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
王旭东
故宫，曾经的“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由明成祖朱棣建于1406年至1420年，作为皇宫使用至1911年，共有24位皇帝先后在此理政。1914年在紫禁城前朝宫殿设立古物陈列所，1925年以紫禁城内廷空间为展馆成立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及其皇家收藏以公共遗产的形式实现了身份的转换。1948年，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故宫作为整体进入历史的新阶段。经过近代的动荡、变革与战火，故宫文物仍得以基本完整保存，可谓文化之大幸。如今，故宫遗产区占地面积86万平方米，拥有1050座文物建筑，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是中国历代都城与宫殿营造的最后结晶。
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遵循我国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以系统性保护为总体策略，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弘扬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故宫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历史使命。故宫独特的建筑遗存和文物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整体系统保护和展示之下，其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地得到阐释、传承与弘扬。本文从故宫文化遗产的价值出发，在阐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要求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故宫博物院在故宫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与阐释机制建立、遗产保护管理体系构建、保护理论与技术方法探索及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方面的保护实践，并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下故宫的保护与管理提出展望，以期将故宫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典范。
一、故宫文化遗产的价值
近年来，随着故宫学的发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故宫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被不断挖掘，故宫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一体、交流融合、和谐共生的重要结晶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故宫是中国古代皇城宫殿建筑的集大成者。
以明清紫禁城为主体的故宫，不但与南京明故宫、安徽凤阳明中都、元大都、金南京都有直接的沿袭关系，更可由此追溯至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晚期宫城以降的历代都城、宫殿的规划设计形制。它秉承了《周礼·考工记》《吕氏春秋》等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辨方正位”“择中立宫”“左祖右社”“三朝五门”等一系列都城宫殿营建的悠久传统，与中国农业文明起源之际通过“观象授时”而获得的宇宙观、时空观等重要知识与思想体系一脉相承。
故宫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精神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集大成者。在这里，各种建筑类型系统展现了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体系，以中国传统礼制文化的典型空间序列以及各类人工建造物与相关建筑历史档案、构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完整传承了中国古代营造制度与传统技艺，为中国15至20 世纪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最高典范。
故宫是各民族建筑文化以及中外建筑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
故宫呈现出的满、蒙、藏等民族风建筑与西洋风建筑，反映出17至20世纪清代宫廷中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结果。
故宫除了汉族宫殿建筑，也有极具满、蒙、藏等民族特色的建筑，见证了各民族文化在建筑艺术上的融汇与交流。比如，坤宁宫是清初满汉文化融合的典型体现，无论是将大门位置由正中改为偏东，室内采用“口袋房”布局，还是在西侧开间设西、南、北三面的“卍字炕”，都是典型的满族建筑习俗。又如，汉藏合璧的雨花阁，为宫中典型的藏传佛教建筑，将汉族与藏族建筑风格完美地融于一体。
故宫也是中外建筑技艺交流融合的舞台。如宁寿宫花园的倦勤斋，有西方焦点透视技法与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相结合的大型通景画；东六宫之一的延禧宫庭院中，还保留着带有近代钢结构的西洋“水晶宫”式建筑遗迹灵沼轩。
故宫收藏的各类文物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有力佐证。
故宫收藏的近200万件文物，特别是数量巨大的皇家旧藏，既反映中国明清时期的宫廷文化和典章制度，又展现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更是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典型反映。如故宫博物院藏陶瓷37万余件，居世界之首，覆盖各个历史时期，连贯系统地反映出中国陶瓷数千年的发展史，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承有序和生生不息。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也在故宫文物中得以生动体现。传为唐代阎立本所绘的《步辇图》，描绘了松赞干布的使者禄东赞朝见唐太宗的场景，是汉藏民族交往的重要历史见证。清代宫廷画家绘制的《平定西域战图册》等历史图卷，是清代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与发展的生动记录。
