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构成，是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以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实事求是、团结协作和依靠群众为主要特征，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精神主线。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长征精神的历史意蕴与现实功能不断被重新审视，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政治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长征精神不仅是革命历史的象征符号，也是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价值体系建构及文化传播格局重塑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精神资源。

近年来，学术界对长征精神的研究虽已形成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总体仍以历史考察与纪念性阐述为主，缺乏系统的理论整合与现实导向分析。现有研究在阐释其思想源流与精神内核方面已趋成熟，但对其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实践机制与社会效能转化路径，尚未形成充分的学理建构。尤其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长征精神如何嵌入制度体系、融入公共生活、塑造价值共识，仍需通过结构化和机制化的分析予以深化。与此同时，数字传播、社会协同、文旅融合等新兴领域的发展，为长征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提供了新的语境与技术支撑，也对传统研究视角提出了新的挑战。基于此，本文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旨在对长征精神的当代表达、实践路径与时代意义进行系统探析。

一、新时代长征精神的生成语境与思想渊源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进入战略转折阶段的重要历史事件，集中体现了党在极端艰难条件下推进革命事业的组织能力与精神力量。长征精神作为其中凝练而成的价值内核，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质与时代动能。它并非停滞不变的观念范畴，而是一个不断生成、演化与嵌入现实的动态精神结构，其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总体来看，长征精神历经革命战争时期的原型塑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内涵深化、改革开放时期的功能拓展，并在新时代实现了制度体系与文化体系的双重嵌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深化，“新长征”所指涉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意涵不断被重新定义，其精神形态也在理论阐释、制度实践与社会传播中持续演进。准确把握这一精神谱系的历史逻辑与当代表达，是深入探析新时代长征精神内涵的基础前提。

（一）长征精神的历史演化：从革命精神到时代支柱

长征精神的演进历程，深刻映照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核心使命与价值理想。

1.长征精神：革命理想主义的原生形态

长征精神萌发于1934年红军战略大转移的艰险环境之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凝练出以坚定信仰、顽强斗争和群众路线为核心的精神内核，构成其原生形态。彼时，党的领导人已多次对这一精神加以概括与阐释：1935年10月，陈云就红军西征胜利发表讲话，总结了红军取得胜利的精神要素；毛泽东多次强调，共产党员“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精神，是赢得长征胜利的关键；1936年，周恩来提出“长征精神永远不能丢”；1938年，张闻天从理想主义视角阐释了为理想而奋斗牺牲的精神实质。

新中国成立后，长征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传承弘扬。尽管早期系统化研究不多，但通过纪念活动和宣传教育，其精神内容逐步深入人心。尤其是在长征胜利50周年（1986年）、60周年（1996年）和70周年（2006年）等关键节点，党中央多次对其精神内涵进行权威总结，形成较为一致的社会共识。学界普遍认为，长征精神主要包括：对革命理想的坚定忠诚；不惧艰难险阻、不惜牺牲的意志品质；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顾全大局、严明纪律、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紧紧依靠人民、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

2.新长征精神：改革开放语境下的精神重构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发展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新长征”成为党和国家话语体系中的核心隐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进行新的长征而奋斗”，首次将长征精神引入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图景。此后，党的十二大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新长征”逐渐被赋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导向。杨尚昆在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讲话中强调，弘扬长征精神的核心目的在于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相较于政治话语层面的清晰表达，学界对“新长征精神”的界定则相对模糊。一些研究认为其本质上是长征精神在改革语境下的具体转化，突出其“创业创新”的时代特征；另一些学者则从政治象征角度出发，指出其系统构建尚不充分。总体而言，“新长征精神”作为长征精神的延续与发展，是党在新时期进行话语重塑与功能嫁接的重要体现，其核心指向“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主题。

3.新时代长征精神：民族复兴征程中的精神基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长征精神被赋予更为丰富的现实意涵与使命担当。长征精神不仅成为历史的回望，更转化为推进治理现代化和实现国家战略的精神支撑。

