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恐怕只有恋爱可以跟这件事媲美了。”

这是40多年前，一位年轻读者在寄给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信中写下的肺腑之言。

“这件事”，指的是一套丛书的出版。

1981年，一批“小白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后称“汉译名著”）横空出世，像一簇簇蒲公英种子，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飘向大江南北。

到1982年2月，商务印书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建馆85周年纪念会时，丛书第一辑50种69册已全部出齐。

黑格尔的《美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在人类文明长河中闪耀独特华彩的经典著作，以最朴素的模样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素白封面一角印着烫金的蒲公英灯标志，橙、绿、黄、蓝、赭5种颜色的书脊，区分出不同学科的分类，也在书架上筑起一面面“彩虹墙”，成为几代中国学人记忆中共有的风景。

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陈原在发刊词中不无豪迈地写道：“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这套丛书的出版说得大一些，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

而这，也是一个出版传奇的开端。

蒲公英种子随风播撒，1996年“汉译名著”出齐300种，2011年500种，2017年700种，到2024年出版至1000种……

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中国人对世界从未停歇的求索，和一个古老民族在开放包容中重构精神坐标的努力。

2025年，作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也极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汉译名著”正式迈向第二个“1000种”。

站在新起点上，人们难免要回顾过往，也难免好奇，当第1001颗种子启程，它还能否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土壤？

在信息爆炸、短视频主导注意力的时代，这套丛书还能找到它的读者吗？经典又还能否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前 奏

尽管“汉译名著”正式推出于1981年，其出版渊源却能追溯到晚清。彼时，被后世誉为“中国出版第一人”的张元济，怀着“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热忱，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开始有计划地引介国外学术著作。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

1905年，严复译《天演论》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铅印本，到1921年，重印20次，成为轰动一时的“名著”。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给睁眼看世界、求索救亡图存之道的国人带来巨大冲击。许多人甚至因此改名。有人改叫陈竞存，有人改叫杨天择，一个胡姓少年改名为“适”，字“适之”，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旗手。

20多年后，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留意到新学书籍“虽零零星星间有出版，却鲜系统”，于是“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在1929年推出颇具影响的西学译丛《汉译世界名著丛书》。

今天，“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这一丛书名便是由此沿袭而来，以示对先行者的继承与发扬。

这场跨越世纪的译事接力从未中断。

196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陈翰伯背着自己的铺盖住进北大“蹲点”。他密集走访了哲、经、政、法、史、中文、地理各系共21位学者，记录下40页笔记。

那些年，为探讨外国学术名著出版的选题、寻找合适的翻译人选，陈翰伯遍访各地学者。在他的主持下，从1958年到1966年，商务印书馆以惊人的魄力持续翻译出版了近400种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又储存下大量译稿，成为后来“汉译名著”的选题“水库”。

陈原曾回忆，在“汉译名著”推出前夕，1980年，他去医院探望住院的陈翰伯，两人多次商议“如何加速翻译出版世界名著，如何能将张元济、严复、林纾以及所有文化先驱的著译传播人间”。

这是百年译事背后的精神图谱。不同时代的出版人，以相似的热忱、担当和文化自觉，回应时代所需，搭建贯通古今东西的学术津梁。

正是因为有这些前奏，改革开放之初，当陈原在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工作时，“汉译名著”方能如他形容得那般，“霹雳一声”“像变魔术一样”，亮相于读者眼前。

当第一辑“小白本”被送到商务印书馆琉璃厂门市部时，求知热情久经压抑的人群挤破了柜台。

那个将丛书出版与“恋爱”作比的读者不会料到，他信中的形容会成为时代精神的注脚。

传 承

在纪念“汉译名著”出版至1000种之际，常有人提到这样一句话：“汉译名著”是一套没有主编，也没有编委会的丛书。

这句话有怎样的深意？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霞说：“这意味着它不是几个人一段时间的功绩，而是一代又一代人集体的传承。”

少有丛书能持续出版几十年，但“汉译名著”最初便有此预期。其规模之巨、持续之久，决定了它不可能由几个人主持，也不可能由一代人完成。

在过去40余年里，这套丛书历经几代编者、学人之手，但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的气质，其背后是一套严格又饱含匠心的程序与“道统”。

1984年冬，商务印书馆召开专家座谈会。102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汉译名著”的选书标准达成共识：“凡在世界学术史上有反响、有定评，是某一学科里程碑式的作品，即可视为名著。它们的作者应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积累了那个时代文明的精华。”

“汉译名著”没有主编和编委会，所收书目须经专家论证等做法也自此确立，延续至今。

读者们或许并不知晓，每本“汉译名著”的诞生都历经层层“严选”——

译著须先以单行本或其他译丛的形式出版，经数年时间考验，获得社会和学界好评，才有资格入选“汉译名著”的选题“水库”。

每隔几年，规划新一辑“汉译名著”时，编辑要进行书情调研，召开选题规划会，听取学术界的意见，从“水库”中筛出100种备选书目，随后，召开学术论证会，邀请各学科学者为这些书评级。最终，约半数书目可以入选新一辑丛书。

