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莲城镇的落松地，是一个在地图上都不容易找到名字的地方。全国人大代表农加贵，是落松地小学的教师。他丢下安稳日子，扛起一所没人敢接的学校，一守，就是40年。

3月5日，初春的北京飘起了雪。

前往人民大会堂的路上，农加贵举起手机，拍下了雪花纷飞的画面。“发给落松地的学生们。”他笑着说，“他们很多人还没见过雪。”

手机屏幕里，细碎的雪花落在北京的街道上，也仿佛飘进了千里之外的大山深处。

2025年2月18日，农加贵和学生们在落松地小学操场上合影。新华社记者 彭奕凯 摄

落松地小学所在的地方，曾经是集中医治麻风病人的地方，过去被大家称为“麻风村”。

1986年，20岁的壮族青年农加贵听说有个地方急需老师。介绍人几次欲言又止，最终才说出实情。

那是人们谈之色变的“麻风村”。

“说实话，我当时吓得想跑。”农加贵回忆，第一次走进村里那所所谓的“学校”时，他愣住了。

土坯房四面漏风，12个孩子挤在一间借来的卫生室里上课。门口站着的父母，大多因病致残，用近乎哀求的目光望着这位年轻老师。

那个年代，麻风病意味着恐惧与隔离，没有老师愿意进村教书。农加贵也有过转身离开的念头，但一个念头很快把他拉住：“如果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他们也许就永远走不出大山。”

最终，他选择了留下。这一留，就是40年。

最初的学校，是村里腾出的一间20多平方米的土坯房。课桌是东拼西凑的旧家具，黑板是用墨水染黑的木板，粉笔用完了就用石灰块代替。没有同事，他一个人教所有年级、所有课程，还要兼当炊事员、保育员，照顾孩子们的日常生活。

山路难行，条件艰苦，但最难熬的其实是与外界的疏离。每次到镇里开会，别的老师一听他来自“麻风村”，便远远避开。农加贵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

农加贵坚持了下来。

因为孩子们常常拉着他的衣角说：“老师，我们还想读书，我们不想一辈子待在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村子。”

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要走出大山参加升学考试，一个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学生档案里的家庭住址该怎么填？在当时，“麻风村”三个字很可能让他们在外面遭受歧视。

农加贵和村民商量：“咱们给村子起个新名字吧。”

村里人种花生，壮语叫“落松”，寓意外壳坚硬、果实香甜。他希望孩子们也能像“落松”一样，经历风雨却依然结出硕果。

“落松地”这个名字就此诞生了，一批批孩子带着这个充满希望的名字走出大山。

这是农加贵（前排左二）与落松地小学第一届毕业生、当地村干部的合影。 新华社发

花生外表朴实无华，果实深埋地下默默奉献。这是小学课文《落花生》里的寓意。农加贵亦如一颗扎根泥土的花生，在群山深处默默守护着孩子们的未来。

40年来，农加贵送走了12个班、126名学生。许多人走出山谷后成为医生、教师、警察，也有人选择带着学识回到这片土地。

农加贵说，这些年他最自豪的不是获得了多少荣誉，而是一句简单的评价：“自从他来到落松地，村里没有出现失学的孩子。”

如今的落松地早已换了模样。学校有了明亮的教学楼、宽阔的篮球场和漂亮的小花园。新的年轻教师，也让曾经的“一师一校”不再孤单。

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后，农加贵意识到身上的责任更重，他要把边疆教育的声音带到北京。

在调研家访中，农加贵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乡村教育。今年全国两会，他带来了两份建议：一份关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一份聚焦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

“这些年国家政策越来越好，学校硬件越来越漂亮，但农村仍面临教师流失的问题。”农加贵说，山区条件艰苦，一些年轻教师很难长期留下来。

为此，他建议进一步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完善激励机制，解决住房、子女教育等实际困难，让优秀教师愿意来、留得住、教得好。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都让农加贵感到振奋。

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集中采访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农加贵接受媒体采访。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3月5日上午，就在农加贵带着大山深处的期盼，走上“代表通道”讲述落松地的故事时，落松地小学的师生早已整齐地围坐在电视机前。

第一排坐着的，是当年曾趴在农加贵背上过河上学的女孩杨素芹。她如今学成归来，成为这里的老师。

这是教育的接力，也是希望的延续。

群山环抱的校园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教学楼前的白玉兰树，花开得正盛。“落松地”，这个承载着奉献和希望的地方，迎来了又一个春天。（记者杨依军、彭奕凯、王贤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