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天文学家的工作无非是仰望星空，浪漫轻松，但实际我们是‘地狱模式’”“头发少、发缝大”“在国外待了12.33年，同学的孩子都小学毕业了”……台上的孙萌每抛出一个梗，台下便传来一阵笑声。

不久前，在某社交平台举办的脱口秀现场，第一次上台表演的孙萌，紧张得手抖。孙萌调侃自己的手在做简谐振动。

与此同时，作为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孙萌完成的一项关于恒星潮汐的研究发表于《天体物理学快报》。

在孙萌看来，做科研是一种延迟满足，要承受长期没有正反馈的压力，过程是艰难甚至枯燥的。脱口秀就不一样了，气氛热烈、反馈及时，让人充满了成就感。

除了说脱口秀，孙萌还有很多“即时满足”的办法：写天文科普文章、跟人工智能（AI）聊天、追日食、追极光、爬山、拍星轨、公路旅行、吃妈妈做的扁豆焖面……这些科研缝隙中的“小快乐”支撑着她，让她能在科研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从兴趣到专业，从职业到事业

2025年元旦，36岁的孙萌结束了美国西北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加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回国后，能够自然地“用母语无所顾忌地‘叨叨叨’”，让孙萌感到格外放松。工作间隙，她常常活跃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天文学科普，也和网友互动聊天。

同样是社交媒体重度用户的学生们很快注意到了这位有趣的老师，推荐她去参加平台举办的开放麦。“啥叫开放麦？”初次听到这个词，孙萌下意识问道。经人解释才知道，这是一种非正式的脱口秀表演。

“人家看得起我，那就去。”孙萌很爽快地答应了。设计“段子”对孙萌来说不是难事，她平时就喜欢看小品相声，看到好玩的段子会记在脑子里，“指不定跟谁聊的时候就用上了”。

“干点别的，换换脑子。”对孙萌来说很重要。作为一个理论天体物理研究者，整日沉浸在恒星演化、数据代码的世界里，她需要撕开一个口子，去呼吸不同的空气。

参加脱口秀之前，她已经持续高强度工作了好几个月。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前文提到的《天体物理学快报》上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关注一颗名为WASP-12b的系外行星，其轨道半长轴正以可观测的速度缩小，呈现了“恒星潮汐耗散”这一长期难以约束的物理过程。

回国后，与“新”研究同时到来的还有孙萌的一些“旧”记忆。北京天文馆便是其中之一。中学时代的她便常常在此参加活动，如今重返故地，仿佛又看见了二十多年前那个小女孩的影子。

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孙萌，在老师推荐下加入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又将俱乐部指导教师、北京天文馆原馆长朱进加为MSN好友，她兴奋异常。从那之后，她便常常跟同好们一起观星追月，乐此不疲。

高考后，立志攻读天文学的孙萌未能如愿，最终进入四川大学学习物理。她只好采取“曲线救国”路线，先把物理学基础打牢，再等待机会追寻天文学梦想。大四时，她接到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入学通知，跟随菲尔·阿拉斯（Phil Arras）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他穿着普通的T恤、短裤，人多的时候显得有些拘谨。开着一辆手动挡旧汽车，后备箱里堆着各种杂物。”孙萌回忆初见导师的场景，“一旦谈到物理，他的表达就变得清晰而生动。”

“这个老哥真好玩儿，跟着他工作肯定很开心，我就这么上了‘贼船’。”孙萌很快做了决定，至于具体的研究方向，也是很自然地随着导师进入理论天体物理领域。

和导师发生学术分歧，怎么办？

但后来故事的走向，并没有如孙萌所期待的那般开心。

在导师指导下，她专注于恒星的结构和演化。也就是说，她需要利用开源程序去仿真模拟恒星的一生，从诞生、膨胀、爆炸到死亡。同时与观测现象结合，用最少的假设和调参把观测现象解释清楚。

她还关注恒星潮汐——这是她读博期间研究的课题。通俗来讲，潮汐力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在双星或行星系统中反复拉拽天体，使其发生形变。

在孙萌研究的双星系统中，她重点计算了前一种效应，即轨道半径随时间的演化。她认为，在合理参数范围内，系统的轨道偏心率已经很小，可以暂时忽略圆化过程，以推进论文工作。