中国与周边及不同文明和平往来的过程，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例如，以紫禁城为核心，从利玛窦1601年进入宫廷开始，连续200余年，都有具备专业技能的西洋人为宫廷服务。清宫也学习欧洲技术，制作与收藏各种与西方科学仪器和机械计时器等。这些历史和藏品反映出西学东渐的早期历程。
1987年，故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其符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提出的“突出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之1、2、3、4条，是中华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要求
世界文化遗产作为法律概念，特指世界各国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受《公约》保护的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1972年《公约》第7条明确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国际保护应被理解为建立一个旨在支持本公约缔约国保存和确定这类遗产的努力的国际合作的援助系统”。世界文化遗产与生俱来的国际属性，决定了其保护管理主体由国际遗产组织及其咨询机构、缔约国的各级政府、遗产地管理单位三个层级组成，其保护须遵循三个层级的制度、法规和管理规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审批、保护监督与指导机构，其审议通过的世界遗产相关公约和国际文件是遗产保护的首要遵循依据。遗产地管理单位保护管理的目标、流程及工作原则需要依据《公约》《指南》的要求制定，具体行动则须参考《加强遗产的工具包》《影响评估导则以及工具包》《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灾害风险管理》等世界遗产指导手册。同时，《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1976年）》《奈良真实性文件（1994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表达方式的公约（2005年）》《可持续发展2030议程（2015年）》等国际文件也是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完善的重要指导。
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各级政府是遗产保护的首要责任人，须在立法、资源调配与监管等方面担当重任。我国的遗产地管理单位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及其他中国文物保护及遗产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指导文件下，依据“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开展遗产保护工作。
遗产地管理单位是保护管理规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须制定系列的管理制度与文件，保证具体的工作实施。故宫博物院作为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单位，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我国各项立法管理规定，制定《故宫保护总体规划（2013-2025）》（以下简称《故宫总规》）以及各项保护管理制度等，确保相应保护与管理工作科学、系统地落地实施。
三、故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实践
故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实践，以系统性保护为总体策略。系统性保护作为一个完整体系，需在深入研究遗产保护各环节特性和关系的基础上，以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为支撑，以整体性思维控制、推动所有保护环节的计划、实施与评估，形成保护、管理、研究与利用四位一体的运行机制，以达到最优保护效果。系统性保护既注重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也注重技术实施的保障体系建立；既着力于遗产工作者的保护管理行为规范和能力提升，也关注遗产保护的全社会参与；既要确保遗产完整真实地代代相传，也致力于推动所依存的社区可持续发展。在这一体系中，遗产价值的系统阐释、管理机制的有效建立、保护策略与方法的研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
故宫遗产价值挖掘与阐释机制的建立。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目标是实现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长期有效保护。因此，深入研究与挖掘遗产价值是保护的首要工作。在理论层面，《公约》诞生50余年来，价值评价和阐释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发展，价值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外延与内涵也持续变化，建构既符合国际遗产认知共识又适合本国遗产保护需求的价值认知理论与方法，需要研究者们不断求索，反复论证。在实践层面，遗产构成要素单体以及群体价值特征的全面认知，需要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士通过文献调查、现场测绘、勘察检测等方式逐步加深。个案中取得的研究成果也需进行系统性归纳、总结与整合，以提炼文化特性和文明特征。这项重要且艰巨的工作需要建构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完善的遗产价值发掘与研究机制，才能有效开展。
发挥故宫学的引领作用。故宫博物院自成立之日起，就定位为学术机构。基于故宫文化遗产丰富的内容和悠久的历史，2003年，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先生正式提出“故宫学”概念，强调故宫是“一个文化整体”，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得以进一步聚焦和升级。近20余年来，故宫博物院引领故宫学对故宫及其藏品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阐释，并持续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倡导将故宫古建筑群、相关文物和文献、明清宫廷历史以及故宫博物院院史进行整体综合研究，《故宫学概论》《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故宫学二十年——内涵、使命与展望》《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故宫价值的阐释与故宫学的整体论》《故宫学学科建设初探》等学术论著产生深远影响。
