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出昆仑”神话在昆仑文化建设中的驱动作用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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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3 11: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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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古老的神话地理古籍《山海经》记述了昆仑山与黄河。昆仑山是华夏民族圣山和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宇宙中心，《穆天子传》《庄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诗经》《楚辞》《史记》《越绝书》等各类文献中多有记载，常常与“西方”“远方”“通天”“世界大山”“宇宙中柱”等概念联系在一起。黄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先秦古籍用“河”作为对她的专称。黄河最早的价值体现在于交通。我国地势西高东低，青藏高原东北的祁连山脉、贺兰山脉、阴山山脉和西南部的横断山脉及其邻近高地形成交通障碍。黄河贯通青藏高原、大西北及东部地区，把外流区与内流区连接起来，成为人类早期物质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和大动脉，出自陇山以西地区的透闪石、蛇纹岩玉料和绿松石、玛瑙等美石是这条大通道上运输的特色物品。史前玉器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与核心价值，具有古老而丰富的“文明史”意义。先民把玉器作为精神价值和思维观念的载体，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发挥着装饰外表、沟通人神、祭祀天地、建构秩序、彰显权力等多方面作用。

本文参考文献典籍与历代学者研究成果，以黄河中上游地区调查研究和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系统探析了“河出昆仑”的来龙去脉，认为昆仑文化的核心是黄河与玉石紧密结合的昆仑神话系统，它们在“东玉西进”和“西玉东输”双重驱动作用下构建完成。神话观念的昆仑山地望与玉矿资源开采利用密切相关，对黄河源头的认知也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河源神话和昆仑神话的发生、发展和传播牵涉到中原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文化认同，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平包容、连续发展的突出特征。

一、历代学者对“河出昆仑”的求证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是中华文明最主要发祥地。长江的源头也在青藏高原，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和重要发祥地，但“河”在中国古代却只特指黄河，这是由于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中华玉文化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上游地区。陈发虎团队研究发现河套地区在距今5万—6万年前存在一个“吉兰泰－河套”古大湖，覆盖吉兰泰和河套盆地的大部分地区，古大湖在距今10万年前后开始形成，延续到距今5万—6万年前形成统一古大湖，随后开始消退（注1），蒋复初等认为河套古湖晚更新世为封闭的咸水湖，于距今10万年开始外泄，之后才出现黄河（注2）。由此可知黄河全线贯通的时间大约距今10万年，这是黄河成为中华民族发祥地的科学基础。

“河出昆仑”之意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或者“黄河之水出昆仑”。毫无疑问，黄河源头问题属于科学范畴，而历代学者对黄河源头的探索基本上都基于神话观念或文学想象。

《山海经》最早记载河源，并且明确指出黄河发源于昆仑山：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无达。（《西山经》）

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海内西经》）

《禹贡》载“导河积石说”，指明大禹治水从积石山开始。《淮南子·地形训》直接说“河出积石”，高诱作注：“河源出昆仑，伏流地中方三千里，禹导而通之，故出积石”。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报告时，认为发源于帕米尔山结、今昆仑山的塔里木河主要支流和田河、叶尔羌河是黄河上源：

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

汉武帝据此把于阗南山命名为“昆仑山”，黄河“重源说”由此而来，即昆仑山诸水流入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泊、潜流地下几百公里后到积石山重新出露地面。显然，这是黄河源头随着汉代昆仑山地望西移。司马迁虽然在《史记·大宛列传》引用此说，但并不认同：

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寘（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何）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班固在《汉书•西域传》则深信不疑：

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水经》和《水经注》都继承发展了河出昆仑说。西晋张华《博物志》载：“河源出星宿，初出甚清，带赤色，后以诸水注之而浊。”唐代，中原政权首次抵达河源地区：“转战过星宿川，至于赤海”（《旧唐书·侯君集传》）杜佑批驳文献典籍中的相关记载：（注3）

详《水经》所作，殊为怪诞，全无凭据。……大碛距数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变，陵迁谷移之谈，此处岂有河流？纂集者不详斯甚。