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新时代长征精神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质。其在延续革命理想主义基调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制度自信、人民立场与技术赋能，形成与国家发展相适应的精神体系。从“革命动员”到“发展治理”，其核心功能实现了由政治动员向治理引领的转型。

长征精神自形成以来，历经原生建构、功能拓展与体系嵌入，始终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柱，内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之中。新时代条件下，其精神特质不断融合制度优势与技术创新逻辑，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精神支撑。因此，系统梳理其内在结构与发展逻辑，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理解，而且能为当前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应用提供理论支撑。

（二）新时代长征精神的核心要义

新时代长征精神并非单一维度的抽象观念，而是一个包含核心动力、制度支撑、实践路径与社会效应在内的多维结构系统。

1.信仰力：精神之核

信仰力作为长征精神最本质、最深层的构成，是其不竭的思想源泉。长征胜利的根本动力，源于红军对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在新时代的征途中，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信心，依然是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奋斗意志的根本源泉。新时代传承长征精神，必须持续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年群体中培育理想主义情怀，将信仰之力转化为实践原动力。

2.组织力：制度之基

组织力体现为将信仰转化为有序行动的制度框架与组织体系，是实现目标任务的制度保障。在长征过程中，正是由于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严明的纪律约束与高度团结协作，才成就了史诗般的胜利。新时代背景下，组织力体现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形成统一意志、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精神的现实延伸。

3.行动力：实践之翼

行动力是长征精神在现实中的体现路径，展现出不惧艰难、实事求是、锐意创新的实践精神。在新时代，传承这一品质要求我们勇于担当、坚持问题导向，在改革攻坚与发展瓶颈中闯出新路。无论在科技突破、产业升级，还是在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中，皆需秉持“走在前列”的奋斗姿态，敢闯敢试，勇挑重担，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新阶段。

4.传播力与凝聚力：价值之场

传播力与凝聚力共同构成长征精神的社会影响力维度。传播力决定了其社会辐射范围与传播活力。在数字媒介环境下，弘扬长征精神必须拓展表达方式与传播平台，运用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赋能红色文化传播。例如，贵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过沉浸式叙事和交互体验，使红色精神以可感知、可参与的方式传递于公众，尤其增强了对青年群体的文化黏性。凝聚力则关涉长征精神在社会关系中的价值聚合作用，其关键在于建构民族共识与国家认同。新时代传承长征精神，必须始终回答“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命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精神认同转化为行动合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价值基础。

新时代长征精神在信仰力、组织力、行动力、传播力与凝聚力五个维度中形成协同互构的系统结构。信仰力提供思想核心，组织力奠定制度支撑，行动力指引实践路径，传播力与凝聚力拓展社会效能。这一结构继承革命传统，回应时代命题，成为新时代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资源。

二、新时代长征精神传承的价值内涵

长征精神所承载的历史价值深入人心，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宏大进程中，如何将其由革命记忆转化为现实进路、由历史精神转化为制度资源，正构成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时代命题。在新时代的传承逻辑中，长征精神正以政治引领、社会治理、文化构建与国际传播等多维路径嵌入国家战 略与人民生活，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持续性的精神张力。

（一）政治价值：党建引领与政治认同

新时代背景下，长征精神在政治领域的突出价值在于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与政治建设的深度契合。其所蕴含的理想信念、政治忠诚、组织纪律与群众路线，构成新时代党建工作中思想内核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体。将长征精神转化为党员干部教育、组织制度设计与政治文化建构的重要支柱，可以进一步增强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增强组织韧性。

