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天，消息是晚间公布的。很多地方都举行了庆祝活动。而在它的出厂地——位于青海省一片辽阔草原上的第二机械工业部“221基地”，由于严格的保密措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原子弹产自身边。

根据不同人的回忆，这里也有过庆祝活动，但与外地一样，都是为那离自己很远的、沙漠深处升腾的蘑菇云。有人这样问同事：“我们国家还能制造这么厉害的武器？在哪儿生产的啊？”

221基地的装配钳工黄克骥属于少数知情者。他参加了核试验，原子弹由他和同事手工组装。当他们从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返回，很多人都不知情，包括他妻子在内。

221基地的一处车站。当初，第一颗原子弹从这里出发，运往核试验基地。张国/摄

“那时候保密。”年近九旬的黄克骥这样解释60年前的事情。

黄克骥老人接受采访时，爱人一直坐在客厅里旁听。郑萍萍/摄

直到原子弹爆炸后第二年，221基地的技术员刘智财去另一个工厂接收一款产品，还有人向他打听：“咱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是不是从苏联买的？”

刘智财不知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所在的车间就负责核材料加工，但由于隔离式的保密措施，他对别的工序并不了解，也从未见过原子弹，“我们只知道自己所干的这一段、这一件”。

有过多支部队驻扎于此，包括附近山上的空军高射炮兵和探照灯兵。但许多士兵，直到服役期满都不知道，他们昼夜守卫的221基地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1958年开建，存续了36年多。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都诞生于此。

另一位技术员刘书鹤是1964年来到基地的大批毕业生之一。他这年9月拿着报到证到青海时，距离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只有一个月，他对此一无所知，连目的地在什么方位都不知道。

在省会西宁的报到点，他接受的入职第一课是保密教育，那节课的高潮环节是会场内800多人举起手臂，宣读保密誓词。他们的工作证盖着“国营综合机械厂”的钢印，这是个掩护名称，每个人在任何信件、任何场合，都不允许透露基地性质、规模、地理位置等信息。

来到221基地后，刘书鹤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同班同学朱鸿森失去了联系。

50年后，在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的一次活动上，退休的刘书鹤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向新疆马兰基地原司令员马国惠询问，意外地找到了朱鸿森的电话。

这时他才知道：那些年，他们一个在221基地，一个在马兰。在像他这样的人手里，中国的核武器被一步步制造出来，然后送到他的同学那边去试验。他们互相去对方的基地出过差，但从未相遇。他在马兰打听过同学的下落，但由于保密限制，没有任何结果。

两个人，被同一个秘密隔开了半个世纪，刘书鹤说，他感到欣慰的是，他们身处两地，却一直置身于中国西北的“同一战壕”中。

中国人的腰杆儿

2024年夏天，83岁的刘书鹤回了一次221基地。这是他离开后首次回来。30多年前，221基地撤销，人员分散安置，有一批人包括他在内，迁到河北廊坊，创建了另一个工厂。

他告诉记者，他本来没有回去的计划。他年轻时在基地受过腿伤，行动不便，但又抑制不住想念。解决之道是儿子推着轮椅，陪他“回家”。

很多老人都有这种矛盾的心情，他们担心自己的身体，又担心回去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回到这片叫金银滩的草原上。

他们怀念这里连绵起伏的山峦、山巅终年不化的白雪，以及丝带一样蜿蜒伸展的河流。

记忆并非全然美好。当地平均海拔约3200米，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二。初到者需要克服高原反应。

另一些记忆与寒冷有关：这里年均气温是零下0.4摄氏度，曾令他们苦不堪言。

84岁的退休工人蒋宗泰对此心有余悸。他说，那时他们冷天里吃馒头，前两口还热，咬到第三口，就能吃到冰了。

84岁的221基地亲历者蒋宗泰讲述“蘑菇云”背后的故事。胡春艳/摄

1958年，中国政府在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这片水草丰美的草原上划出1167平方公里的禁区，建设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实际建成区是573平方公里。

这片群山环抱的草原被选中为国家的核基地。为国家让路，1279户、6700余名牧民赶着大约15万头牲畜，仅用了10天，就迁到了外地。带头拆除帐篷的，是时任海北藏族自治州州长夏茸尕布的母亲和姐姐。