至元代，中原政权才首次派使专门勘察河源，招讨使荣禄公都实与其弟阔阔出将考察结果绘制《河源图》（今存，见于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翰林侍读学士潘昂霄据此撰成《河源记》1 卷。清代，康熙派侍卫拉锡、内阁侍读舒兰等视察河源，乾隆派侍卫阿弥达赴西宁祭告河神，最远到达星宿海以西 300 里的“噶达素齐老山”。康熙年间，官方组织的地理考察已经确定黄河源头在巴颜喀拉山，纪昀等人奉乾隆命撰成《河源记略》，但仍然坚持“河出昆仑”观点。

从历代学者对“河出昆仑”的求证和考察可知，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就通过对土地、河流、交通、稀有资源及相关祭祀活动的掌控来彰显国家最高权力。玉文化和黄河文化是昆仑文化的核心内容，“河出昆仑说”根深蒂固，影响深远。

二、陇山以西的玉料资源

世界公认文明形成的“三要素”是文字、冶金术、城市的出现。但“三要素”是从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文明中概括出来，很多其他文明并不符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发现概括出判断文明形成的标准中第一条是：手工业专业化。冶金术、琢玉、修漆这些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出现专业化的倾向，盐、铜、玉等重要资源以及高等级手工业的制作和分配为权贵阶层所控制。

手工业专业化在西亚表现在冶金，而在中国则表现为玉料开采和玉器制作。玉石崇拜从距今10000年前后开始在中国北方兴起，距今约6000—5000年间，玉文化已经遍及中华大地。玉石信仰是促进华夏文明产生、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华夏文明的突出特征和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有丰富的玉矿资源。《尚书·顾命》记载周王庙陈设玉器分为夷玉、越玉和大玉三类，其中大玉主要指西北玉料。《山海经》所记载产玉之山259座，其中147座分布在西部，《尚书·禹贡》记载：“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至于潴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雍州、弱水、潴野、三危、积石、渭汭等地理名称和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等族群名称的地域特色非常鲜明。

近年来学者调查和考古单位考古发掘证实的“大玉或华西玉器的产地”或玉作坊遗址主要有甘肃省马衔山（注4）、武威皇娘娘台（注5）、武威海藏遗址（注6）、西城驿遗址（注7）、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注8）、马鬃山寒窑子草场玉矿遗址（注9）、敦煌旱峡古玉矿遗址（注10）、酒泉金塔羊井子湾遗址（注11）、酒泉干骨崖四坝文化遗址（注12），还有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注13）、民和县喇家遗址等（注14）。

甘青地区处于欧亚大陆东部交汇区，是人类迁徙和文明互动的重要通道，亦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接合部。青海青铜时代各文化中所发现的玉礼器、陶器、铜器、粟黍、小麦、驯养动物骨骼及海贝等遗存，反映出羌人所创造的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南亚青铜文化等多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注15）

中国先民对玉料的界定除了透闪石、蛇纹石，还包括绿松石、萤石之类物理特性明显的“美石”。新疆哈密有黑山岭与天湖东两处古代开采绿松石的大型矿业遗址，它们的考古学文化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骟马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注16）；位于新疆哈密市星星峡镇南的星星峡绿松石采矿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两千纪早期至公元前一千纪中期，测年结果早于黑山岭遗址，是目前新疆境内发现最早古代宝玉石采矿遗址（注17）；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浩贝如遗址所在地区是古今沟通河套地区与河西走廊、西域之间的交通要冲，采矿遗迹形制与甘肃肃北马鬃山、敦煌旱峡、新疆哈密黑山岭等地古代玉矿、绿松石矿情况类似（注18）。祁连山地区有祁连玉，青海格尔木地区产昆仑玉（青海玉），但开发较迟。青海乌兰高特蒙拉断层山也发现绿松石矿，它们都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线索。

综合上述，位于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拥有丰富的玉石资源，因此在神话传说和文献记载中的昆仑神话地望多在陇山以西。