在实践层面，自中央至地方已构建起较为系统的“长征精神—党性教育—组织建设”嵌套式传承路径。例如，福建宁化“长征学院”作为典型教育平台，截至2023年已累计培训5.9万人次，形成了以体验式教学为核心的党性锻造体系；江西瑞金、陕西延安等地依托长征沿线红色资源，将红色教育常态化纳入地方干部培训机制，实现精神教育与组织效能双提升。长征精神也正通过制度规范进入法治建设体系。如广西桂林出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遗址保护条例》，实现了红色文化从价值主张到法律规范的跃迁，既是制度层面对长征精神的回应，也是推动法治中国建设中红色文化功能化的一种实践样态。长征精神实现了在新时代政治建设领域的功能延展与结构嵌入。

（二）社会价值：社会治理与民生感召

长征精神在社会层面的价值体现，主要表现为其与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群众动员之间的高度耦合。长征精神所强调的“群众路线”“团结协作”“自我牺牲”等理念，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中文化基础与行动指南的双重来源。

当前，红色精神被广泛嵌入地方治理机制与服务体系。以江西瑞金为例，其通过建立“长征志愿队”参与社区防疫、防汛与社会保障等事务，形成“党建引领—群众参与—组织协同”的基层治理模型，实现治理效能与价值传播的双重提升。在湖南、陕西、贵州等地，红色元素也被嵌入村规民约、社区议事机制、志愿积分制度等基层制度单元，推动群众参与的制度化与日常化。

另一方面，长征精神在推动社会治理理念从被动响应向主动建设转型。通过情感认同激发社会信任，以组织动员激活公共参与，构建起“精神认同—社会行为—治理效果”的多层循环机制。红色精神不再只是政治教育的工具，而是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社会整合等多个战略层面提供深层的价值逻辑与行为支持。

（三）文化价值：价值体系与精神认同

在文化维度，长征精神所代表的不仅是革命历史的象征，更是构建中华民族现代国家文化认同的重要精神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精神的多元文化基础。

近年来，长征精神的文化转化逐步实现了从红色教育走向公共文化、从纪念性传承走向生活化嵌入的跃迁。如广西包括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内的“一园三馆”开放至今，已累计接待参观者超10万批次，1650多万人次，通过沉浸式展陈、数字化导览与跨学科课程设计，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向感官化、互动化转型成为区内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和红色旅游目的地。同时，各地推动红色文化与现代艺术、青年文化、文创产业的深度融合。如“红军日记”数字插画、“长征之路”主题剧场、“红色文创集市”等项目，构建起以视觉转译、叙事重构、社群传播为核心的文化扩散体系，实现了长征精神的“从展馆走向街区”“从教材走进生活”。这种文化生成机制，不仅提升了红色文化的代际传播能力，也塑造了以红色精神为内核、以青年认同为导向的公共文化空间，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关键支撑。

（四）国际价值：中国故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深度重构与国际关系复杂演变的背景下，长征精神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逐渐从国内叙事走向国际表达，从民族精神升格为文明对话的价值载体。

长征精神的国际传播路径日益多元化与场景化。福建宁化“长征出发90周年”国际交流项目邀请海外青年、驻华外交官与网络红人实地探访长征遗址，通过纪录片、Vlog、短视频等形式在多语种平台发布，突破了传统对外宣传的形式边界，增强了中国精神表达的交互性与影响力。其次，长征精神也逐步嵌入国家科技形象与现代化国家叙事中。“长征系列”火箭的命名不仅是纪念，更是象征中国精神的科技化转译，构成了“历史征程—科技远征”的象征链条，为构建科技强国话语体系注入文化深度。

长征精神所体现出的集体主义价值、战略耐力、未来导向等理念，正在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基础与精神共鸣。长征精神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国际合作机制中的文化内核与象征资源，承载着中国方案中的伦理意涵与文明愿景。

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已远不止于历史的回望，而是深刻嵌入新时代国家政治建构、社会治理、文化发展与国际传播的核心机制之中。其政治价值体现在政治建设与制度体系的整合逻辑中；社会价值表现为公共服务与治理理念的文化支撑；文化价值在于民族认同体系与青年文化构建的内在动力；国际价值则彰显中国精神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表达能动性与文明启示力。