搭建学术平台汇聚多学科人才。故宫博物院为发挥故宫学研究的引领作用，搭建汇聚院内外英才的开放式高端学术平台，开展多学科研究合作，建立起遗产价值挖掘与阐释的完整机制。故宫研究院是汇聚院内外故宫学英才的开放式高端学术平台。研究院下设若干专业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借助学术研讨会、学术讲座、专项课题、招收博士后、出版学术期刊等，对故宫学体系下的遗产价值进行多学科、多方向、多角度的挖掘与阐释，在故宫古建、故宫文物、明清宫廷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故宫考古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开展遗产要素体系建构与个案研究。故宫博物院通过《故宫保护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各类遗产要素普查，进行了遗产价值构成要素的全面汇总与精确分类，为遗产价值的体系化研究以及价值损伤风险评估明确了对象；通过持续开展的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对遗产要素单体价值进行多角度研究，为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阐释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个案表述。
故宫遗产保护管理体系的构建。
遗产管理旨在确保对遗产进行有效保护。《指南》认为有效管理包括透彻理解遗产价值、建立循环机制、评估监测对遗产的影响并建立反应机制、进行必要资源的配置和能力建设等。世界遗产资源手册之《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对遗产管理进行了更进一步解读，提炼出所有遗产管理体制共有的基本特征。该文献特别强调，遗产保护始终面临着各种变化，如全球气候变暖和社会变革产生的新风险、各利益相关者协同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机制体制运行中产生的新问题等。管理体制应能够及时预测并管理这些可能在未来发生的变化，形成反应式遗产管理体系。故宫博物院集世界文化遗产地、国家一级博物馆和5A级景区于一身，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通过完善管理要素、理顺管理流程机制、建设运行结果评估体系，构筑了完整的反应式遗产管理体系。
以法律法规和运行能力为核心的管理要素。法律框架、制度框架和资源是遗产管理体制的三个相互关联的管理要素。法律框架通过法律手段界定遗产构成和保护管理标准；制度框架决定管理运行结构和工作方法；资源则是运行能力的体现，包括人力、财力和知识投入。故宫博物院在国家和区域文物保护相关法律的指导下，制定了符合故宫管理需求的制度框架，近些年共修订颁布175项保护管理制度。在资源方面，不仅拥有一支1079人的学历高、专业齐全的技术队伍，每年开展各项专业技术培训，并通过专项人才培养项目如“英才计划”“太和学者计划”进行长期的人员能力建设。借助开放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与社科基金等研究合作项目，在全社会范围拓展研究力量。同时构建了中央财政、社会捐赠、文化产业创收多渠道保护管理资金来源体系。
以保护总体规划、实施与监测为路径的管理流程。保护总体规划完整规定了保护管理的目标、范围、质量、成本、行动内容、时间框架等，是所有工作的指导。实施是按照规划采取相关行动，从而达成规划所设定的目标。而监测则是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审查实施是否按照规划开展，并取得成效。故宫博物院的保护管理工作在《故宫总规》的总指导下，先后编制了《故宫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故宫“十四五”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专项工作方案》以及各项管理规定，所有工作都依据上述规划和实施方案展开。在实施过程中，采取院重点项目督导和各职能部门统筹推进，以确保规划按期开展和实施。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负责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提出措施建议，以促进管理流程的有效循环。
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运行结果评估体系。当管理要素齐备并按照科学流程实施后，需要对保护管理运行结果设定评估指标，并进行科学的成效评估。故宫的遗产保护管理评估以内部评估、外部评估和第三方评估的方式开展。在内部评估方面，故宫每年开展的保护项目均按照提前设定的数量、质量、效益等绩效指标进行评估。2021年起，故宫博物院开始进行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建设试点，2022年全面启动，以期通过科学的管理评价体系，实现效益增长、成果转化、管理改进。在外部评估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缔约国遗产地按照标准的评估内容每6年提交1次保护管理情况定期报告，故宫博物院每年也需向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提交遗产地年度监测报告。此外，故宫博物院每3年向国家财政部提交项目管理情况绩效评估报告，每3年向中国博物馆协会提交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报告，按照第三方管理机构的评估要求和标准对相应工作进行系统性总结与评估。
故宫保护理论与技术方法的探索。