当时，原子弹问题不但是中国面临的科技领域最大“卡脖子”问题，并且直接影响国家的安危。

就在221基地建设过程中，在第一颗原子弹送去试验之前，一些技术人员一度转移到周边其他县城，因为有消息说，这个新生的基地可能会遭遇国外打击。

蒋宗泰记得，那次技术人员临时撤离后，他们留下“看家”。

中国抽调人力组建了核武器研究所——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该所的221基地建设也因此展开。

在北京，第九研究所盖起了一个样品库，以供存放苏联的原子弹样品。

但样品并没有等来——两国关系出现了裂痕。1959年6月，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

“这就逼着我们自己干”，回顾这一经历时，“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说。

中共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1963年7月，美国、苏联与英国签订了一份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但不禁止地下核试验。

据朱光亚回忆，美国代表当时称，之所以达成协议，是因为“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

1963年，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有了突破性进展。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到221基地检查工作，当时，他们确定了“596”这个数字——把1959年6月这个特殊时刻，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

黄克骥说，原子弹一直被视为“争气弹”。“大伙儿都憋着一股劲儿。早日试验成功，中国人腰杆儿就挺起来了。”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沙漠上空，“596”带来的那朵蘑菇云，标志着一面盾牌的升起。

中国政府关于第一次核试验的声明里提到了几个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威胁”。

这份文稿说，“一旦反对他们的人也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

紧迫感

晚年的黄克骥，家里挂着一幅字“汗浇血铸”，那是对他亲历的核弹研制过程的概括。

他的从业生涯里有过一次汗流浃背的半小时。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次发射导弹核武器，那是首次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

一个工人往核弹头试插雷管的时候，有一根雷管拔不出来。气氛立即凝重起来。领导说让黄克骥这位钳工去试试看。

“我脑瓜一片空白。”他对记者回忆。

尽管表示自己也“没干过”，他依然硬着头皮上去，操作了半个多小时，把雷管拔了出来。这时已大汗淋漓，内衣湿透。

那是中国的第四次核试验。他参与组装的那枚核弹头飞到894公里外爆炸，宣示中国拥有了可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1964年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高塔上爆炸的，无法用于实战，因此，中国曾被认为“有弹无枪”。

刘书鹤也有过那种时间变得格外漫长的经历。一次武器退役试验，炸药变形后拆不下来，只能用锯去切割。两名工人操作，有人负责计数，提醒他们一分钟锯多少下。安全员在一旁浇水以防爆炸。每个人的心都揪着。工人的身上落满了炸药粉。

为这120分钟，刘书鹤给工人事先准备了两套换洗衣物。

60年后，弓着身子为国家“挺起腰杆儿”而流血流汗的那一代人已渐次老去，有的离开了人世。

221基地撤销时，这些人离开金银滩草原后的主要聚居点之一，是位于西宁市的“二二一小区”。为他们服务的中国核工业集团二二一离退休人员管理局西宁管理处管理科科长于大华熟练地对记者说，他们的服务对象是154人，年龄最大的97岁，最小的68岁，平均82岁。

她记得很清楚，2014年1月1日，这个数字是341人。

第一颗原子弹诞生前，于大华的父亲就在221基地工作。如今，她为父辈服务。

这位“核二代”说，父辈们的集体愿望，就是把“221”的故事讲下去，让更多人知道“两弹一星”精神。

2024年，一些老人跟刘书鹤一样，赶回221基地参加纪念原子弹爆炸60周年的活动。

观众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出的“两弹一星”元勋照片前拍照。张国/摄

2009年，当地建立了“原子城纪念馆”。馆里的工作人员不时会从参观者中发现这类老人——有的人会静静看完展览后，告诉讲解员，自己就在这里工作过。一些人参与了纪念馆的展陈工作，用他们的回忆来帮忙还原当年的情景。

几年前，在一个闭馆的日子，一名讲解员见到一位老人趴在玻璃门外张望。他说自己86岁了，在221基地工作过，从江西来，很遗憾不知道是闭馆日。纪念馆特地为他打开了门。临别时，他感激地说，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来这里了。

纪念馆多年来一直在派人回访那些老人。副馆长杜文林说，他们回访过在高塔上为第一颗原子弹插雷管的作业队，副队长叶钧道告诉他们，自己当时不紧张，因为动作练过无数次。等到他们找到另一人的联系方式，发现对方去世了。