三、新时代长征精神传承的实践路径

在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宏大叙事中，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方式呈现出由政治宣传走向制度嵌入、由纪念性仪式走向生活化实践、由口号化表述走向理论化建构的多维融合态势。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创新与青年精神培育

信仰力作为长征精神的核心体现，既是历史力量的精神投射，也在当下青年群体中构成价值认同的内核。新时代的传承不再依赖传统灌输式的表达模式，而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化创新构建一体化的育人机制，引导青年群体在社会化进程中实现精神自觉与价值认同。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以党的创新理论为纲，强化信仰体系的系统构建。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育人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日趋强调课程内容的时代契合与教学方式的互动性。在高等教育领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构建“思政教育案例库”，将红色题材与现实议题相结合，开展案例教学、项目式学习等方式，推动青年学生从知识接收者转变为价值建构的参与者。中小学则以“红色教育地图”“小小讲解员”等方式强化在地性与参与感。新时代信仰教育强调“场景嵌入”策略。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的“信仰的力量”体验式教学、江西瑞金的“信仰空间”展陈项目，运用数字媒介、交互剧场等手段，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连接，构建青年认同的“记忆共同体”。这一策略强化了情境触发机制，使思想政治教育脱离灌输模式，进入体验化、参与式轨道。在数字化浪潮下，“数字长征”“虚拟纪念馆”等项目为青年提供了线上互动平台，实现了跨时空的红色教育场域重构。该类平台通过游戏化机制、沉浸式互动与任务导向，提升青年用户的主动参与度，为信仰教育拓展了新的传播边界与认同机制。

总体来看，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正朝向体系化、互动化、场景化、数字化方向升级，形成了从认知传递到价值构建、从情感激发到行动导向的信仰培育路径。这种教育革新不仅回应了青年群体的媒介接受特点，也体现了国家在意识形态建构中的文化治理能力。

（二）红色资源的制度转化与地方治理创新

长征精神所承载的组织力，体现为高度纪律性、集体主义导向与结构化动员机制。新时代背景下，红色资源作为精神文化资产，正通过制度化路径转化为地方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单元，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组织体系重塑、社区动员机制中的关键变量。

红色资源的制度转化起始于宏观政策导向。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发布以来，红色资源被纳入国家文化战略体系，并与财政保障、法规建设、评估机制形成制度闭环。红色文化不再是象征性存在，而是内嵌于教育、文旅、城乡建设等政策系统中，承担起治理理念与社会动员的双重功能。在基层治理层面，各地将红色资源转化为组织实践的制度工具。如江西赣州“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将红色教育与基层党建相结合，兴国县“红色组织生活馆”成为支部建设的功能性场所。通过制度化手段激活红色资源，增强治理单元的政治凝聚力与文化亲和力。干部教育作为制度构建的关键节点，在红色资源转化中发挥中介作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贵州遵义干部学院等已形成标准化课程、案例库、评估体系，确保红色文化教育在制度性空间中实现目标导向、过程控制与结果评估。干部群体通过系统培训构建政治认同，形成红色精神与治理能力的双重融合。红色文化供给机制已延展至城乡空间治理。如贵州遵义市将红色文化纳入地方立法，形成刚性约束与持续供给机制；重庆等地通过“红色空间规划”，引导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融入长征精神内涵，推动“制度性文化空间”建设。这一制度化过程强化了文化治理在空间场景中的功能性表达。

制度转化使红色资源摆脱了象征性、节庆性、临时性的角色定位，转向常态化、体系化、功能化方向发展。在这一逻辑中，组织力的传承不仅是纪念与继承，更是治理体系优化与制度逻辑重塑的现实路径。

