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河北保定，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天津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我自己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鲜活例子。”
每次在京津冀三地调研，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总规划师、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石晓冬都喜欢聊这个段子。
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石晓冬先后深度参与了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等多项重大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事非经过不知难”。回顾这10年，作为亲历者，石晓冬感慨万千：回过头来看，规划发挥了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特别是北京超前进行减量发展，通过前瞻布局、系统谋划，倒逼发展方式转型。
一系列重大规划接连出台：2015年6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印发；2017年9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获批；2018年4月，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获批；2018年12月，北京城市副中心控规获批；2020年8月，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获批……
大到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细到街区控规，数百项规划凝聚着从中央到三地的战略眼光和精密布局，犹如贯穿协同发展的经脉，将三地紧密连接。
10年前，首都北京深受“大城市病”困扰。同时，京津冀三地存在经济发展差距大、资源环境超载、大气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
“我认为协同发展规划理念中最主要的特点是，不囿于北京一地，而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谋划首都功能布局。从国家层面推动整个区域平衡、可持续发展。”
2017年9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七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获批。石晓冬认为，总规瞄准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提出了2035年和2050年两步走的宏伟目标。
此后，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控规也先后获批，通过“两翼”集中承载非首都功能疏解。
实现“都”的功能，推进“城”的发展，北京城市副中心是生动的例证。近年来，副中心“城市绿心”景色宜人，三大文化建筑拔地而起，运河商务区华灯初上，一座崭新的“未来之城”在古运河畔崛起。
石晓冬说：“这些巨大变化，正是长期按照规划执行的生动体现。规划的准确性和远见正在接受历史的检验。”
在他看来，北京从“增人增地”转变为控制人口总量，集约建设用地，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匹配，同时对老城进行重组，提升服务保障民生，让城市更加安全宜居，城市空间结构进一步优化。
北京的“减”，换来了京津冀的“增”。
10年来，北京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超3000家，疏解升级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近1000个，城乡建设用地减量130平方公里，实现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的目标。而京津冀三地的经济总量，则连跨5个万亿元台阶，达到10.4万亿元，按现价计算，是2013年的1.9倍。
事实上，一项重大规划的编制绝非易事，往往要经历漫长的讨论和决策。例如，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的编制工作历时近3年，由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专家、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咨委专家等领衔，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设计单位共同参与，北京市、区各部门也从规划实施角度参与到规划编制中。
“过程中，规划部门对核心区约200万常住人口、3.6万宗各类权属的土地，甚至1万多棵古树，都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全程参与规划编制的石晓冬说。
近年来，石晓冬在各种场合积极宣传和阐释首都规划的意义与实践。在纪念北京建都870周年专家座谈会、北京国际城市设计大会等活动中，都能看到他向公众讲述首都规划发展的身影。
“关于新时代城市设计新容量的思考”“北京TOD分级分类探索”……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经常能看到关于城市发展最新研究的分享。
数月前，石晓冬多了一个新身份——京津冀国土空间规划协同专题工作组的副组长。2023年7月，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联合组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工作办公室，下设15个专题工作组，规划协同专题工作组是其中之一。
石晓冬说，专题工作组正在编制《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年—2035年）》，充分发挥三地联合协作机制的优势，将所有专题工作组，包括交通、生态、产业等，全部纳入到这一规划中，不再拘泥于传统编制规划的先编后审，实现三地协同并进。
“首都都市圈范围约占京津冀城市群面积近八成，把它建设好，将搭建起京津冀城市群的主干构架和重要支撑，为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他说。
由于首都都市圈横跨三地，在资源要素配置、基础设施建设、职住平衡等方面难免受到跨行政辖区的影响。石晓冬认为，这正是突破瓶颈、畅通阻塞的契机。因此，首都都市圈规划的关键，就在于基于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好实现全面协同，包括体制机制、资源要素、基础设施、产业、生态环境等方面。
石晓冬说：“通过规划协同，充分调动市场要素流动，为实现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目标打好坚实基础，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作为跟三地都有渊源和感情的人，我相信，一茬接着一茬干，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他说。
策划：刘江
记者：郭宇靖
编辑：朱舜、何晓
海报：朱舜
新华社国内部、新华社北京分社 联合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