而在导师看来，即便偏心率已经很小，其演化仍然是理解整个潮汐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能同时给出轨道形状的变化，科学图景会更加自洽和完整。

读博的“游戏”陷入了僵局。双方各有自己的坚持，站在哪一方的角度看都有其合理性，但现实难以尽如人意。

如何破局？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活泼爱笑的女孩变得沉默寡言。每天一睁眼，似乎就能看到三个大大的问号：论文发不出来怎么办？毕业后去哪儿？能不能留在学术界？

她总想把自己关起来，不愿意出门，跟人说话只感觉心虚，没有任何底气。“我连论文都没有，凭什么跟人家聊科学？”

“妈，我导师不让我发论文……”饭桌上，面对来探望的母亲，孙萌哭诉。

“我给你多烙几块肉饼吃，做你爱吃的扁豆焖面！”母亲安慰道。

“妈，我毕不了业，咋办啊？”孙萌的情绪仍然激动。

“找导师说说去！一次不行就多谈几遍。”母亲的语气坚定。

这似乎是一位不懂科研的母亲能为女儿想到的最好办法。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主意还真不错。

读博第6年，在与导师多次讨论并完善研究工作后，孙萌终于完成并发表了研究成果。

等到自己在科研领域有了更深的积累，孙萌会反思自己“当时是不是太着急了”。她能够理解导师，“解决科学问题确实更重要。用长周期去完全解决一个问题再发论文，比发几篇小论文更有价值”。

凑巧的是多年以后，同门师妹曾告诉孙萌，“其实导师也会怀疑自己，‘咱有必要再拖个三五年，把这事搞得特别清楚吗’”。

现在，孙萌会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开始“误人子弟”了。她逐渐意识到，在保证科学完整性的前提下，把一个复杂问题拆解成阶段性的研究目标，能帮助学生在推进过程中建立信心。

于是，她会精心思考给学生们的课题，“把一些确定性的、自己能预判的课题交给学生”。

真正紧绷的地方只在科学上

成为导师后的孙萌并没有变得“成熟”起来。她仍然留短发，穿T恤、短裤或是读书时的帽衫、牛仔裤。她喜欢跟学生聊天，喜欢攒好笑的段子，喜欢开车去亲近自然。

她不在乎穿着的光鲜、物质的丰厚。她说自己对工资和头衔看得并不重，父母也始终尊重她的选择，从不以所谓的“社会时钟”来要求她的人生节奏，从来不说“你30多岁了！你该回国了！你该找工作了”。

对于孙萌来说，“开不开心”才是第一衡量标准。表演脱口秀便是一件“超值”的事情，不仅自己感到开心，还能把快乐传递给别人。

面对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事，她都保持乐观。比如读博时住在小镇上，她觉得宁静、贴近自然；回归北京的快节奏生活，她感到熟悉、有活力。她觉得自己不是“天赋型选手”，现在能在国家天文台与“大神”们一起工作非常满足，哪怕不是长聘。

那还有什么让你焦虑的事吗？面对这样的问题，孙萌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担心科学做不好。”

“科学到了特别尖的地方，挺难的。我做理论推导，最难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哪一项应该舍弃掉，这需要直觉。我常常会怀疑自己做得不够好，哪怕是已经发表的研究，我也担心是不是没考虑周全、是不是没想透彻。”孙萌说，要平衡好效率要求与深入思考之间的尺度并不容易。

即便再艰难，孙萌也从来没想过离开这一行。“就是傻孩子认定了这件事，撞了南墙还接着撞那种。假如真的有一天我做不了科研，那就去做一些天文学相关的科普，我还要留在天文学的‘坑’里。”她说。

在脱口秀表演前两个月，孙萌踩着截稿日期交上了讲稿。

“代码跑了3天发现内存溢出、基金本子改到38版被拒、求职半年杳无音信”“我的发缝是一条银河，大佬头顶上可能是个吸积盘”……孙萌觉得，这些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苦”，也是最引发同行共鸣、满足外行好奇的故事。

采访中，孙萌30多次提到“开心”——“谁的生活没点烦心事儿，太有了！”“但总归要想点开心的事儿，生活的底层逻辑就是开心就好。”

接下来，孙萌的一件开心事是周末回家吃妈妈做的扁豆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