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也有自己的古典学。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古典学登上时代发展的国际性舞台。准确把握中国古典学的生成语境、学科边界及价值意蕴，对于会通中西学术空间、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意义。

时代创生

中国古典学是中国学者的一种原创性构建，一方面是对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复兴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历史延续，一方面是对新时代语境下国际新局势、新问题的积极应对。

“古典学”是一个源自西方的学科概念，主要以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献为依据，通过对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艺术等文化遗产的综合研究，汲取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与智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变与转型，西方文化强势东渐，一些学者在救亡图存意识主导下，开始思考中西文化关系的强弱演变，认为古希腊文化译介或可提供一种古典复兴的借鉴思路。如梁启超以“文艺复兴时代”比喻有清一代之学术，赞赏乾嘉学派“以复古为解放”的治学方法符合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精神，而这种治学精神属于古典学的范畴。梁先生不仅首次使用了“古典学”的概念，同时也开辟了以中国文化实践对比观照西方学术的先河。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中国实施改革开放，西方学术思想文化批量进入我国。“西方的没落”“文明的危机”“交往对话”等观念的传入，让国内学者开始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在中西比较的意义上阐发中国古代文明智慧。如周谷城、吴于廑等人率先进行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等世界文明史及中国文明史的比较研究，林志纯则提出构建“中西古典学”的主张，着重论述古代文明世界的民主政治史，明确指出古典学研究的意义“是走向近代，而不是‘复古’”。本世纪初，刘小枫、甘阳等人积极倡导古典学的理念，主张建构中国古典学，编纂出版《经典与解释》系列丛书，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索福克勒斯等西方哲人和作家的思想进行注疏，通过与西方古典精神的对话，实现中西文明文化的交流互鉴，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中国古典学”，主要关注的还是西方古典学在我国的展开情况。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亟待发出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时代强音。文明竞争不是时代的底色，多元文明共生共存才是人类历史的主流。面对西方国家宣扬的“文明冲突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相继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意在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智慧，从而也促使学者从现代学科建设的角度，提出我国古典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时代命题。如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发掘与阐释东西方古典文明的智慧与精神；陆续出版《古典与文明丛书》《古典学研究》《中国古典学年鉴》等专业性研究成果。2024年，教育部批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申报的中国古典学专业，并将其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学从自发建构到学院化、学科化建设的转变。尤其是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古典学日益登上时代发展的国际性舞台，“古典学”范畴从西方独有转变为多元文明所共有。

学科边界

对于“中国古典学”这一新兴学科，学者们立足于不同的学科视野和学术取向，在研究对象的边界讨论中出现了论域不清、众说纷纭的情况。鉴于研究边界或外延代表着学科存在的独立性，十分有必要加以厘清。

目前，学界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四类：第一类认为，中国古典学就是国学，研究对象包括以中国原典文献为基础的经史子集各类传统学术，泛指中国学术。这类观点突出了研究的民族性与本土性，但是毕竟国学对应的是整个西学，而非西方古典学；国学提出的出发点是中西之争、古今之争，而非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第二类认为，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中国历代的文字、器物、精神、遗址等文明产物。这类观点照顾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全面性，但却忽视了“尽小者大，积微者著”，无形之中把中国古典学研究等同于传统文化研究，忽略了经典性、传承性与核心影响力的内容要求，有损于中国古典学学科的独特性。第三类认为，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即中国古典文明，而古典文明指的是自先秦至近代“以儒学经典为主干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这类观点立足于儒学经典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重要作用，但把中国古典学研究大致等同于儒学经典研究，也是窄化和不全面的。第四类认为，中国古典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先秦时期元典性文献和上古文明，这与西方古典学的学术思路颇为接近，即以各自文明源头的基础文献与文明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为研究的根本。从中、西古典学互学互鉴的意义上而言，这一类观点较为可取。