遴选的主要原则只有两个：一是备选著作是否符合“名著”的标准，二是其翻译质量是否过硬。

早在丛书第一辑发刊词中，陈原就郑重写道：“这套书的选录是严谨的，原著是有代表性的，译文是认真的（其中有迄今为止最好的译本……是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翻译水平的）。”

这是“汉译名著”坚守至今的传统。

在坚守的一端，是几代学人一往情深、倾尽心血的付出。

“汉译名著”的译者多为相应领域学者，兼具专业学术背景和高水准的语言能力，其中不乏朱光潜、贺麟、费孝通、何兆武、厉以宁等学界名宿，还有更多学界之外少为人知的学者，怀揣同样的担当与赤诚，责无旁贷地投身于这项事业。

李霞曾为了解“汉译名著”的历史查阅资料、请教馆里的老编辑，听过许多动人往事。

1980年，83岁的美学家朱光潜决心翻译18世纪启蒙运动著名学者维柯的代表作《新科学》，历时数年，译稿完成。1986年，在临终的前几天，老人神志稍有清醒，就挣扎着往楼上书房爬。被家人劝阻时，他嗫嚅着说，想赶在死前把译稿的注释部分做完。

历史学家戚国淦90多岁仍热心参与“汉译名著”的选题规划，帮忙审校译稿，撰写多篇序言，自言是这座“世界精神公园”忠诚的“义务灌园叟”。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旁听老一辈师长论史，谈及名著翻译，老师们感叹时不我与，嘱咐他多做一些，“这种期许，使我毕生难忘。”

一批译者年事渐高，新一批译者便向前接力，薪尽火传，像履行一个古老的密约。有些师门，上下几代都是“汉译名著”的译者。

李霞说，在稿费微薄、学术翻译不算学术成果的今天，仍有不少青年学者愿意参与名著翻译工作。“大家认为这是值得做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们互相高度认同。”

坚守的另一端，是丛书编辑们日复一日、严谨细致的劳作。

商务印书馆向来有给新编辑安排导师的传统。2002年，李霞取得北大人类学博士学位，来到馆里工作，被分配到哲学和政法学术背景的两位编审导师手下，他们手把手地带着她掌握编辑这门手艺。

“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导师，我们去问的时候，他们都很高兴。我能感觉到老编辑身上有种责任感，想把自己知道的全部传给年轻人，就这样一代代传下去。”李霞说。

她至今清晰地记得，20多年前，导师徐奕春跟她一再叮嘱，编辑要始终想着读者、方便读者。为了索引按中文音序还是按外文音序排序更方便，他们在办公室里据理力争、互不相让，逗得路过的同事哈哈大笑。

后来，李霞自己也会跟年轻编辑们一遍遍强调，做编辑，心里必须时刻装着读者。

负责牵头“汉译名著”编辑工作的商务印书馆学术编辑中心主任李婷婷记得，编辑傅雷的译作《艺术哲学》时，因为年代久远，书中一些人名的译法有别于当下通用译法。

李霞带着编辑们反复探讨，决定在书后增加人名对应表，列出书中人物的外文原名、傅雷的译名和当代通行译名，既保留了傅雷译本的原汁原味，又便于读者阅读。

李婷婷回忆，书里人名众多，为这个表，编辑花了一两个月做笨功夫。“但从读者角度来权衡一件事情做不做、怎么做，这对我的编辑生涯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汉译名著”的编辑以专业性著称。学术编辑按人文社科的不同学科专业方向招聘。译稿到了馆里，会安排给相应专业出身的编辑负责。编辑自身必须有翻译能力，编校译稿要对照原文核对。

经过几十年积累，“汉译名著”从注释、文献等体例规范，到学术著作的翻译规范，形成了一套标准做法，如同标杆，推动了中国学术规范的确立。

编辑这套丛书，了解它的历史，一位资深编审深深感叹：“我们这个民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一股清流，都有一群人在埋头做事。”

站在“1000种”的里程碑前回望，所谓专业，所谓经典，所谓传奇，是一代代学者与编辑用各自的方式坚守接续，合力写就的一部集体传记。

突 围

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敦和讲席教授孙周兴，是目前译著入选“汉译名著”最多的译者。在“汉译名著”（1000种）出版研讨会上，他抛出两个问题，激起与会者的共鸣：“这1000种怎么卖出去？后1000种怎么做？”

