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徐景蓁，女，江苏省昆山县人，1935年2月8日出生于上海市。1952～195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医预系，1953～1957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1957～1968年在大连医学院附属妇婴医院任儿科住院医及总住院医；1979年起在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工作，历任主治医、副教授、教授；1984～1985年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进修新生儿及新生儿重症监护；1985～1991年任儿科副主任。

中国早期新生儿专家之一，在新生儿重症监护、早产儿营养、新生儿黄疸等领域，引进新技术新理念，开展深入研究，2次获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担任国家评估员，为推进爱婴医院建设和母乳喂养作出重要贡献。积极促进产儿合作和围产保健，曾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常委、副主任委员，《中华围产医学杂志》、《新生儿科杂志》（现《中华新生儿科杂志》）编委。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2016年度协和杰出贡献奖。

访谈节选

从事医学、从事儿科

傅谭娉（以下简称“傅”）：徐老师好，请您做自我介绍。

徐景蓁（以下简称“徐”）：我叫徐景蓁，是一名儿科大夫，现在88岁、奔89岁了。我不是从协和毕业，也不是毕业后就分配到协和工作的。我是在1979年进入到协和医院的。

傅：您如何确立的从医志向？

徐：我选择学医主要是受到我的母亲的影响。她做护士的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影响很大。她曾两次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第一次是年轻时从道济医院护士学校毕业后在协和工作，第二次是五十年代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在协和工作。

此外，我们家也有多人学医。我的两个姑父牛惠生、曹晨涛都是医生。大姑父牛惠生是骨科的，他与兄弟牛惠霖创建了上海骨科医院，我小的时候母亲在这里当过护士长。小姑父曹晨涛是泌尿外科大夫，他也在协和工作过，后来去了上海，1953年后去了西安，到第四军医大学从医执教。

徐景蓁的母亲隋宝琴年轻时在协和医院留影

傅：您如何走上儿科专业方向？

徐：我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预系学习，1957年毕业。当时学医并不分专业。有次，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到学校做动员，说中国人口中三分之一是孩子，所以医学院毕业生中应该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分配到小儿科。于是，1957年我们班三分之一的同学进入儿童医院实习，在儿外、儿内、小儿耳鼻喉科、小儿眼科、小儿皮肤科等所有科室轮转，确立了儿科的方向。

徐景蓁荣获的北医三好学生荣誉徽章

1957届北医毕业纪念徽章

毕业的时候，当时全国都缺儿科大夫，我们被补充到全国各个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我服从分配，到大连医学院附属妇婴医院工作了十年。

大连医学院是一所新建的医学院。国家从上海调去许多好医生支援，其中最有名的是沈其震教授。他是大连医学院第一批教授、第一任院长。当时，大连医学院几乎所有科室的带头人都是上海去的，青年医生培养模式基本上也是按上海的模式在培养。

在大连医学院附属妇婴医院工作时留影 徐景蓁（右五）

我在大连接受了严格的培训，度过了住院医及住院总生涯。当时大连市只有两家医院有儿科，另一家是大连儿童医院。病人流水非常大。病种主要是传染病。夏天多半是痢疾，到了冬天就是流脑，都是很重的病人。我管病房的时候，一个人要管7-8张床，值夜班的时候要管20-40张床。你的床位，病人永远是你负责。做总住院医的时候，住在医院里面，随叫随到。这样高强度的培训帮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傅：在大连工作十年之后，您又辗转去了西北，请您谈谈在西北工作的经历。

徐：我的爱人是国家派去前苏联留学的。1962年他回国后在北京工作，我们一直两地分居，希望能够调到一起工作生活。当时是对调，1968年，有一位现役军人家属需要从北京调到大连，所以我能够从大连调回北京。1968年4月，我调回北京市第一医院，当儿科大夫。但没在北京待熟，就奔到了西北。

徐景蓁与爱人李甡

1970年，根据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北京市属的10家医院，包括1个护校，全部人员、家属、设备搬到河西走廊，成立不同的医院。一是出于西北地区人民医疗的需要，二是有着更重要的加强三线建设的国家战略意义。