三、“东玉西进”和“西玉东输”双重作用下的昆仑文化构建

昆仑含义主要是圆形（天、女性及生育等），读音可与崆峒、祁连、空同、空头、皋兰、合黎、哈喇等西部地理名词互转。“昆仑、祁连、天山是同义词，是不同族群或民族崇拜的神山，均是天崇拜的体现，具体地点会因时而变”。

文献记载昆仑山有九重天，西王母、九天玄女均是九重天的大神。关于九天，主要有如下三种含义：

其一谓天之中央与八方，屈原《离骚》：“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其二指天空最高处，《孙子兵法》“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其三指九重天，《楚辞·天问》“圜则九重。”王逸注：“言天圜而九重。”

扬雄《太玄·太玄数》：

九天：一为中天，二为羡天，三为从天，四为更天，五为睟天，六为廓天，七为减天，八为沉天，九为成天。

可见昆仑山既有神话传说中的“九天”属性，又有最高权力象征的都邑特征。

昆仑山在神话传说中是五帝之首和“人文初祖”黄帝在地上的都城，《山海经》《禹贡》等文献典籍记载昆仑山还是最重要的玉料资源地和西王母等重要神职人员住所，昆仑文化在“东玉西进”（注19）和“西玉东输”双重作用下构建完成，并且随着夏朝的统一，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背景下形成共识。作为昆仑文化的重要依托和物质载体，昆仑山从地理环境、政治权利、人物身份、社会关系及玉料资源掌控等方面都显示着最高权威。下面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探析。

（一）玉石之路：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命脉

学界通常将陇山以西地区玉料的开发分为“玄玉时代”（注20）和“齐家玉礼器时代”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它们与昆仑（神话）文化的建构密切相关。

“玄玉时代”主要发生在渭河流域，伏羲氏与黄帝部族早期发展就在这一带。距今5500—4900年间，甘肃葫芦河流域先民已经采用透闪石玉料（注21）。2017年，叶舒宪提出“玄玉时代”学术假说（注22），认为玄玉是较普遍地覆盖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社会的玉器奢侈品的主要原料。“受玉料资源限制和文化传统观念影响，仰韶玄玉形成了种类少、色深黑和形简素等特征，并影响到后来龙山时期石峁、陶寺及齐家等文化的玉器审美取向和制作工艺，以及夏代核心玉礼器牙璋（或玄圭）的材质选择”（注23）。2022年4月，甘肃张家川圪垯川遗址出土象征权力和威仪的墨绿色玉石权杖头，对探讨甘肃东部地区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复杂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齐家文化时期，由于欧亚大陆国际通道上彩陶文化、青铜文化的交流发展和牛、羊、马等畜类引进，加之中原地区对透闪石玉料的需求量大增，甘青地区成为龙山文化晚期和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透闪石玉料重要资源地。早在距今5000年前，中国与西亚之间就开展横跨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青铜、小麦、黄牛、绵羊等文化要素大致经过绿洲道和草原道两条通道陆续进入中国，绿洲通道横穿齐家文化分布区，草原通道经过齐家文化北部和西部。绿洲道有两个著名“路结”：其一是昆仑山脉、天山山脉等山汇聚的帕米尔高原；其二是祁连山、达坂山、拉脊山等在甘青地区汇聚，渭河、洮河、湟水河、大通河、庄浪河等在这一带汇入黄河。童恩正认为，正是发源于西北的山脉与河流一起成为沟通内流区与外流区的重要人文与地理要道，构成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注24）