《公约》本质上是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确认和保护，即“以价值为核心”的保护。保护理念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从关注遗产本体的保护向重视遗产所承载的文化传承发展，保护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也更注重广泛社会群体的参与。1994年形成的《奈良真实性文件》更清晰地阐释了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倡导“对所有文化的尊重要求必须在遗产所属的文化环境中对其进行考虑和评定”。今天，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每一处遗产的形态特征、文化背景以及所处的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皆不尽相同，其保护理念及技术方法在共性的基础上，也应具有独特性。由此，《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应运而生。《准则》是我国第一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行业规范和操作指南，规定了文物古迹的保护原则、保护程序。故宫博物院以遗产价值为核心，持续进行保护理论与技术方法的探索，已在故宫保护工程流程、预防性保护工作体系、保护技术方法研发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按照国际标准开展保护工程，形成以价值为导向的保护流程。2002年开展的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工程，参考《威尼斯宪章》规定的保护工作程序与保护原则，按照《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流程要求开展工作。近十余年来，通过对宁寿宫花园、养心殿、景福宫、承乾宫、灵沼轩等保护项目的价值研究、劣化评估、使用分析、策略制定、技术方案研究、保护措施有效性评估等环节的多专业、多部门协同开展，故宫以价值为导向的保护流程已逐步形成。
以风险管理理论为指导，建立预防性保护工作体系。故宫博物院以风险管理理论为指导，形成了以日常巡查、定期普查和专项监测为核心的风险识别与评价体系和以日常保养维护、专项修复、管理措施改进为主体的风险应对体系。结合气候变化特点、本体损伤规律、人员活动特征分析、研判和应对研究，故宫逐步形成防汛、防风、防火、防雷、防虫害、防破坏等工作方案与应急预案，初步建立了遗产风险防控的预防性保护工作体系。
通过技术方法创新探索，实现保护技术研发升级。故宫博物院通过“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劣化风险监测分析技术和装备研发”“大型明清古建筑（群）安全风险预警关键技术研究”“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数字孪生关键技术研究与服务示范”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或项目，开展技术创新，形成一批高适用性的检测、监测、数字化、防火新技术及使用标准，并在故宫应用示范。借助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明清官式建筑保护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平台组织科研项目申报、联合攻关和人才培养，已形成技术研究的常态化与团队化。
秉承保护与利用相结合，推动遗产的规范精细管理。故宫博物院根据观众参观特征和国家规范，持续进行展厅以及开放范围内的观众承载量核定研究，分时段控制进院观众人数，实现精细化管理；同时根据法规和制度严格审批院内的临时设施设置、管线路由敷设和室内改陈，以防止遗产价值损伤事件发生。
故宫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在满足人类基本需要与有限的资源开发之间取得平衡，以确保未来世世代代的资源永续利用。世界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与文明的实物见证，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遗产保护“应当以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视，在制定保护管理规划时将遗产地社区、遗产地生态和文化多样性、遗产地经济发展、环境安全等一并纳入统筹考虑”。故宫博物院在遗产保护的全球合作、针对社区的遗产阐释展示、面向全社会的零废弃行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探索。
遗产保护的全球合作。故宫博物院将遗产保护纳入全面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基于全球视野的保护合作体系。除研究学者互访、举行国际会议等常规途径外，故宫博物院已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物修护学会、国际博物馆协会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希腊等国的保护研究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致力于遗产本体保护项目实践、保护技术的联合攻关、保护管理人才的系统培养以及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记录。2024年，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ISO/TC349)秘书处落户故宫博物院，为我国遗产监测、评估和保护修复过程中术语、技术、材料和装备的国际标准化工作提供了新契机，也将极大促进保护技术的全球推广与共享，为进一步凝练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共识、共享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奠定了基础。
遗产阐释展示的社会传播。故宫博物院致力于建立服务全社会的价值阐释与展示体系，从而推动全球范围内利益相关者对遗产的深入理解。故宫博物院通过“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构建了以传播故宫文化与价值为核心、借助新技术和多种方法的多层级公众阐释展示体系。故宫的数字节目已经通过世界VR产业大会、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展会，走向广大国内外受众。当前，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总访问次数达3.36亿次，“故宫博物院”小程序用户超过3500万，微博微信粉丝累计超过2500万。此外，从面向普通公众的系列科普学术讲座，到面向青少年的各类特色公益活动，从故宫里众多优秀展览、各地巡演的舞蹈诗剧、音乐儿童剧到各类科普出版物与影视作品，故宫独具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正在走进大众视野，推动全社会对遗产保护的深入理解，激发出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遗产地的环境可持续行动。故宫博物院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推行遗产地零废弃行动，为全球节能减排与气候变化应对贡献故宫智慧。从2020年起，故宫博物院与万科公益基金会持续开展“故宫零废弃”行动，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原则，对故宫博物院非开放区域和游览区域进行废弃物的合理管理，提高资源利用率。通过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硬件设施创新与改良、资源再生技术应用、观众行为引导、遗产可持续理念挖掘与宣讲等方式，邀请故宫博物院观众及更大范围的社会公众参与到环境可持续实践中，倡导公众关注并践行环保理念。4年多来，“故宫零废弃”项目共带动大约3000名故宫员工、2100万人次观众、4万名导游和1.5亿人次公众加入到绿色故宫建设中，让公众形成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自觉。
