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利用手机进行偷拍行为的频频发生，公共空间的个人隐私安全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近日上海一博主在地铁偷拍穿短裙女性视频且态度嚣张的话题，再次让这一话题冲上热搜并引发众怒。

4月18日下午，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分局通报：网民薛某（男，24岁，网名“一只公交迷”）为博取流量，多次在地铁偷拍穿短裙女性视频，配违法诱导性文字发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图源：微博账号轨交幺幺零

上海男子地铁偷拍女性，配低俗文案引众怒

据媒体此前报道，近日，上海市民陆先生发现16岁女儿在乘坐地铁时，被一博主偷拍，视频配以隐晦低俗文案发布至社交平台。

维权期间，陆先生发现该账号长期偷拍公共交通上的女性，画面聚焦短裙、休憩等场景，配文“风景真好看”“这个妹妹好看吗”等不当内容。经投诉后，仅陆先生女儿视频被下架，其余偷拍内容仍存留，该账号也依旧运作。涉事博主受访时称自己就是为了引流，辩称“公共场合拍摄不算偷拍”。

薛某偷拍后被警方行拘一事，引发公众对公共场所拍摄边界的广泛讨论。多数网友直呼“解气”：“抓得好，给上海警方点赞”；“昨天看到这个事件感到很气愤，今天看到这条通报，舒服了”；“大快人心，这种变态就该抓，也希望平台能担起监管责任”……

图源：评论区截图

对此，《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丽红律师分析认为，侵权认定核心在于“未经同意”且“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而非仅限拍摄隐私部位。博主未经允许拍摄并公开路人肖像，且视频带有“评头论足”等不当言论，可能构成对肖像权、人格尊严的侵害。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若警方认定博主行为属于‘偷拍散布他人隐私’或‘公然侮辱他人’，可处拘留和罚款。具体到这起案例中，博主长期跟踪拍摄、配文不当，可能被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或‘侮辱他人’而被予以行政处罚。”马丽红解释道。

未经同意的拍摄并不必然侵权，但须“合理使用”

法治网记者发现，公共场所偷拍现象频发，除地铁外，公园、街拍热点区域也多次出现类似情况。

比如，今年4月10日，成都两男子为博流量策划虚假搭讪视频散布多个平台，因严重扰乱秩序、侵犯隐私被刑拘。2024年4月，南宁一摄影师以拍立得拍摄为名获得两女子同意后，偷用手机抓拍照片上传至摄影群，后被媒体曝光。

此外，近年来，上海安福路、北京三里屯等街拍热点频现争议，对此，一些摄影爱好者坚称拍摄“聚焦城市景观，非针对女性特写”。此类事件频发，加剧了公众对自己肖像权、隐私权的担忧。

针对“公共场所偷拍”乱象，在接受法治网记者采访时，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彭新林教授表示，公共场所不是偷拍他人的免责之地。公共场所拍摄，不能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未经当事人同意，且出于博取流量炒作甚或非法目的而偷拍，那就违反了道德，也侵犯了公民的肖像权、隐私权等权利。

马丽红认为，虽然公共场所拍摄本身不违法，但若拍摄行为具有以下特征，仍可能构成侵权，比如：以营利或贬损他人为目的（如商业街拍、刻意丑化）；拍摄行为侵犯他人隐私或人格尊严（如跟踪拍摄、聚焦敏感部位）；未经当事人允许公开传播肖像（如上传至社交平台获点击收益）。

与此同时，公共场所拍摄的合法尺度，也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社交平台上，不少网民提出：“难道所有公共场所拍摄都要对方同意？”“未经同意的拍摄一律算侵权吗？”“公共场合还能不能拍照了？”

对此，马丽红明确回应，未经他人同意在公共场所拍摄并传播其肖像，不必然侵权，但需符合“合理使用”的界限。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若拍摄行为属于个人学习、新闻报道或非特定人物附带入镜（如景点合影中的路人），且未损害他人权益，可认定为合理使用；但若以特定路人为拍摄主体并公开传播，或聚焦他人穿着配不当文字导致名誉、隐私受损，则构成侵权需担责。

彭新林认为，如果公共场所拍摄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或者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通常不构成侵权。如有些城市开展的“随手拍”执法活动，对违反交通规则、违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不文明行为等，市民拍下来进行举报，此类行为通常不构成侵权。

平台审核不能以“不涉黄即过审”为底线

法治网记者注意到，某头部社交平台前审核人员曾发帖称：当前短视频平台普遍采用“AI初筛+人工复审”机制，但日均数千万条内容审核压力下，AI侧重识别涉黄等“高危内容”，肖像权类投诉多依赖用户举报且响应滞后。

法治网记者查阅多家平台《用户协议》发现，尽管平台《用户协议》明文禁止“侵害人格权益”“低俗性暗示”“骚扰辱骂类恶意信息”等内容。但实际操作中仍以“不涉黄即过审”为底线，放任“擦边偷拍”视频流通，相关投诉处置时效长达12-24小时。

图源：小红书平台用户协议截图

马丽红指出，依据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平台对“明显违法”内容负有下架义务，对“擦边偷拍”等非显性侵权内容，通常适用“通知－删除”规则。若平台长期纵容此类内容并从中获利（如流量分成、广告收益），可能被认定为“明知或应知”侵权，需承担连带责任。

“建议未来明确平台对‘高频侵权类型’的主动过滤义务，并细化审查标准。”马丽红表示。

平台审核机制的盲区，加剧了公共场所拍摄的治理困境：若放任“擦边偷拍”，公民人格权益将持续受损，但若过度收紧规则，则可能误伤街拍、新闻纪实等公众创作。

面对这一两难命题，法律如何既守住人格权底线，又为自由创作留出空间？

彭新林指出，公共场所拍摄需以不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若被拍摄者明确表示“不许拍”，拍摄者应立即停止；在互联网发布相关内容时，应采取打码、模糊化等技术措施，隐去可识别特征。

马丽红则进一步提出四重平衡维度：第一，采取“目的正当性”优先原则，对商业性拍摄（需严格获授权）与公益性拍摄（如新闻纪实）进行必要区分；第二，进行“最小必要范围”限制，即街拍作品需避免聚焦可识别的个体，或进行模糊化处理；第三，采用“事后救济”机制，允许创作者以艺术价值抗辩，但需补偿权利人合理损失；第四，明确例外情形，如公众人物在公开场合、突发事件中的必要拍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