时代在变。人们如今获取信息的渠道如此多元，阅读习惯和需求也大异于前。出版者们并不讳言，“汉译名著”正面临不小的挑战。

李婷婷感觉，对“汉译名著”高度认同、感情最深的读者已是较为年长的群体。

李霞时常被问，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已经不读这些书了？

学术编辑中心的“90后”编辑龚李萱逛书店时发现，北京几家颇受文艺青年喜爱的人文社科书店里，竟然找不到一本“汉译名著”……

令编辑们尤为苦恼的是，当“汉译名著”以品质经典的形象深入人心，不知不觉间，也被贴上“学术专供，生人勿近”的标签，被局限在狭窄的圈层。

有年轻人觉得，我不做学术研究，这套书跟我无关。也有读者直言，看封面和书名，就觉得读不懂，买回去也不会看。

“这是我们特别想避免的情况，我们不希望它成为古董，让读者敬而远之。”李霞提起一份触动过她的美国高中生必读书目，其中几十本书都收录在“汉译名著”中。

“首先，要让读者知道，这些书是他们可以去读的。”在她看来，如果说张元济、王云五时期引介域外经典，是给进步知识分子提供思想火种；改革开放后的“汉译名著”，是推动学科建设的基石；那么，在人们眼界和知识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汉译名著”已经到了走出象牙塔的时候，其新的定位应当是“全社会的通识读本”。

“1000种里，至少100种能走出学术圈，扩展到通识教育领域。特别是学科分科成熟前的著作，普遍比较好读。蒙森的《罗马史》还获过诺贝尔文学奖。对于读者反映读不懂、读不出好在哪的著作，我们也在想办法做开发。”李霞正带队开展读者调查，了解广大读者对“汉译名著”有什么期待，阅读中的难点是什么，以及对出版社的建议。

让她倍感欣慰的是，“汉译名著”的新老编辑们都在为让经典“破圈”而积极探索。学界和业界也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从增加专家导读，推出针对青少年、职场人等不同群体的版本，到以AI技术开发学术翻译大模型、创办线上学校等。

李婷婷从办公室里翻出几样小物件：“汉译名著”的日程本、书签、新书书单……这些都是团队里的年轻编辑们自己设计、自费制作的，其中部分已经作为抽奖奖品送给读者。

“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绩效考核，完全是自发进行各种尝试。”李婷婷说，“编辑这些书籍、深入了解它们，会觉得这些书这么好，跟人的关系这么贴近，可就是送不到更多人群身边。这是让年轻编辑最沮丧也最迫切想改变的事。”

新书书单是龚李萱设计的。发现一些不错的书店里没有“汉译名著”后，去年起，她每个季度都制作这种书单，跑去送到书店。

因为MBTI人格测试这两年备受年轻人青睐，龚李萱还制作了一副“汉译名著”的MBTI卡牌。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里的句子被印在“指挥官（ENTJ）”人格的卡面上。

所有尝试，都是为重新联结读者与经典。

李婷婷指出，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往往是因为回应了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跟每个人都切身相关”。

2024年末，商务印书馆推出“汉译名著·经典五十种”，从1000种“汉译名著”中精选哲学、历史、政治、经济、艺术5大学科各10种经典中的经典，做成分学科的小套装，邀请专家撰写名家导读，并附赠手提袋、护书袋等文创产品。

作为一次从内容到形式推陈出新的尝试，编辑们绞尽脑汁，试图想出一句口号向读者展示这套书的魅力。

最后，被印在文创产品上的是这样一句话：“每一页都是突围，每一页都是回归。”

经典不提供答案，却能提供抵御焦虑与虚无感的铠甲。李霞的期许是：“希望书中的思想和智慧能让人们有力量突破茧房，同时又回归自己真正的内心。”

新 章

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顾青表示，“汉译名著”已经向着2000种重新启航。做学术出版是为天下人做事，商务人不怕规模大、时间长、难度高，会投入更多力量，将这项传承数代的事业继续做下去。

“这个承诺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但它非常重要。”丛书译者、北大历史系教授刘北成认为，“汉译名著”要出版2000种的承诺背后，体现着我们对世界的开放态度，也检验着我们能否在时代流转中始终凝聚共识。

近年来，“汉译名著”顺应时代所需，将收录作品的时间下限从二战前延伸到20世纪末，以更好地展现当代重要学术成果；所涉学科领域也拓展到各细分学科、前沿学科和交叉学科；选题上，更多非西方名著被引入，呈现文明互鉴的丰富图景。

从第一本“小白本”到现在的1000种之后，“汉译名著”似乎在一圈圈描画越来越大的圆周，顺应时代潮流，又锚定精神坐标。

李霞注意到，“阅读原典、回到原典”的读书风尚正在许多学校兴起。从市场表现也能看出，“汉译名著”拥有一批忠实拥趸。《理想国》等书籍可观的销量，表明它们已经在走向大众。

经典始终显示着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有些事物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发光的。虽然书业面临很多挑战，我还是相信最终会迎来一种回归。毕竟，不管以什么形式，人总还是会渴望得到有营养的东西。”她思索片刻，“我们要做的，可能还是在形式上不断创新，用年轻人能接受的方式，把经典中的思想和智慧传达出去。”

新一辑“汉译名著”的编译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每一页都是突围，每一页都是回归。”只要人类文明的大地广袤无垠，蒲公英的种子总能乘风找到新的土壤，续写新的生命篇章。（记者 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