四、故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展望
将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是遗产申报的终点，申报的目标是确保遗产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和管理，造福于今世后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故宫博物院将持续着力，不断完善并拓展系统性保护理念与实践，故宫遗产保护的未来仍有广阔空间。
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和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进行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与阐释。
故宫博物院将继续以故宫学为引领，完善研究体系、拓展研究途径、扩大研究范围，为研究者提供更便利的研究条件，自由探索，潜心学术研究的良好学术氛围，以形成全社会研究故宫承载的中华文明的良好学术生态。在研究内容方面，除继续深入进行遗产要素价值研究外，要在以往故宫学体系研究基础上，把故宫放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以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广阔视野中，对故宫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时代价值等进行持续挖掘，并做出更加全面的阐释，以此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的基础。
加强管理体系建设，以立法保障并推动故宫遗产保护的高质量发展。
故宫博物院将着力开展《故宫保护总体规划》修编，推动《故宫保护条例》的颁布，逐步完善保护故宫的立法进程；加大管理制度建设，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全面规范管理行为；拓展保护资金来源、拓宽保护人员渠道，加强专业能力培训，为遗产保护管理提供更为充足的能力储备。故宫博物院还将以构建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为契机，形成科学、高效、不断循环改进并可供借鉴的世界文化遗产质量管理体系。
以标准化、数字化等多重手段加大故宫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力度，进而扩大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故宫博物院将通过技术标准的全面建立和保护基础研究条件的全面改善，促进遗产整体保护意识和保护管理能力提升。一是构建以技术标准为主，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相配套的遗产保护标准体系，并以此为框架，逐步推进以故宫博物院院级标准为主的各级标准的研制和应用，整体提升遗产保护技术与管理水平。二是充分发挥故宫博物院国际标准化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国际平台的作用，以国际标准的形式，汇聚、凝练和共享全球遗产保护共识、先进适用技术与最佳实践经验，共同提升应对遗产保护严峻挑战的能力。三是持续探索适合中国古建筑的保护理论与方法，全面贯彻保护干预工作“以遗产价值为核心”的理念，加强保护档案建设，加大风险评估与溯源研究投入，全面推动故宫遗产监测与应急体系的完善，构建科学的预防性保护体系，持续推进人工智能三维重建等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数字档案记录、更新、利用方面的应用研究，以数字孪生研究为基点，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数字化转型，为全球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出中国方案。
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引领下，提升遗产的可持续传承利用水平和公众的广泛参与意识。
故宫博物院将持续通过“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对故宫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信息采集与展示，对遗产内容进行深入挖掘阐释并结合时代精神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推出优质主题展览，与社会力量合作创作更多形式新颖、影响深远的影视作品、视频、舞台剧等。加大科技支撑展示文化的力度，鼓励新质生产力推动下的文化产品和文创产品供给，让遗产地和博物馆成为人们终身学习的场所，成为高品质文化生活的向往。通过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架起故宫文化遗产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加大文物资源共享及公众参与力度，持续推动“故宫零废弃”项目，倡导绿色共享，促进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利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
故宫博物院作为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机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科学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弘扬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系统性保护实践，实现争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典范的目标。新时代，故宫博物院将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全力推进“四个故宫”建设，努力将故宫博物院建成国际一流的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引领者、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会客厅，为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