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公布了河南省洛阳市二里头遗址、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山西省昔阳县钟村墓地、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等4个考古项目取得的最新进展，一系列成果让人们对这些夏商时期的遗迹有了新的认识。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 国家文物局供图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耳饰 国家文物局供图

夏商时期都城布局研究取得新进展

“城垣结构、道路网络、池渠水系是大遗址聚落考古的‘金钥匙’与‘总开关’”。正如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雷兴山所说，看似普通的城墙、道路与水系，如草蛇灰线，往往能给考古工作提供重要线索。

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代晚期都城遗址的二里头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可能为“城墙”的踪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介绍，在位于二里头遗址北侧的洛河北岸的古城村遗址，考古人员新近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3条壕沟和1道夯土墙。其中壕沟2、3及夯土墙大致平行，且与二里头遗址主干道、墙垣、夯土建筑等主体遗存的方向一致，在东、北方向对二里头遗址形成围合之势，专家推测这很有可能是二里头都邑外围的壕沟和城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这意味着二里头遗址的范围远远超出300万平方米。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西、南两侧道路十字交叉，将该区域分为四个分区。随着今年的发掘，十字路口区域四个分区围墙并立的布局完整呈现，进一步揭示了宫城区域多网格布局与建筑制度。宫城周围道路向四周扩展，成为有各自围墙的单元。雷兴山表示：“这些网格布局有可能是文献中的闾里制度或里坊制度的一个源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星灿表示，二里头多网格的布局启发我们，在年代相同的其他都城，比如殷墟遗址，可能也有类似的布局。

殷墟遗址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新发现的道路、沟渠让考古学者对其都城布局认识进一步加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介绍，今年考古人员在洹河北岸地区发现了大邑商都城的三横三纵骨干道路网络格局，发现多条道路和路沟，搭起了大邑商洹河北岸地区都城空间的骨干框架，是商代都城考古研究的重要突破。本次考古还找到了大邑商的“城市主干道”——在武官东地发现了一条编号L3的纵向干道。牛世山介绍：“路沟长1.6千米，路面上有密集的车辙痕迹，这是已发现的两端明确、长度最长的大邑商城市干道。纵向干道的北端偏东，与商代城址、建筑的纵向轴线一致，说明这些干道是人为规划建置的。”

水对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水网系统的分布深刻影响着城市布局。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大型水网等重要遗迹刷新了人们对三星堆城址的认识。在遗址东部的仓包包小城及南部台地，考古人员发现了年代均不晚于商代中期的大型水网、东水门和东北水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宏林介绍，目前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水网结构主体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利用自然河流，如马牧河；第二类是与城墙配套的城壕；第三类是在城内分布的一些水沟。陈星灿表示，之前学界对三星堆城址的布局结构了解不多，但是通过近年的考古工作，学界已可以“慢慢把我们的发现绘到一张图上”，将这些考古发现联系起来，三星堆城址的布局逐渐清晰。

文物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钟村墓地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是目前夏商之际黄土高原东部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地。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范文谦介绍，钟村墓地流行的多重棺椁、多人合葬、以半剖的原木为葬具、墓主人头覆扇贝等葬俗，均显示出浓郁的地方特点；同时，钟村墓地出土的部分陶器表面装饰了大三角纹、连珠纹等，表现出较明显的河北下七垣文化因素；钟村墓地出土的陶斝、绿松石串饰、漆器等器物组合，则体现着与二里头文化的交流互动。“遗址的本地特色非常明显，但是也有强烈的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的特征，所以很可能跟商代早期中原王朝的北进有关。”陈星灿说。

吸取不同文化的同时，钟村墓地独特的葬俗亦广为传播。范文谦说，在内蒙古、陕西、河北、河南等地墓葬中，都发现贝形覆面的现象。钟村墓地多人合葬、头覆扇贝等葬俗可能为中原地区零星所见的同类现象找到了文化来源。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同样诉说着交流的故事。

出土文物显示，三星堆遗址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存在密切的互动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与中原地区相似的玉牙璧形饰、玉斗笠状器和玉牙璋，与草原地带相关的铜耳饰，跟甘青地区相关的玉琮，与长江中游地区相似的玉人像等器物，再次印证了三星堆遗址及其所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王立新说，三星堆遗址新出土的铜耳饰是安德罗诺沃文化标志性的装饰品，这种耳饰在我国西到甘肃的四坝文化，东到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都有发现。这是它首次出现在巴蜀地区，显示三星堆遗址和遥远的中亚、南西伯利亚应该有联系。

持续近百年的殷墟考古，九十年的三星堆考古，六十多年的二里头考古……考古人接续努力，努力还原更真实生动的历史长卷。（李韵 王笑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