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首都剧场舞台上，正在演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镇院之宝”《茶馆》。主演濮存昕仰望吊杆和面光，有片刻的“出戏”——剧院仍在使用传统的灯具，而非时下流行的电脑灯。

“这是一种坚守，有着与很多戏不一样的舞台效果。”濮存昕说，这一版《茶馆》的布景、灯光、服装等设计，都沿用导演焦菊隐近70年前带领剧组的创造。

焦菊隐导演话剧《茶馆》2025年12月在首都剧场演出剧照。（北京人艺供图）

作为北京人艺创始人之一和总导演，焦菊隐用毕生的艺术实践探索了一条话剧民族化之路，对北京人艺乃至中国话剧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2025年是焦菊隐诞辰120周年。北京人艺日前在京举办的纪念座谈会上，人们缅怀这位卓越戏剧家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话剧民族化“再出发”的思考与期待。

成就北京人艺演剧学派

话剧《茶馆》是焦菊隐的导演代表作，1958年在首都剧场首演，至今仍公认是最能代表北京人艺特色的剧目。该剧1980年赴欧洲巡演，成为新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演出的话剧，被西方观众誉为“东方舞台的奇迹”。

“它是现实主义精神和民族传统有机融合的典范，在运用戏曲美学原则上，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北京人艺纪念焦菊隐诞辰120周年专题展如此介绍这部作品。

焦菊隐导演话剧《茶馆》1958年3月在首都剧场首演剧照。（北京人艺供图）

事实上，焦菊隐在北京人艺第一次有意识地进行话剧民族化的尝试，是1957年初首演的《虎符》。剧中，他结合写实和写意风格，并借鉴戏曲的一些表演方法。

此后在1958年、1959年，焦菊隐相继执导了老舍的《茶馆》与郭沫若的《蔡文姬》，实现了话剧民族化前所未有的突破。《茶馆》中，他借用戏曲的“亮相”手法，突出繁杂场面中主要人物的出场；《蔡文姬》中，他借用戏曲景随人迁的美学原则，创造出写意的舞台空间。

焦菊隐导演话剧《虎符》1957年1月在首都剧场首演剧照。（北京人艺供图）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邹红表示，焦菊隐话剧民族化的一个根本点，是以话剧为本位吸收、借鉴戏曲手法以至戏曲精神，而不是取消话剧与戏曲的差别，这就是话剧发展创新中的“守格”。

1963年初，焦菊隐在一系列实践基础上撰写了《论民族化（提纲）》一文，提出“通过形似达到神似”“以少胜多”“以虚代实”等美学原则，为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丰富的艺术实践与建立新中国戏剧艺术的理想驱使下，焦菊隐先生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思想与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原则融汇于自己的导演创造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导演风格，更成就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说。

焦菊隐导演话剧《蔡文姬》1959年5月在首都剧场首演剧照。（北京人艺供图）

“以我为主”融汇中西戏剧美学

“他的一切创造，都立足于中国文化丰沃的土地上。”1982年，北京人艺建院30周年之际，时任院长的剧作家曹禺，如此阐释焦菊隐的艺术成就。

话剧作为20世纪初传入的舶来艺术，如何实现外来剧种的民族化，始终是中国戏剧人的重要课题。在这条路上，焦菊隐是公认的集大成者。

业界认为，焦菊隐的独特成就，源于他在中国戏曲和西方话剧两方面均有丰厚的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

焦菊隐1938年在巴黎大学完成并在法国出版的博士论文《今日之中国戏剧》。（北京人艺供图）

早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焦菊隐便广泛涉猎西方戏剧理论与剧作；毕业后担任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长，又打下了扎实的戏曲理论和创作基础；远赴法国深造，他在博士论文中以西方戏剧为参照，系统梳理了中国戏曲的历史与现状。

抗战爆发后，焦菊隐谢绝巴黎大学留校任教的邀请，毅然回国，辗转桂林、江安、重庆、兰州、上海、北平等地，从事戏剧翻译、教学、创作、研究等工作，尤其在接触苏俄戏剧文学和导表演理论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导演风格。

焦菊隐1943年翻译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建者之一丹钦柯的回忆录。此书对焦菊隐日后特别是在北京人艺的艺术实践和剧院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北京人艺供图）

“焦菊隐将西方戏剧理论与中国传统美学和现实语境相结合，解决了话剧如何表现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问题。”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常务副院长、导演王晓鹰说，“他的工作，使话剧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开花，获得了本土的生命力。”

97岁的戏剧教育家、导演艺术家徐晓钟表示，中国话剧界对待西方戏剧历来有两种态度，一是亦步亦趋、全盘照搬，一是以本民族优秀传统为根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焦菊隐采取的正是“以我为主”的态度。

“焦菊隐与北京人艺的同代艺术家们一道，克服了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话剧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为中国话剧艺术理想树立了一座丰碑。”徐晓钟说。

1963年4月，《茶馆》再次演出前，导演焦菊隐（前排右一）和编剧老舍（前排右二）与剧组成员在排练场聚谈。（北京人艺供图）

走出中国气派的戏剧之路

2005年冬，在纪念焦菊隐百年诞辰研讨会上，曾主演《茶馆》《蔡文姬》的蓝天野引用了焦菊隐的口头禅：“让我实验一点点。”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评论家林克欢对此至今记忆犹新：“正是这种永不停下脚步的进取心，造就了一个艺术家的敏感性和创造力。”

20年后，当戏剧界人士再次聚首，缅怀这位已离去半个世纪的导演艺术家，其时代意义更在于，通过深入讨论焦菊隐未竟的话剧民族化实践，推动中国戏剧乃至文艺事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焦菊隐各时期。（北京人艺供图）

“焦菊隐的艺术追求，是破解当下戏剧界许多困境的一座灯塔。”中国戏剧家协会秘书长傅亦轩指出，当前部分创作，或脱离现实生活，缺乏思想深度与情感厚度，或盲目追随西方范式，弱化民族文化根脉，这些现象都值得警惕。

北京市文联副主席董昕认为，焦菊隐始终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时代发展、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以舞台为载体讲述中国故事、塑造民族魂魄，其彰显的文化自信、艺术匠心与使命担当，至今仍是激励文艺工作者潜心创作、勇攀高峰的精神源泉。

为纪念焦菊隐诞辰120周年，北京人艺特别选定《哈姆雷特》与《樱桃园》作为2025年新排剧目，前者寄托了焦菊隐在剧院未竟的排演心愿，后者则被焦菊隐视为主题最积极的契诃夫剧作。

冯远征、杨佳音导演话剧《哈姆雷特》2025年9月在首都剧场首演剧照。（北京人艺供图）

王晓鹰认为，焦菊隐的艺术追求，是立足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与中国文化抒情写意的底蕴，致力于打通中西戏剧的内在联系，充分彰显戏剧艺术的“诗性”本质。他因此呼吁中国戏剧界沿着焦菊隐的足迹，构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整体性舞台形象。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戏剧需在前辈艺术家丰厚积淀的基础上，进行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学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屹立于世界戏剧之林。我想这是以焦菊隐先生为代表的前辈戏剧家们所希望看到的。”傅亦轩说。

北京人艺特邀格鲁吉亚导演大卫·多伊阿什维利执导话剧《樱桃园》2025年12月在曹禺剧场首演剧照。（北京人艺供图）

策划：张晓松

主编：林晖、孙闻

记者：白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