党乡，还在其他十多个乡镇都设了服务站，收购我们本地的“土货”，再通过互联网卖出去。现在的人就爱吃个土鸡蛋、蘑菇山珍什么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下党还推进了可视化扶贫定制茶园。这在中国是第一个，可能在全世界也是第一个。可视化扶贫定制茶园是什么意思？其实你们一路上看到的茶园，在文昌阁附近的那一片，就是这样了。我解释一下，这一项目的最大特点是“只卖茶园不卖茶”：村里将原来一家一户散种的茶园整合起来，形成一个600亩的扶贫定制茶园，我们招爱心茶园主，他以一年一亩2万元的价格租下茶园。有许多企业认租，你租30亩、他租50亩。认租后，平时他不用来，上班时在手机APP上通过视频直播随时都可以查看他认租的茶山和茶厂。我们负责给他看护，给他采茶，给他在我们的茶厂做好，然后快递给他们。这个茶就是放心茶、好茶，真正的高山云雾茶。爱心茶园主要通过定制，每亩可以获得100斤的成品茶，在现行的茶叶市场下，这种有机茶也不贵，很实惠。现在随着爱心茶园主的增加，定制更凸显个性化，可以根据爱心茶园主的需求对茶叶的种类进行细化定制。我们福建的茶叶很有名，不是论斤卖，是论克卖的。所以企业也很高兴，可以作为福利发给员工，一人发半斤一斤，又不贵，又健康，又有面子，又能帮助贫困村，一举多得。我们下党村也赚了，一亩茶园以前收入是2000元左右，现在增加到6000元，茶农收入翻番，村集体年增收10万元以上。
为了更好发展茶业，村集体成立了茶叶种植农民合作社，建起16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开发24小时直播的可视化系统和农产品可追溯系统。能实时看到青山绿水环绕、树茶草相辅相成，不仅爱心茶园主，社会大众对我们下党的茶叶也更认可、更信赖了。不但茶叶、茶园的销售越来越红火，还持续提高公共茶品牌“下党红”的口碑和含金量。
下党好生态的背后是下党人民始终沿着当年习书记的精准指导“一张蓝图绘到底”，走稳走好每一步。不仅茶园，当年的林下经济，从花菇、灵芝，到锥栗、油茶，还有高山果蔬，也一直在发展。不但持续创造经济效益，还不断增加生态效益。这为旅游业、茶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效、深远的支持。
而且我们下党村、下党乡是宁德的下党村、下党乡。宁德经济整体起来了，我们村我们乡就会从外而内地受益。一个大企业带来的税收和就业岗位是很多的。现在我们有宁德时代新能源，还有上汽集团宁德基地、青拓集团等等大项目，可以说我们闽东迎来了经济发展腾飞期，昔日的“弱鸟”已经羽翼丰满，正在展翅高飞，更怀鸿鹄之志！
报喜
刘明华：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时刻惦记着下党乡，关注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们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18年12月，经过福建省人民政府的调查核实，我们亲自走访群众家，确保扶贫工作的真实性。下党在2018年申请脱贫验收，2019年6月获得通过。下党脱贫了，乡亲们特别希望能够向总书记报告这个好消息。
乡亲们写信不是党委政府组织的，就像当年沿路送清凉汤、放鞭炮欢送、到办公室让我转达问候一样，完全是群众自发的行动，算是一封家书。最开始是民间私下的你一言我一语，特别是看到总书记给别的地方回信，启发了大家可以用写信的方式。乡党委关注到群众的强烈愿望，向上级汇报，但县委也拿不定主意。乡亲们等不来确定的回复，心愿又很强烈，思来想去，索性我们自己动笔！
我们一共是六个人一起写的信，这六个人都是曾经见证了习书记一进下党的老人。我是一个，写信时我61岁，是下党乡原党委副书记。其他五个人分别是：第一个人是王光朝，农民，写信时71岁，后来在下党乡的下党村经营幸福茶馆。第二个人是王光拔，写信时66岁，他当过兵，年轻时因为工作原因身体落下残疾，退伍后生活一度很困难。后来，在组织关怀下落实了相关补贴，生活有了保障。随着下党村的发展，他家老宅被乡里改造成下党乡青少年实践基地，也有了一笔固定收入，很遗憾的是，王光拔于2024年9月因病去世了。第三个人是王光满，村干部，写信时60岁，党员，他在习书记第一次来下党时任下党村党支部书记，亲历了习书记在下党村访贫问苦的整个过程。第四个人是陈大辉，写信时67岁，党员。以前是下党乡的炊事员，“掌大勺”的，现在已经退休。第五个人是王金花，写信时62岁，是群众，她的爱人是下党乡原党委书记杨奕周——就是当年在宁德地委工作会议上“放炮”的老杨。
信里全是乡亲们的真情流露，很朴实。在信中，我们回忆了总书记第一次到下党时，拍板帮乡里修公路、建电站，到群众家中访贫问苦；也汇报了这几年下党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群众靠山吃山，种植茶叶，发展红色旅游红红火火，幸福感、获得感节节攀升。我们还请习总书记在百忙之中，能抽空回下党看看。
我们是7月15日写了信，两页半的信，我们几个人反复斟酌了用词，写了两遍草稿，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在7月16日寄了出去。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没底，不知道会不会有回复。
没想到，8月4日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8月6日信件寄到下党。当时新华社还没发布消息，大家什么都不知道，只看到原县委书记汤孔忠拿着机密件回信到鸾峰桥头上，说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乡亲们集合在桥上，听完回信原文的宣读，奔走相告。随后县委书记郑重地向写信署名的六个人逐一传达。我当时身体不适，还在医院挂吊瓶呢，听说后立刻打车回去。那天的下党敲锣打鼓、万人空巷，比过年更激动，比自己家有喜事更高兴。