拥有200张病床、350多名医护人员的北京市第一医院下放武威地区后一分为二，一半在乌鞘岭以北，一半在乌鞘岭以南。我们这一支在离兰州大概100多公里的永登县成立了新的医院。当时各科人手都不够，我虽然是看儿科的，但到值班的时候病房里所有的病人，内外妇儿的都得知道，这也使我得到了锻炼。由于永登县人口只有2万人，医院有2家。在向卫生部汇报后，1973年8月医院迁到了更需要医疗资源的天水县，成立天水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后来我遇到原来的同事，听他们介绍永登县已经达到20万人口，医疗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徐景蓁爱人李甡赴西北探望她

“六·二六”时期我爱人因为各种原因在北京留下了，没有和我一起走，我们又一次异地分离。我独自带着女儿和儿子去的西北。当时每三天值一个夜班，每逢夜班我就叮嘱11岁的女儿看好3岁的弟弟。后来我母亲到了西北，把儿子接走照顾。我在西北工作生活了九年。因夫妻异地，1979年终于调回北京，一家团聚。

成为“协和人”

傅：您怎么到协和工作的？

徐：我调回北京后，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医科院情报所（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简称“信息所”）工作，二是去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工作。我还是愿意做临床，所以选择了协和儿科。

协和儿科曾外迁，当时医院只在外宾医疗部有儿科门诊、急诊和住院，地点位于东单三条儿童医院。我刚到协和后，先在外宾病房、外宾门诊工作了一年半。我感到在协和这个大家庭里，每个人都非常珍惜协和的身份和声誉。我虽然不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又是“半路”加入的，但我要努力成为一名“协和人”。人家做五分努力，我必须八分努力，一定得把自己缺失的补上，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周华康教授查房 徐景蓁：左一

时任儿科主任周华康教授了解到我原来外语学的是英文，就鼓励我把英文拣起来，并想了各种方法培养我们的英文水平。他先发给我一个儿科常见疾病英文单词小册子背诵。交班时，他要求我们用英文汇报当天收的病人或者病房的情况。后来我英文能力逐渐提高，可以不需要翻译自如地和外宾交流了。周教授又鼓励我编写儿科常见疾病的英文问答，还培养我参与跟病案科合作的中英文疾病诊断目录的编制和翻译工作，给我很大帮助和提高。

傅：在临床诊疗中，您有印象深刻的病例吗？

徐：印象最深的是一岁的小患儿，他患严重败血症、毒血症并伴有呼吸和循环衰竭，非常危险。当时正好是在春节假期，周华康教授组织全体医护，我们轮流守在孩子身边观察病情，积极抢救。周大夫每天早上7:30准时到病房，讨论病情，指导方案。这个孩子需要呼吸机，医院没有设备，我们从儿研所借来。周大夫非常谦虚地学习呼吸机的使用，应用在这个孩子身上，抢救成功，孩子完全恢复了健康。

周华康教授与康复后的患儿做游戏

外宾患者出院时，需要写中英文病例摘要。周华康教授亲自写了这个患儿的病例介绍。他对病程的描述，没有多、没有少，恰如其分，挑不出任何毛病，我看了感到非常佩服，曾多年珍藏着他的手稿。

傅：协和新生儿专业是如何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徐：当时全国每年分娩2000万新生儿，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量。有些新生儿不是不可以救活的，（之所以没有救活）是因为当时我们不了解、不掌握这些技术。

新生儿是一个新的专业方向，协和儿科积极派人出国学习。先是赵时敏大夫去国外进修了两年，然后是籍孝诚大夫。我1984年至1985年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在他们儿童医院的新生儿科及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进修一年。这样，协和儿科把新生儿专业建立了起来。

徐景蓁（左）与住院大夫苏英（右）医治新生儿

我们和产科开展合作，派儿科大夫进入新生儿室，凡是生下来的孩子都由儿科来管，需要时就转到儿科继续治疗。协和产科有很多有高危因素的孕产妇，比如多年不育、合并糖尿病、合并红斑狼疮、多胎的，等等。每个月产科和儿科都一起讨论这些高危孕产妇的病情，分娩时儿科大夫进手术室，随时做好抢救新生儿的准备，NICU、新生儿病房也提前接到通知做好充足的准备。通过密切的合作，我们明显提高了胎粪吸入、黄疸、呼吸窒息等新生儿多见并发症的抢救成功率，新生儿死亡率明显下降。协和成功抢救的早产儿体重越来越低，从1500克逐步下降，多例1000克以下的极早早产儿都健康长大了。协和儿科新生儿专业达到了国内领先、与国际同步的水平。这都是在赵时敏大夫当主任的时候，我们医护共同努力的结果。