他们2011年去北京，听说“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当时身体抱恙，没敢打扰。巧合的是，在楼下碰到陈能宽散步回家。他们“冲”了上去。那天，陈能宽为他们题写了馆名。

另一位元勋于敏接待他们后，临别时说了一个期待：把青海的教育抓好。

2024年，“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和于敏的后人，也参加了青海的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座谈会，去了他们向往已久的父辈工作过的地方。

纪念馆里展示的郭永怀、邓稼先的名言。张国/摄

他们向纪念馆捐献了一些藏品，有两位科学家的手稿，还有一枚于敏收藏过的原子弹爆炸纪念章。

2021年，海北州政府设立了“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李兴平说，这片旧址早在2001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制定了保护规划。这个办公室的职责就是编制保护方案，实施一些保护项目。221基地共有18个厂区，近300个单体建筑需要管理和修复。

其中一个重点项目，是过去的一个火车站台，已有部分塌陷，曾经繁忙的铁轨陷入沉默。60年前，这个并不起眼儿的站台在为中国人的“腰杆”承重。第一颗原子弹就是从这里秘密出发，运往试验基地。

李兴平说，他们希望通过修缮，使车站恢复原来的状态。

他们的办公地点，就在221基地标志性的一分厂“105大楼”，曾是实验部和设计部办公楼，刘书鹤曾在一楼办公。一些顶尖科学家在这里进出过。

在不同厂区，他们尝试复原一些车间。有的从档案馆里查得到建筑设计图纸，但有的涉及保密，找不到图纸，只能借助老人的口述，来尽量还原。

221基地复原一分厂生产车间。胡春艳/摄

清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谢建源提供了很多帮助。一分厂102车间里张贴了一份名单，是他凭借记忆列出的某些年份的车间成员。他让这个车间的同事又“聚”在了一起。

在这个车间，年轻的谢建源处理过棘手的核材料起火事故。那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3个月，一些浸泡在四氯化碳中的铀切屑在搬运时暴露在空气中，发生了自燃。80多人出现四氯化碳中毒症状，所幸并无大碍。

谢建源与未婚妻认真地讨论过一个问题：假如没有孩子，她是不是仍愿意结婚。他常年与核材料打交道，如果受到过量辐射，影响生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她的答案是“愿意”，而他们生儿育女也未受影响。

2024年，热心的谢建源没有再回221基地——他已辞别人世。

没有刻完的名字

当年的人早已四散。1995年，221基地退役，移交海北州。谢建源参与过最后的核设施退役处理工程。

得名自古代“西海郡”，这里改名为西海镇，草原上又迎来成群的牛羊。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化剑为犁”的核武器基地。

对那段历史，当地先是立了一座纪念碑，后来又开设了纪念馆。

“核二代”夏鹏重返金银滩，在“596”长廊上找到父亲夏永泰的名字。胡春艳/摄

2023年，纪念馆在户外搭起一条“596长廊”，两侧由长长的姓名墙构成，墙上是30多年间在221基地工作过的人名。

第一个名字是阿白，到佐春香结束，刻上去的名字有31564个。

名字刻在特殊的锈蚀钢上，极易在手指沾上棕色铁锈。但字体镂空，无论晴天雨天，光线都会透过墙壁，使这些名字不时闪着银光。

很长年月里，有一位科学家在此地的化名是“王京”。但在这面墙上，他以本名示人——王淦昌，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对公众来说，墙上的多数人籍籍无名，也有极少数如雷贯耳，受到过国家的崇高嘉奖：在首都的人民大会堂里，在庄严的仪式上，他们每人获得了一枚由500多克黄金打造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那是1999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35年之后。

属于力学家郭永怀的那枚奖章是追授的。奖章发出时，他已殉职31年。1968年，他从青藏高原的这个地点出发赴北京，飞机降落前，不幸发生了空难。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中，他是唯一的“烈士”。

每位“两弹一星”元勋都在这个纪念园区拥有单独的雕像，但回到姓名墙上，再大的人物，也是按照姓名汉语拼音的顺序，排在密密麻麻的3万多个名字里。每个名字拥有同样的面积。