和田河、塔里木河、克里雅河等发源于昆仑山的河流与发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黑河、石羊河等河流都在内陆地区终结，但帕米尔高原、今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从西向东伸展到秦岭，与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河、大通河、渭河、洮河等一起成为沟通内流区与外流区的重要人文与地理要道。因此，距今4000年前后在亚欧大陆东部开通的“玉石之路”不但加速了中华文明的进程，还承担着文化输入和输出的双重使命。《武威海藏：齐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认为齐家文化西进的路线大概有两条，“一是齐家文化在陇山西侧的宁夏南部和陇西黄土高原东部形成后，不断向西传播，推测传播路线可能是由宁夏南部经甘肃北部的靖远—会宁之后直接穿越黄河到达景泰县，进而穿越古浪到达河西走廊东部的武威市。……二是直接从陇西黄土高原的天水地区向西经定西至兰州，进而沿黄河西进至河湟谷地（注25）。”叶舒宪特别强调黄河及其支流承担着漕运玉料的水路交通功能：“从史前玉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变伴随着重要的兵器和礼器革命。……特别是夏商周时期玉石之路东段的三条道路：北道即黄河道，中道即泾河道，南道即渭河道”。（注26）

近些年，随着北方高原山西陶寺、碧村、白崖沟，陕西石峁、芦山峁、府谷寨山、新华，内蒙古后城咀、朱开沟、沙日塔拉等大型遗址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学界对黄河水道的作用和意义认识越来越深入，“从襄汾陶寺出发，途经汾河谷地，辗转黄河岸边的兴县碧村，最终抵达陕北石峁的文化通道，是史前最为活跃的民族熔炉。这条文化传播路线的兴盛也带来了黄河玉石文化的繁荣”。（注27）

（二）玉料开发与昆仑山地望及黄河源头西移

如今的昆仑山，一般认为自帕米尔高原东部到柴达木河上游谷地，也有人认为昆仑山北部的天山、南部的喜马拉雅山都是昆仑山系，昆仑山主脉继续向东延伸，经秦岭、入中原，再向东、向北、向南伸展，构成了中华版图的大小山脉。

古籍中的昆仑、昆仑丘、昆仑虚等不是官方确认的昆仑山地理位置，而是与玉料资源开发和运输密切相关的神话观念。齐家文化人群制作和使用玉器的规模、体量均史无前例。陶寺文化、清凉寺墓地、石峁文化玉料来源与齐家文化关系密切。戴应新认为石峁玉料来自陕西蓝田和甘肃、青海的玉矿。王炜林、孙周勇发现石峁和新华玉器中半成品较多，许多玉刀、玉铲、玉圭都是由较大的同类器物改制而成，“这一点，一方面暗示着玉器在石峁及新华人群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反映了玉器作为稀有资源被重复利用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也暗示着石峁和新华遗址的先民可能从事着与玉石器制造或再加工相关的工作，而这两处遗址显然已经成为了河套地区玉器消费和流通的中心”（注28）。薛新明认为清凉寺墓地三期出土玉器大部分是当时人们用盐交换来西北的玉料自己制作（29），邓淑苹则认为清凉寺墓地正式发掘前被盗掘又被公安追缴的大批“坡头玉器”以及清凉寺墓地三期出土的玉器大部分直接来自“齐家文化玉器”或齐家文化向东传播至陕北、吸收华东装饰纹饰发展的“晋陕龙山系玉器”（注30），韩建业认为“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等遗址很可能就是玉器西传的关键点。而石峁石城体量庞大，当为龙山时代陕北等地的区域中心，在其强势的影响下，玉器等因素西向波及甘肃自在情理之中，甚至不排除从甘肃等地获取玉料资源的可能性”（注31）。马鬃山地区是古代东西交通及游牧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研究者对马鬃山玉矿遗址人骨鉴定，认为马鬃山先民生前经常从事奔跑、骑乘等强度较高的活动，时间上限接近距今4000年（注32）。丘志力团队通过科学检测和考古调查研究，也认为敦煌旱峡玉矿的考古发掘为齐家文化、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等重要遗址玉器玉料的溯源提供了科学材料（注33）。考古学家杨建芳认为，龙山时期（相当于尧舜时期）长江流域曾有一部分居民迁徙至西北地区，那次移民与舜“窜三苗于三危”的传说相符（注34）。我们进一步研究认为，那次移民主要与开发西北地区优质玉料有关，马衔山、祁连山、积石山、三危山都与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山存在某种联系，昆仑神话及地望雏形随着齐家文化在陇山地区发生，继而在向西发展中与位于陇中高原、盛产美玉的马衔山结合，在齐家文化中期，又进入河西走廊，在距今4000年前后到达敦煌地区。（注35）