产科、儿科讨论病例。左起：鲍秀兰（一）、郭异珍（二）、魏珉（三）、赵时敏（四）、杨剑秋（五）、徐景蓁（六）、徐蕴华（七）、护士长奚丽芳（八）

“新生儿窒息病因、预防及治疗的研究”项目获1990年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傅：您对哪些协和老教授印象深刻？

徐：最深刻的是周华康教授，他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一辈子也学不完。

周大夫的为人是那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科主任的架子。任何人提出任何的问题，或者有为难的情况，甚至于生活的问题，他都给予很客观的、很善意的意见和帮助。周大夫遇到经济特别困难，却需要长期服药的病人，他会自己花钱买了药，然后寄给患者，让孩子继续用药治疗。这样的情况不止一例。有一次记者来采访，我就对记者说，周教授有颗水晶般的心。

他在查房的时候，无论是思维、逻辑还是做出的结论，都是慎重又准确的。我记得有个诊断不明的病例，怎么查也查不出原因，周大夫就说，这个孩子是结核。最终我们找到了结核杆菌，治疗后孩子恢复了健康。

对待晚辈，他总在不同时候，用不同方式来培养每一个人。我初到协和的时候，在科研方面是欠缺的，而协和在这方面非常突出和拔尖。我写文章给周教授审稿，他每次都很仔细地修改，文字的错误、意思的错误、标点符号的错误都给我改正，使我不断地得到提高。

80年代初儿科合影 前排左起：徐景蓁、李大维、籍孝诚、周华康；二排右一：魏珉

推广母乳喂养理念

傅：您主要参与了爱婴医院在全国的推广工作，当时是怎样开展这项工作的？

徐：当时的背景是，中国新生儿数量多，改革开放后，大量外国商品，比如牛奶，进入中国市场，有些打着母乳化牛奶的广告，很多人误解以为这可以替代母乳，中国母乳喂养率下降得非常快，这对孩子来说并不是好事。

1992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原卫生部签署了“促进母乳喂养、创建爱婴医院”项目，推广母乳喂养。如果能达到母乳喂养、母婴同室等10条标准，就可以被授予“爱婴医院”。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全国推广的工作交给了协和。1992年6至7月，医院产科和儿科派出我、徐蕴华和杨剑秋大夫一起，到伦敦国际母乳喂养管理培训中心接受了5周培训。我们学习回来后，原卫生部妇幼司成立了中国母乳喂养技术指导委员会，我们被任命为委员、爱婴医院国家级评估员，负责对全国六大区的大医院、综合医院和妇幼保健院培训。

1992年，徐蕴华（左三）、徐景蓁（左四）、杨剑秋（左六）在伦敦国际母乳喂养管理培训中心学习

此前中国的产科都是产儿分离的，有单独的婴儿室，妈妈不在孩子身边，不利于母乳喂养。爱婴医院提出，母婴应该同室，让孩子在妈妈的身边，帮助妈妈产奶。此外，那一代的母亲都是一胎，没有母乳喂养的经验，怎么抱、怎么喂、怎么吃，母乳喂养的姿势和技术都需要培训。

徐景蓁的爱婴医院评估员胸章

除做好培训外，还需要去检查，是否达到爱婴医院的标准，可否授牌。北京协和医院就是全国首批5家爱婴医院之一。最初两年都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外国专家来检查，我们陪同，一起考核和评审。后来就由我们独立继续做评估，每年我和徐蕴华都要去全国各地评估，这个工作做了十年。

在全国开展爱婴医院评估工作 徐景蓁（右二）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扎扎实实地把母乳喂养率提高上去了，中国成为全世界爱婴医院发展最快、数量最多的国家，得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我们被推荐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去分享中国经验。我介绍了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对母亲和下一代的关心和关爱。我们在产前就组织了孕妇学校，对生产过程、新生儿看护、新生儿喂养方面进行指导，并宣传母乳喂养的益处。