（三）数字叙事空间中的红色文化再生产

长征精神作为红色文化核心元素之一，在数字媒介高度发展的语境中被不断再生产，其传播路径、认知结构和情感建构正在经历深刻重构。在数字叙事空间中，红色文化不再以线性叙述和固定意义为主导，而是在交互传播、用户参与和算法逻辑的作用下，实现多元表达与动态演绎。这一文化再生产过程，是新时代长征精神传播力提升的重要维度。

数字叙事的逻辑不仅改变了红色文化的表现形式，更重塑了其接受机制。借助短视频平台、虚拟现实、互动游戏等媒介技术，红色文化的展演形式从“讲述”转向“共演”，从“教育”转向“参与”，形成了情境化、沉浸式的传播结构。例如“云游长征路”“红军VR战役”等项目，通过空间还原与任务模拟，增强用户的临场感与代入感，使长征精神在数字情境中获得具体而可感的体验。

在数字平台上，红色内容的“二次创作”成为文化再生产的重要方式。高校青年群体通过视频剪辑、配音模仿、虚拟再现等方式，将红色记忆转化为具有娱乐性、传播力和共鸣感的内容，激发文化认同与代际传播的可能性。这种由下而上的内容生产机制，使红色文化在新媒介空间中获得了“再阐释”的传播逻辑。红色文化的数字再生产，也涉及权威性与多样性的张力博弈。一方面，主流媒体与政务平台通过强化技术手段与话语规范，构建权威叙事框架；另一方面，民间创作者与用户群体通过话语解构与再创意，拓展红色文化的审美形式与社会议题覆盖面。这种互动张力使长征精神的传播在保持历史严肃性的同时，也具备了时代传播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理论上看，红色文化在数字空间的再生产可被视为“传播仪式观”中的象征再创造。数字化的仪式场景与重复性内容生产，使长征精神在日常化的媒介环境中不断被激活、记忆、感知与认同，形成技术媒介赋能下的精神传播机制。在当代传播生态中，数字媒介不仅是工具，更是意义建构的场域。红色文化的数字再生产并非简单转译过程，而是一次传播结构、文化逻辑、社会心理的深层重构。这种重构不仅扩大了长征精神的受众边界，也重塑了其叙事能量与文化生命力。

（四）社会协同与公共行动中的精神再实践

长征精神所体现的行动力，根植于集体意志与目标导向的高度统一。在新时代背景下，这种行动力通过社会协同机制，在多元主体的共建共享过程中，转化为促进社会参与、公共协同与集体治理的实践逻辑。红色精神从历史记忆跃迁为行动指南，在现实生活中激活社会力量，推动多领域共同体的建设与运行。

在社会组织系统中，长征精神正被转化为组织文化与运作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社会组织，如青年志愿团体、社区自治组织、专业服务机构等，通过引入“红色引导+协同机制”的双元结构，建立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运作逻辑。如“红色物业”“先锋楼栋”“青年先锋岗”等做法，将红色精神嵌入到城市基层治理与社区服务体系中，强化公民责任感与行动认同。公共行动层面，红色精神已成为灾害救援、公益活动、乡村振兴等重大社会行动的价值引领依据。例如在2021年河南郑州洪灾中，多支志愿队伍引用“长征精神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的口号，凝聚群众力量参与救援，体现了精神资源向社会能动性的现实转换。长征精神在公共行动中的作用，并非象征化口号，而是为参与者提供持续行动的意义框架与心理支撑。

协同治理机制亦在“红色+”模式下拓展实践维度。许多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共建“红色议事厅”“红色志愿联盟”等平台，构建共议、共建、共治的多方协同结构。这一过程推动了政府治理逻辑从单向供给向协同网络转型，同时也使长征精神嵌入到制度化参与流程中，发挥价值协调与情感凝聚的双重效能。在高校与社区互动中，红色主题社会实践构建起学术与现实之间的桥梁。诸如“重走长征路”研学活动、“红色文化传播”志愿项目，推动青年学生与地方社区建立真实互动关系。这种嵌入式行动不仅重塑了青年学生的社会认同，也使长征精神成为参与式教育与社会重构的融合节点。