马衔山属于祁连山东延段，是齐家文化中心，渭河发源于其南边的鸟鼠山，《山海经·西山经》说“其上多白虎、白玉。”发源于马衔山玉石山的大碧河注入洮河，黄河接纳马衔山西部的洮河、银川河、大夏河和西北部的大通河、湟水河等支流后，从其北部绕过。因此，黄河源头与昆仑神话在齐家文化中心马衔山地区融合。齐家文化发展到中期，沿祁连山山脉和大通河、湟水河、庄浪河等黄河支流向西扩张，沿途留下众多昆仑神话传说。《后汉书·郡国志》等文献认为祁连山是昆仑山，《汉书·地理志》记金城郡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有弱水、昆仑山祠”。《括地志》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晋书·张轨传》载：“酒泉南山，即昆仑山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经过山西、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并在敦煌三危山瑶池会见西王母。

邓少琴（注36）、贾雯鹤（注37）、叶舒宪（注38）等学者认为三危山就是昆仑山，而瑶池可以看作黄河源头。据此可知，玉文化、黄河源与昆仑山神话随着玉料资源区开发，以祁连山山脉和黄河及其支流为主轴不断西移，到周穆王时期已经到达祁连山最西端，并且有了现实基础。当汉武帝将今昆仑山地望确定在于阗南山时，昆仑神话早已深入人心。由于距离遥远，人们对昆仑山和黄河源头充满想象，并且在玉文化信仰的支配下融合到一起。清代地理学家徐松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还坚持认为“罗布淖尔水潜于地下，东南行千五百余里，至今敦煌县西六百余里之巴颜哈喇山麓，伏流始出。”董祐诚、陶葆廉等也对“黄河重源说”深信不疑：“河有重源，均出昆仑，稽古证今，一一吻合”（注39）。这乃是因为，从罗布泊及临近地区敦煌到巴颜喀拉山之间的广袤地域，正是河源神话随着昆仑神话地望不断西移的重要地段。

（三）从玉礼器系统发展到礼制文化

由于路途遥远，气候恶劣，道路险阻，获取玉料和玉器非常艰难，《尸子》说“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管子》也有相关记载：“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对优质玉料的开发、运输和支配最能体现中原王权的管控力。

陶寺文化早中期，礼制与等级社会制度、社会管理体系都已经形成，河西走廊等地玉矿的有组织开发和玉料、玉器远距离输送，可能与这种社会思想有关。下靳村遗址是一处大规模陶寺文化（距今4300—3900年）墓地，出土随葬品以玉器为主。石峁文化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的黄河连片区域，核心地区在神木县石峁，孙周勇等认为石峁遗址具备了集约人口、集约经济、聚敛高等级物质文化空间地域系统，是距今4300年前后大河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统治权力中心（注40），“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表明榆林地区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达4446处，面积50万—100万平方米之间者11处，100万平方米以上仅石峁遗址1处。石峁遗址与周围其他中小型聚落共同构成了四级聚落结构……皇城台周边发掘出石雕人头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玉器、铸铜等高等级遗存，显示高等级贵族或‘王’居住核心区域”（注4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海藏遗址出土玉石璧及残件、璧芯、玉锛、玉斧、串珠等玉石器鉴定检测分析，材质组合特征与晋南史前清凉寺、下靳墓地出土玉石器较为相似（注42）。皇娘娘台、西城驿遗址、海藏遗址都有玉石器加工的存在，尤其是海藏遗址存在完备的玉石器加工遗物链，它是齐家文化人的重要玉作坊，也是西玉东输的中转站。陈国科通过对河西走廊矿冶遗址调查发掘和深入研究，为玉石之路存在及玉料开采、加工、运输和贸易提供了准确的时代框架（注43）。无论是齐家人主动接受石峁文化“集约人口、集约经济、聚敛高等级物质”的管理方式，还是石峁文化区的人群以这种方式组织开发玉矿，考古所见的情况是河西走廊、甘肃中部黄土高原与陇山以东地区的交通路线畅通无阻，交流频繁。