综观相关讨论，往往是把“古典”当作拿来就用的词汇，将其等同于古代，究竟中国古典学中的“古典”指的是哪个时期，并未做出详细界定，由此导致学科边界聚讼纷纭的局面。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曾指出，公元前8世纪至前2世纪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古中国、古希腊、古印度等地区不约而同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哲学家和宗教家，如中国的孔子、老子等诸子百家，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他们提出的观念奠定了后世的文化传统。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反映了理性意识的觉醒，产生了人类文明之根，奠定了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从文明起源的意义上探讨中国古典学的学科边界。

先秦时期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形成了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精神内核，与古希腊等其他文明精神具有一定的契合之处。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古典学中的“古典”，应该以先秦时期作为边界，其研究对象为先秦时期的文化遗产及相关学术行为。由此，则可进一步确定中国古典学的问题阈：主要包括对先秦时期文化遗产本身的研究，其次也包括相关的传承与影响研究；既包括除先秦时期的中国之外，对同阶段其他古典文明的研究，还包括对不同古典文明的比较研究等。相应地，在研究思路上，需要把过去各自分别开展的古文字、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艺术、宗教等研究进行融会贯通，从文明结构及思想脉络赓续的角度出发，形成一系列独立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

价值意蕴

中国古典学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课题，更是新时代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展开中国古典学的探讨与研究，对塑造“文明的活的灵魂”，增强中国学术话语自主性，提升中华文明软实力，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长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古典学以古典文明为根基，并非单纯研究古代典籍与文化，而是融通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考古学、法学等多个研究领域，找寻诸多研究领域共存的历史线索与文化基因，这是中国学术需要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也是中华文明塑造的现实问题。在诸多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历经数千年没有中断且发展至今的文明，为什么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中华文明总能获得重构与新生？是什么造就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源？对此，我们可以借用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观点，西方美学主要体现在各种理论形态之中，而中国传统美学则体现在各种传统艺术形态当中。同样的，中国古典文明精神体现在各种古典文化遗产如文字、典籍、出土文物等中，是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民族信仰、文化科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结果中形成了一定的历史线索与文化基因，并被积淀传承下来，至今仍能以观念的形式作用于现代生活，反观现代的社会问题。所以，它们是“活着”的，延续着的，在中国古典学的视域下成为塑造“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近代西学东渐以来，我国学界曾用西方知识话语阐释中国问题，一度出现“强制阐释”的状况，在学术表述中“中国特色”和本土思想创新短缺。构建中国学术话语权，成为新时代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话语权的确立并非某一话语主体向其他话语受众的单向信息传输，传输信息量的大小与话语权的影响力并非成正比。实质上，话语权的确立与话语信息的质量及感召力关系更为密切，其中质量及感召力又同该话语主体的特色与鲜活性有关。中国古典学致力于寻找中华文明的历史线索与文化基因，必然会从中提炼出一些范畴概念，形成自身独有的学科话语。如，“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体现了公平、和谐、共生的伦理意识，与世界秩序的重塑等具有内在契合性。又如，“和而不同”的处事观、“虚实相生”的美学观、“尚礼守信”的道德观、“以德服人”的交往观、“贵民”“重民”的民本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都以其历史延续性成为中国古典学的观念范畴，这些可以称得上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可谓是西方各国争相从中国古典文明中探寻哲学智慧的例证。建设中国古典学不仅能够推动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而且有助于对外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向世界展现全面立体的东方大国形象，提升中华文明的软实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中国古典学研究基于传统，反观当下，面向未来。它以轴心时期的文化遗产为根基，不是简单地拟古或复古，而是重新审视人类古老智慧结晶对现代世界的指导意义。其探索视野超越了国界与民族，透过中华文明、希腊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等的古代文化遗产，寻求中西方古典思想在国际秩序、人性完满、交往正义、价值关怀等方面追求真善美的契合性，从而有助于破除“文明冲突论”，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观念，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建立起全球文明共识，形成预防冲突与维护和平、推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强大力量。总而言之，中国古典学研究能够揭示众多古典文明的共同价值，有助于实现世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共同营造一个开放包容、持久和平的世界，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远大理想。

（作者：李妍妍，系烟台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