徐景蓁（中）在全国开展爱婴医院评估工作

现在协和儿科在母乳喂养方面又有了新的进步，我们在推进的母乳库工作，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母乳是最好的营养，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它所提供的免疫功能。能吃到母乳，更多早产儿就有机会存活下来。但是，有很多没有母乳或是有一定基础疾病无法母乳喂养的。母乳库可以把一些母亲奉献出来的多余乳汁提供给没有母乳的孩子，帮助早产儿成长。协和医院已建立母乳库好几年了，取得了一定成果。我希望全国医院都能有这样一个母乳库，让更多早产儿受益。

傅：您做科研有什么心得或体会？

徐：协和儿科做科研不是以规模取胜，而是把重心放在少而精上，通过仔细的临床观察，总结发表了许多高质量临床文章。外院来参观时，没想到我们仅仅这么少的床位，就能发表这么多的文章。

我并没有做基础科研，都是在临床上解决临床问题的。比如，对于新生儿黄疸的问题，它严重时会损伤新生儿大脑，引起新生儿脑病。但中国没有自己的黄疸危险因素的资料，临床使用的都是国外的数据和标准。后来，我们牵头开展中国自己的新生儿母乳喂养黄疸变化研究。我、丁国芳和实验的同志一起做这个课题，全国合作，15个城市收集了800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母乳喂养的孩子都回到家里去了，我们就得到家里去随访、测量。数据不合格的都要删掉，最后完成了800例。根据这项研究，我们绘制了中国人母乳性黄疸的曲线，得到了正常值范围，结论被国内广泛应用。

傅：您参与了围产医学分会的创建，做了哪些工作？

徐：国际上定义怀孕28周到生后7天，叫做围产期。围产医学关注从母亲宫内到出生后孩子的状况。随着新生儿诊疗技术的发展，协和产科与儿科密切协作，不断提高早产儿存活率，得到了国内同行的重视。北大医院妇产科严仁英教授非常重视围产期保健工作，由她牵头，协和、北医一直共同积极争取，1988年在中华医学会成立了围产医学分会，1998年《中华围产医学杂志》正式创刊。我比较早进入围产医学分会，历任委员、常委、副主任委员。《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编委我做了20年，最开始是册子，正式创刊后先是季刊、然后双月刊、再是月刊。2000年退休以后，我还干了8年编委。2018年创刊20周年纪念会时，我被授予终身成就奖。

无悔从医路

傅：您诊治过的孩子长大之后还有回来看您的吗？

徐：每年！每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科里就把早产儿尽可能地请回到医院来，一起过节。妈妈们都特别配合，带着孩子来表演节目。我们看到不同年龄的孩子的不断发育，有的成长得非常好。这也是一种回访，已经是协和儿科的一项传统，是集体的功劳。

做医生的，当你看到自己帮助过的一个早产儿跟其他正常孩子一样健康长大，发育、读书各方面都一样地好时，或是你抢救活一个孩子时，这种心情是没法形容的，什么都换不来的，这是做大夫的骄傲。

2001年6月27日，儿科在15楼3阳台合影 徐景蓁：二排右二

傅：您也很重视医生和护士的配合是吗？

徐：我这个思想是我母亲传递给我的。她一直告诉我，大夫和护士是一列火车的两个轨道，没有这两个轨道，火车是开不了的。护士跟大夫是平行的，没有孰轻孰重，只有密切配合，才能使患者康复。

傅：您对协和以及协和青年有什么寄语？

徐：协和有“严谨、求精、勤奋、奉献”这4个词的院训，我时刻按照协和的标准，努力做到这4点。医院聘我为副主任，后来再颁给我协和杰出贡献奖，我觉得我自己终于能够达到协和人的标准了，这是医院对我的认可，我打从心里感到高兴。协和杰出贡献奖章对我而言有莫大的意义，是我这辈子我最珍爱的一项荣誉！

我认为大夫就应该以救死扶伤为己任，永怀对生命的敬畏，尽最大努力和耐心去做，永远不能忘掉最基本的医德。技术在进步，科学在发展，祝愿今天的协和人不断求新、求精，跟上时代、超越时代！

本文节选自徐景蓁教授访谈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