除了以上论述，还有其他旁证，如碧村小玉梁台地出土的两件铜器与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时期铜刀F20:18形态较相近，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墓地出土铜刀与碧村铜刀形态相似，磨沟和火烧沟出土铜泡与碧村铜泡工艺相似。（注44）

齐家文化繁盛时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境内的黄河沿岸及其支流以及宁夏南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南达白龙江流域。夏时期中晚段又东扩至整个关中平原，甚至到达秦岭南麓的丹江上游地区。齐家文化玉礼器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礼制化转化。尧舜时代“玉帛为二精”，禹会诸侯于涂山时已经“执玉帛者万国”。齐家文化和先夏的重要玉礼器还有“玄圭”“黑玉书”，《史记·秦本纪》云：“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汉书·王莽传上》有记：“伯禹锡玄圭。”可知玄圭是大禹平治水患、划定九州、膺受天命的标志物。大禹接受“玄圭”后向地方部落首领赐赠“黑玉书”，《太平寰宇记》：“岷山在县南一里，山土黑无树，西有神女祠，洮河经其下，禹见长人受黑玉书处。”《水经注》也载：“河水又东，洮水注之。……洮水东北流，经吐谷浑中。……又东经甘枳亭，历望曲，在临洮西南，去龙桑城二百里。洮水又东经临洮县古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洮水又东北流，屈而经索西城西” 。

“玄圭”“黑玉书”既凝聚了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发展而来的昆仑文化信仰，又代表着王权认可的玉礼器。直到周穆王在三危山回见西王母，赠送的还是“玄璧”。我们无法确切考证“玄圭”“黑玉书”是何种玉礼器，但“玄璧”的物理属性非常明确，从玄玉时代到齐家玉礼器时代的文化脉络也很清晰。

玉璧和玉琮是齐家文化时期祭祀天地的重要礼器。学界普遍认为齐家文化玉璧、玉琮与良渚文化影响有关。但甘肃广河半山瓦罐咀遗址和常山下层文化遗址、菜园遗址中都出土了玉琮或玉璧。王伟林也强调，杨官寨石璧琮的确认打破了学界以前有关中原地区璧琮可能来自良渚的结论，最起码璧琮这种传统应该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已经存在（注45）。就是说，黄河中上游先民在庙底沟文化时期（距今5500年）已经出现礼拜天地神祇的璧、琮。刘云辉认为齐家文化可能存在着以璧套叠于琮之射部，并以这种方式举行祭祀的情况。邓淑苹提出，世界上只有中国先民具体提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或至少可说全世界只有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国黄土高原上的先民用圆璧与方琮来祭祀天神、地祇。“天圆地方”与“璧琮组配”是黄土高原先民的原创思维与礼制，可能是记录远古先民相信天、地的真正形状就是圆形、方形；也可能是记录先民认为宇宙中阳气、阴气分别依循圆形、方形的轨迹运转。（注46）

沙日塔拉遗址考古发掘证实了4000年前人群交往交融历史，考古单位分别于2021年、2023年和2024年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从发掘出土绳纹罐、高领篮纹罐、花边鬲、斝式鬲看，沙日塔拉人群继承本地龙山文化传统；大单耳罐、大双耳罐、玉器（2021年发掘资料）等，体现西部齐家文化影响因素”（注47）。出土玉器“不仅数目较多，而且器型多样，制作精细。玉器类型有玉琮、玉人、玉璋、玉圭、玉璜、玉钺、玉璧、玉镞形器、玉箍形器。从玉器属性上来看，基本为礼制用具而非实用器具，它们是阶级观念和等级制度物质反映。特别是玉琮、玉圭的出现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人与天地的联系，它们成为古人沟通天地和神灵的媒介。另外，玉琮内圆外方的造型也是古人对天圆地方自然认识和社会形态的反映，证明这时的古人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天地认知和社会制度认知。……沙日塔拉遗址考古工作是继朱开沟遗址发掘之后鄂尔多斯地区为数不多的大规模科学发掘遗址，……为阐释内蒙古黄河流域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以及以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的南与北、东与西的人群及文化交流，特别是以玉器为代表的礼制文化出现和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带来了新材料、新线索”。（注48）