与郭永怀、朱光亚、周光召紧邻的分别是郭永明、朱光辉、周光先。于敏在于海荣的左侧，邓稼先的上方是邓家润，陈能宽下方则是陈攀森。当年在核武器研制中与王淦昌、郭永怀一起作为技术上的领路人、被称为“三尊大菩萨”之一的彭桓武，夹在彭华述与彭换清之间——以这种方式，他又回到了念念不忘的“集体”中。

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的很多年后，一些科学家凭借这两种核弹的理论设计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彭桓武排在获奖名单首位，但他拒绝把奖章带回家里。他交给“集体”，并写下“集体，集集体”的赠言，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这些科学家引领下，刘书鹤也因在这里的工作获得过国家科技奖励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他对记者说：“我的体会，那是全国人民大力协同的结果，是上万人群策群力攻关的成果。至于我们每个人，你最多是青海湖里的一滴水、金银滩上的一棵草。”

“历史将永远铭记所有把热血和青春奉献给这片土地的人们！”2009年，纪念馆开馆时已立过一面姓名墙，基座上有这样一行字。

因为资料缺失，那面墙上只有6000多个人名。年深月久，一些名字因为锈蚀，完全看不清楚。少数则格外显眼，因为不断得到擦拭。有人甚至努力爬到几米高的地方，用鲜艳的染料去描出某个姓名。

工程师李宗兴到过第一面墙下。他参与设计过221基地的一些厂房，后来调离了这里。从墙上，他找到一些熟人，也有一些他所知道的人名不在上面，包括他自己，这成为他的遗憾。

2023年新建的纪念墙，收入了更多的姓名，但仍不完整。李宗兴就不在其中。遗憾的是，他已去世。

纪念馆馆长马清芳对记者说，名单征集自与221基地有过延续关系的中国核工业集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机构，都是在基地工作过的人员，有人因为调离等原因，不在名单之列，需要逐渐核实补充。

她还表示，建造时已预留了位置，会陆续刻上去。

因为工作，马清芳结识了不少221基地的老人。他们向这些亲历者征集史料，组织关于“两弹一星”的研讨活动。

常有老人托她去姓名墙上寻找某个名字，拍下照片。马清芳说，看到这些名字，这些亲历者及其家属常说的是，“历史没有忘记，祖国没有忘记”。

“他们的要求很低”，她说，“不要忘记”就是他们的愿望。

艰难与礼让

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记忆，并不都与核材料有关。

1958年9月，从河南项城县奔赴青海的“支边青年”蒋宗泰，成为221基地的首批建设者。

没有房子，他们住在过去牧民的废弃羊圈里，“把羊粪往外一拢，地上铺上麦秸”。

他以为是来开荒的，结果干了很多工种。他修过铁路，第一颗原子弹出发那段近40公里的铁路专用线，是他们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中抢修出来的。当地一年的有效施工期只有3个月，大多数时间，要靠烧锅炉保温，才能浇筑水泥。高原冻土，那条铁路让他们吃尽了苦头。

蒋宗泰工作半年多后，河南清丰县的张瑞林也来“支援边疆”。他也以为是来种地，带着犁地的农具。依然没有房住，他住进了10多个人一顶的大帐篷。

在冻得硬邦邦的土地上，这些早期的建设者采石，烧窑，铺路，上山打荆条用于建房，捡回牛粪来当燃料。

早上起床，他们的被子和头发会结上白霜。蒋宗泰说，“被子上每天能倒出一捧沙子”。许多人有过被夜间大风把帐篷吹翻的经历，他们会在夜晚听到狼嚎，或者在路上见过狼。

即使后来逐渐有了房子，也是大片的“地窝子”：在地下挖出深坑，四周堆起土坯，顶上盖上油毡。

221基地以二分厂为界，以东被称为“东伯利亚”，以西则是“西伯利亚”。

饥饿是早期的集体记忆。221基地开建不久，中国人就遇到了饥荒年月。

221基地的老人能够清楚地记住当时每个月的人均粮食：28斤、26斤、24斤、22斤，因工种不同而不同。相同的是都远远不够，没有油水，没有蔬菜。用来冲水喝的“酱油膏”是他们经常提到的一种调味品。