我记得，总书记在回信中说，“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当年“三进下党”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总书记连我们当地这句俗语都还记得，他真的一直惦记着我们。
新闻公开发布后，立刻刷屏了整个福建省的朋友圈，群情激动，无不欢欣鼓舞。这是下党的又一个历史性时刻。总书记的回信带给下党巨大的鼓舞，开启下党奋斗发展的新阶段，也是总书记借下党故事来指明实现脱贫攻坚后的新任务。朝着乡村振兴的新目标，下党朝着产业立体化规范化高速发展。2021年，我们下党乡荣获了“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这个奖项全国只有10个集体获得，我们乡就是其中之一。
下党很小，故事很大
项忠红：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是在2021年2月25日举行的，我很荣幸地代表下党乡去北京接受这个巨大的荣誉。颁奖时，总书记问我：“在下党几年了？”我回答说：“前后有5年了。”总书记说：“好，很好！”听到他这么说，我就转达了乡亲们的寄语，说：“大家很想念您，期盼您回来看看！”他亲切地回应：“好的！”
下党与总书记之间建立了一份特殊的情感和联系，他就像一个远在北京的亲人，始终牵挂着我们。因为这份情感和联系，乡亲们倍感温暖和鼓舞，更觉得与总书记之间没有距离。后来有人问我去领奖紧不紧张。我说很激动，但不紧张。因为我是去见我们下党一位住在北京的亲人，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去参加党的二十大的时候，我准备了一本画册，用图片记录了下党从建乡、“三进下党”、脱贫攻坚胜利、总书记给我们回信后，各个阶段的对比，我想表达的不仅是下党发展了，而且是在总书记关怀和指导下，我们才取得这些成绩。后来偶遇了中办领导，他就帮忙把画册通过程序递交给总书记。当天，我就收到中办秘书局的回电，说总书记收到了。他非常开心，向你们表示感谢：“你们辛苦了。”
后来，我听说，工作组从收到的许多礼品中，挑选了一部分在人民大会堂北厅展出。大会后中央领导同志从几百件礼品中选了十件收藏到了国家有关单位，其中就有这本画册。我很荣幸。我想，这不仅是因为总书记始终关心牵挂下党，更是因为下党是我们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场典型战役，是总书记许多重要思想的真切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三进下党，他留下了一句话，叫“异常艰苦、异常难忘”！这句话现在传播范围非常广了。其实，他还说过，“那样一个地方，你去了一次，人家记你几代”。我在党史馆看到了下党古村新貌的图片，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参与者，那一瞬间心情格外激动。我还在“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的福建展区，看到来自下党的一幅画作和一件反映“古村新貌”的根雕，旁边写着一段话：下党很小，故事很大；下党很偏远，但离北京很近；下党很偏远，但政治意义很高。这同样是我的感受。下党与北京，虽然距离很远，但是因为心有牵挂，所以总书记就像我们远在北京的亲人一样。
刘明华：我已经退休了，但现在身体很好，仍在工作。我现在是福建省委党校、宁德市委党校、寿宁县委党校兼职教师。关于下党乡脱贫的历史，总书记和下党的这段故事，我已经累计讲过6000多次了。讲了这么多次，不是简单的重复，我始终在提升，在提炼，在感悟。今天，我们党员干部从这段历史当中能学到什么？
首先要思想脱贫。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解释他的《摆脱贫困》这本书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他说：“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强之路。”这番话已经说了几十年了，在脱贫攻坚时被无数的例子证明，它将来仍然有用。这是我们干事业的方法论。第二，党员干部作为党的中坚力量，肩负着连接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一定要心系群众，善于敏锐捕捉群众的声音，无论是田间地头、街头巷尾，或者是民主决策、问题反馈，都要悉心倾听，不让任何一丝民声遗漏。第三，在群众遇到困难和挑战时，党员干部要勇敢地站出来，顶在一线，为群众遮挡风雪，抵御严寒。第四，要不断提升自我，我们要善于从群众中汲取智慧，用这些智慧照亮群众前行的道路，不断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找到正确的方向。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习近平总书记三进下党，正是这几个方面的真实写照，把这些方面综合起来，也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巨大变化的动力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