玉器为代表的礼制文化出现和形成有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且与黄河水道及玉石之路密切相关。《战国策》《史记》记载的“昆山玉路”先向东走，从河南越渡黄河，过三门峡，进入山西，然后绕过五个盆地，出雁门关，去河套等地区。河伯无夷建立的河宗之邦长期在这里和黄河上游地区活动，是农牧业大邦，历夏、商、周三代，与周朝关系密切。河套地区的河宗氏、西夏氏等邦国都信仰河神，尊河伯为先祖。《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经过河套，河宗氏部落柏夭率众陪同周穆王在燕然山脚下举行隆重的祭祀黄河仪式，“劳用束帛加璧”。当穆王西巡到黑河流域的张掖（当时叫剻邦，是月氏首领剻柏綮统辖的地方）一带，剻柏綮率领部众在黑河流域的“禺知之平”隆重欢迎，并且敬献10张豹皮和26匹良马时，周穆王让宠臣井利接受这些礼物，郑重回赠“束帛加璧”。战国以前把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丝织物总称为帛，曾长期作为实物货币使用。周穆王赠以“束帛加璧”，可见礼遇之高，璧只有在祭祀、朝会、交聘等重要礼仪场合才使用。周朝典章制度中首次以较大篇幅建立和完善用玉制度，涉及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大方面，《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六瑞由天子按职级颁布发放，借以表示朝廷命官和各方国诸侯大小尊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周代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子爵在《春秋》中很多，无一例外都是蛮夷。而周穆王赠送剻柏綮的玉璧极有可能是“谷璧”，按照周礼，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物物交换，而是给剻柏綮授予颇为重要的子爵爵位。

《山海经》等先秦文献材料记载昆仑神话主神西王母的形象是半人半神，后来就演变成现实中的部族首领，《竹书纪年》中提到周穆王于十三年和十七年两次西巡见西王母，西王母曾有一次到东方见周穆王。《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在三危山会见西王母时“执白圭玄璧”。《周官》和《考工记》记载天子执圭以朝诸侯，但没有提到圭和璧一起使用。《管子·形势》《墨子·明鬼》《墨子·尚同》中出现“圭璧琮璜，币帛牺牲以飨鬼神”记载，表明圭璧组合的方式仅在祭祀鬼神天帝的隆重仪式中，周穆王“执白圭玄璧”见西王母，依然保留着昆仑文化崇拜的传统心理，与祭祀黄河仪式异曲同工，因为在这次会见中，周穆王还隆重“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在唱答中既强调自己的特殊身份“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又对周天子毕恭毕敬，谦恭地表示：“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可见她已经从神格降为人格，当周穆王“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时，“西王母再拜受之”，这种平等互敬的礼仪形式首次见于文献资料，而此前都是“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齐家文化时期的玉礼器经过夏商周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庄严隆重的礼制文化。

结语

甘青地区既有古老的昆仑文化基因，又有丰富的玉料资源。近些年来，“东玉西进”和“西玉东输”文化现象在黄河中上游及河西走廊等相关地区的考古发掘中被不断证实，也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新证据、新视角。黄河作为欧亚国际大通道东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玉石之路的天然通道，沟通了中原玉文化信仰核心区与西部玉料资源区，洮河、白龙江、汉江等大致呈南北流向的河流把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连接起来，进而通过彩陶之路、青铜之路、玉石之路与欧亚大陆交流互动，加速了齐家文化玉礼器向礼制文化转化的进程，因此，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河出昆仑”神话地理观在物质和文化交汇融合的甘青地区孕育形成，它不但承载着华夏民族认同与地理版图拓展的昆仑文化理念，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平包容、连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突出特征。（冯玉雷冯雅颂载于《青海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注释