长征精神的再实践，不仅表现为历史情境的复现，更体现为现实社会机制中的参与结构与组织逻辑。通过社会协同与公共行动，长征精神的行动力获得了制度依托、平台支撑与群体实践的现实化形态，展现出其在新时代社会构建中的能动价值。

（五）红色文旅融合中的情感场景与价值体验

红色精神的凝聚力不仅体现于制度结构与组织系统中，更深层地融入了文旅融合所构建的情感场景与沉浸体验之中。作为情感认同的触发器与价值建构的传导器，红色文旅正成为新时代长征精神传承的“情感动员场”与“记忆体验场”。

长征沿线的红色文化景区正逐步由“观光型”向“体验型”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科技+旅游”的融合模式被广泛采用。如遵义会议纪念馆通过AR互动、沉浸式演出重构会议现场氛围，使游客在“身临其境”中理解政治决策的艰难；于都长征出发地景区引入互动剧场、实景红剧演绎，强化游客的代入感与情感共鸣。红色文旅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构建情感场景，它不同于理性说教式宣传，情境化表达策略更容易引发认同反应。通过故事叙述、角色体验、仪式参与等方式，红色精神被激活为一种“可感知的价值秩序”。这种价值秩序不仅在游客个体层面形成意义共鸣，也在集体层面促成了“象征性认同”的社会传播。同时，红色文旅融合注重价值引导与审美表达的统一 。通过内容策划、主题设计与视觉符号构建，实现对长征精神核心价值的审美化再呈现。如“长征文化线路”项目中将毛泽东诗词、红军故事、草鞋元素等融入视觉系统，形成独特的红色审美风格。这种审美表达方式增强了文化消费过程中的精神指向性与内在感染力。

文旅体验不仅是文化消费行为，更是公众进行价值协商与身份建构的社会实践。许多参与者在参观、互动、留念、分享的过程中，将红色精神内化为自身生活认知的一部分，体现了从“游客”向“精神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转化。这种身份转换过程，有助于构建多元主体间的情感联结与价值共识。红色文旅的传播效果亦受益于数字平台的二次放大。短视频平台、图文社交媒体成为红色景区“在线再传播”的重要通道，使情感体验得以超越现场局限，进入更广泛的网络场域。文旅内容在二次创作中被不断赋义与转化，长征精神则通过这种去中心化过程进入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之中。

因此，红色文旅融合不仅是经济与文化结合的产业形态，更是新时代长征精神在生活场景与情感层面完成再嵌入的有效路径。在这一过程中，红色精神完成了从政治话语向生活体验、从历史叙述向现实认同的转化，彰显出其持久的生命力与广泛的社会感召力。

结语：从精神谱系到现代构建的跃迁之路

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高度凝练的精神成果，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在苦难中铸就辉煌的历史记忆，更在新时代国家发展体系中发挥着生成性的现实功能。它已超越静态的历史纪念范畴，转化为制度设计的文化基因、思想教育的引领路径、社会行动的价值逻辑与国家叙事的精神支撑。本文围绕新时代长征精神的理论演进、实践路径与时代价值展开系统研究，揭示了其在信仰塑造、组织建构、社会行动、文化传播与价值凝聚等层面的综合作用机制。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语境中，不仅延续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底色，更在制度体系、文化结构与社会运行逻辑中实现了动态嵌入，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精神力量。

展望未来，长征精神的当代表达应进一步超越仪式化传播与符号化再现，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文化创新体系与国际传播体系的总体布局。通过强化其制度逻辑、文化逻辑与文明逻辑的内在贯通，推动精神资源向治理理念、社会行动与文明交流的转化，使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唯有在这种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双向互动中，长征精神才能真正完成从红色记忆到文明资源、从民族精神到全球价值的跃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持久的思想动力与文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