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夏商周时期，一直备受关注。据记载，三千多年前，为避西方族众的攻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族人迁居到岐山。位于陕西宝鸡市岐山、扶风两县之间的周原遗址，被认为是古公亶父迁来岐山后周人的活动中心区。持续至2024年，考古队进一步明确周原遗址拥有宫城、小城与大城三座西周城垣，规模之大，彰显着周原遗址的都邑地位。此外，考古学家在周原遗址还发现了大量卜甲卜骨残片，这些甲骨文上，到底记录了西周哪些历史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 种建荣：周原遗址的先周文化规模最大，它为周原都邑性质，特别是太王迁岐的岐邑性质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证据。

尤其是在宫城东南门西侧的壕沟内，发现了204片卜甲、卜骨残片，初步辨识出刻辞180余字，这是西周甲骨文的又一次重要发现。

一片卜甲，刻有月相名“朏”，这是西周出土文献中的首次发现。还有一些甲骨刻有“王呼并召”等文字，是反映西周天子与诸侯关系的珍贵记载。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 种建荣：就是王让诸侯干啥事的这样的记载，而且卜辞的内容还相对比较完整，这就为研究西周的内服与外服制度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证据。

带有“秦人”二字的刻辞，是迄今对秦的最早记载；还有的甲骨刻有“霍”等文字，记录着当时多个重要的国族名与地名。这些甲骨文，涉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军事战争等多方面，对解开西周诸多历史谜题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西周时期施行的是分封制，位于今天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的琉璃河遗址，坐落在大石河北岸，分布面积约5.25平方公里，它也是西周燕国的始封地。那么，这里究竟有哪些重大考古发现，又是如何揭开北京建城史的呢？

自2019年，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工作重新启动以来，新的发现不断涌现，特别是其中出土的铭文“太保墉燕”，为我们提供了北京建城史上最早的文献之一，记载了周初召公主持燕都的营建，揭示了燕国的建立过程。

琉璃河遗址是目前发掘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西周封国遗址之一。首次发现了西周封国的两重城垣结构。发掘人员在内城墙以北350米处发现了外城墙和外城壕，外城壕内堆积层多达12到16层。通过这些层次，考古学家可以追溯到城墙从建设到废弃的过程。

琉璃河遗址的发掘还揭示了西周封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位于内城中心偏北的位置。该建筑的夯土层次清晰，夯窝明显，周边出土了刻辞甲骨、铜容器和陶范等高等级遗物，表明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建筑。

考古新发现还包括带有斜角墓道的墓葬，中字形和甲字形墓葬，专家初步辨识出四代燕侯家族的存在。同时，在发掘过程中，多学科研究取得重要成果，考古人员在对平民墓地的发掘中，展开了人类全基因组测序，确认这是一个父系遗传家族墓地，至少包含四代家族成员。为研究古代社会结构提供了关键突破。

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古称寿春，公元前241年，楚国迁都于此，这是楚国最后一座都城，王朝余晖，在此留下最后一笔。两千多年过去，在这里沉睡的武王墩墓地也揭开了神秘面纱。尤其是武王墩一号墓的考古发掘，这座大墓的主人是和秦始皇嬴政“掰过腕子”的人，他就是楚考烈王熊完。那么，楚王的地下世界里，到底藏着多少灿烂的文化底色？一起来揭晓。

历经5年精细化发掘，武王墩墓是迄今为止经过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高等级墓葬。覆盖在墓室顶部的是300平方米的椁室竹席，其下就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结构完整的九室多重棺椁，椁木上发现了国内数量最多、等级最高、内容最丰富的先秦墨书文字。与此同时，出土的最高等级的礼器组合，礼容器、礼乐器组合几乎完整地还原了楚国贵族的礼仪体系。

出土木俑规模大、种类多、保存完好；漆木器、玉器、竹简等随葬品，十分丰富，属楚墓中首见。充分展示了楚国当时的高超工艺与礼仪文化。而墓中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材料，帮助重建了当时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

在云南晋宁有一处河泊所遗址，它不仅见证了古滇国的兴衰，从这里出土的文物和遗迹，还填补了云南古代历史的空白。那么，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到底是如何逐步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的呢？

河泊所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西临滇池，东由四座山体围合，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这里的历史遗存丰富，距核心区东北约700米处就发现了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彰显着这一地区曾经的重要地位。遗址发掘出土珍贵遗物超过9000件。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汉代城址的布局，还让我们逐步看到了这座城市的真实面貌。

在城址的西南角，考古人员清理出了魏晋、两汉、春秋三个时期的城墙、城壕及大型木构建筑遗迹。特别是春秋时期的大型木构建筑，可能是当时用于防洪的水利设施。2022年，河泊所遗址迎来了一个重大突破——近5000片有字简牍的出土，这些简牍与大量官印封泥的发现一起，证明了遗址曾是益州郡的官署所在地，将2000多年前汉代大一统，以及古滇国向益州郡转变的历史鲜活地呈现出来。

这些简牍中记载的“滇国”“滇丞”“滇廷”等与之前出土的“滇王之印”和“滇王相印”相互印证，表明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保留了滇国的称号和待遇，实施“以其故俗治之”的治理策略。

在河南开封，历史悠久的北宋东京城遗址如今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景龙门，作为这一城池的重要一环，不仅是古都的重要标志，也是北宋时代建筑与城墙的精湛工艺的见证。那么，景龙门遗址到底有哪些重大发现，能够帮助我们重建开封这座古城的辉煌历史呢？

北宋东京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其繁华景象通过不朽名作《清明上河图》得以实景式地保存下来。《汴京遗迹志》等文献记载，北宋东京城“北面三门，东曰安远门，西曰天波门，中曰景龙门”，一面城墙安设三处城门，凸显城之大。然而，随着黄河泛滥，这座城最终淹没在泥沙之下。

考古发掘显示，景龙门通宽约60米、进深超过19米，规模宏大；整体由3个门道、隔墙及两侧墩台构成。尤其发现墩台属于包砖逐层错缝露龈砌造，与《清明上河图》尾段刻画的城门营造法式相同，《清明上河图》成为考古专家复原景龙门的一个重要参照。

宋徽宗的传世名作《瑞鹤图》，记录了东京城内城南面正门宣德门的样貌，其屋顶样式和鸱尾构件，也成为复原景龙门的参照资料。当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结合，消失在黄河泥沙下的北宋景龙门，逐渐露出最可能的“原貌”。在古代中国，古人穿过城门才能入城，景龙门遗址的发现，成为人们重新想象北宋、认识北宋的一把通关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