1、陈发虎、范育新、D.B.Madsen《：河套地区新生代湖泊演化与“吉兰泰－河套”古大湖形成机制的初步研究》，载《第四纪研究》2008 年第 5 期。

2、蒋复初，王书兵，李朝柱：《内蒙古托克托台地湖相地层及其初步意义》，载《第四纪研究》2012 年第 5 期。

3、（唐）杜佑：《通典》，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759 页。

4、参见临洮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临洮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叶舒宪、古方：《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载《甘肃临洮马衔山玉矿调查》，中华书局 2015 年版；徐琳《：故宫博物院藏齐家文化玉璧综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 年第 3 期。

5、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0 年第 2 期；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载《考古学报》1978 年第 4 期。

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武威海藏：齐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67 页。

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载《考古》2014 年第 7 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载《考古》2015年第10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重要考古发现（ 2000～2019）》，文物出版社 2020 年版。

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甘肃肃北马鬃山古玉矿遗址调查简报》，载《文物》2010 年第 10 期。

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肃北县马鬃山玉矿遗址》，载《考古》2015 年第 7 期。

1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考古调查报告》，载《考古与文物》2019 年第 4 期。

11、易华：《寻玉访古到金塔》，载《丝绸之路》2018 年第 1 期。

12、叶舒宪《：四坝文化玉器与马鬃山玉矿——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 ( 金塔 ) 札记》，载《丝绸之路》2018 年第 1 期。

13、汤惠生：《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演变与嬗变——以青海宗日遗址为中心》，载《齐鲁学刊》2024 年第 3 期。

14、于孟洲、王倩倩、杜战伟：《喇家遗址齐家文化聚落的考古发现与思考》，载《青海社会科学》,2017 年第 3 期。

15、青海省博物馆、青海省考古研究所资料。

16、李延祥等：《新疆若羌黑山岭古代绿松石矿业遗址调查简报》，载《文物》2020 年第 8 期；先怡衡等：《新疆若羌黑山岭绿松石采矿遗址考古工作初步认识》，载《西部考古》2021 年第 2 期。

17、金台资讯：《星星峡绿松石采矿遗址：实证新疆为古代“玉石之路”源头之一》，2024 年 3 月 21 日。

18、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学院等：《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浩贝如古代绿松石矿业遗址调查简报》，载《考古与文物》2021 年第 3 期。

19、邓淑苹认为西北玉文化有独立发展系统，但这与玉文化存在东西交流现象并不矛盾。

20、叶舒宪：《玄玉时代：五千年的新求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

21、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16 年版；叶舒宪：《大地湾出土玉器初识——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秦安站简报》，载《百色学院学报》2018 年第 1 期；郎树德：《回忆有关大地湾玉器鉴定的相关问题》，载《丝绸之路》2022 年第 1 期。

22、参见叶舒宪：《玄玉时代：五千年的新求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

23、张天恩：《仰韶文化玄玉的认定及意义》，载《中原文化研究》2022 年第 1 期。

24、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3页。

2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海藏：齐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23 版，第 375 页。

26、叶舒宪：《玉石之路黄河段刍议》，载《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 年第 4 期

27、王晓毅、张光辉：《4000 年前的黄河关口——碧村遗址视角下的文明起源探索》，载《文物季刊》2024 年第 2 期。

28、王炜林、孙周勇：《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载《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4 期。

29、参见薛新明主编，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清凉寺史前墓地》，文物出版社 2016 年版。

30、邓淑苹：《史前至夏时期“华西系玉器”研究》（上），载《中原文物》2021 年第 6 期。

31、韩建业：《齐家文化的发展演变——文化互动与欧亚背景》，载《文物》2019 年第 7 期。

32、陈靓、任雪杰、凌雪、席琳、文少卿《：甘肃省肃北县马鬃山地区先民的生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2022 年第四期，第 42 卷。

33、丘志力等：《肃北敦煌旱峡新发现的古玉矿：一个早期古代玉器材料潜在的重要源头》，载《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20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