很多人去医院寻找泻药解决便秘问题。医生还遇到过因为吃草原上的旱獭而染上鼠疫的病例。

蒋宗泰按着大腿向记者演示，说当年饿得浮肿，身上“一按一个窝，一按一个窝”。

一些务工者不辞而别。蒋宗泰同村来了4位，留下的只有他。他对同乡说，还没看出这个厂是干啥的，你就走了？

他记得当时倡导的是“先生产，后生活”。后来为了“自救”，基地成立了农副业生产处，招募牧工开了牧场，组织人们打猎、捕鱼，种出土豆和油菜。

张瑞林忽然成了打鱼队一名班长，去青海湖上打鱼。有一次，为了多打一网鱼，给人们改善生活，渔船返航太迟，湖面结了冰。他们一边凿冰，一边硬往回开，船身划了一个大口子，差点儿沉在湖里。

在国家面临困难时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曾透露，1961年7月的国防工业会议上，对“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有过热烈的讨论。

陈毅副总理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他形容，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任务包括加速核武器研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主任，成员包括7位副总理。

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局长、北京第九研究所所长李觉认为，从那以后，221基地的建设进程加快了。

李觉于1958年8月，率人来扎下3顶帐篷，开始了221基地的筹建。

他的个人传记显示，他率领二三十人、3顶帐篷、4辆吉普车和4辆解放牌卡车。他们白天骑马去测量，晚上挤在帐篷里，在煤油灯下画出图纸。

在221基地筹建处工作过的董淑身，从南京机器制造学校毕业后，分到北京第九研究所。1961年11月底，从北京被派到“前方”。她住进了221基地的新楼房。

当年221基地的年轻人在宿舍楼前。资料图片翻拍

她看到楼下搭起帐篷。一个住帐篷的人跟她搭话，问她“苦不苦”，她说“不苦，苦惯了”。

她后来得知，这就是李觉，自己的顶头上司，还是一位将军。他带头让出楼房，让所有行政人员去住帐篷，把楼房留给研究人员。

“我们觉得很不忍心，又觉得这‘头儿’真好。”董淑身对记者回忆。

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作了大量调度工作。

钱学森晚年回忆过，有一次开会说到经费问题。周恩来对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说：“先念同志，请你高抬贵手。”

李先念把手举得高高地说：“对于‘两弹一星’，我的手始终是抬得高高的。”

钱学森记得，聂荣臻曾出面给各军区打电话，给科研人员调去黄豆、带鱼、猪肉和羊肉等，以度过难关。

研制原子弹是这个国家的优先事项。刘书鹤保存的账本显示，他从实习生转正后，在221基地的月工资是126.75元，而他当时在北京和上海的同学都不足60元。

毛泽东要求“大力协同”。全国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高校参加了攻关。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摄影家侯艺兵访问过许多老人，与人合作出版了关于核弹和221基地的口述史著作。221基地负责采购设备的柯校枝向他们提到了一段协调设备的经历。

1964年8月，这里急需一台乳胶显微镜，来不及从国外订货。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新买过一台，为了安装设备还拆了门，刚把大门修复。他们去联系，工作人员一边说“你们一来又得拆大门，你忍心吗”，一边顾全大局把设备拆了下来。

另一种“空气动力学”

那些“两弹一星”元勋，都是“协调”来的。

邓稼先是调来较早的。1958年，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请他参与国家的原子弹研制。

回到家，邓稼先对妻子说，“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于敏被钱三强邀请参加氢弹理论研究时，感到“始料不及”。他自认性格内向，且喜欢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不太感兴趣。

但他后来谈及当初的选择时表示，是一种很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促使他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以后，接受了这项“沉重的使命”。“面对这样重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科学家中的3个支柱——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是1960年同一批调来的。这一年还从各地选了105名科研骨干，陈能宽就在其中。1962年，又调来了126人。

这些科学家里，朱光亚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很早就与制造原子弹发生了交集。

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后，当时的中华民国也有意培养人才造原子弹。经蒋介石同意，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弹道学专家俞大维选拔6名青年学者去美国学习。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的朱光亚和李政道就在其中。

这个计划很快就终结了：被派出者没有接触到美国的原子弹技术。

朱光亚是6人中唯一真的研制原子弹的人，只不过，他服务的已不是蒋介石的那个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光亚回到祖国。在回国的船上，他起草了一封给中国留美学生的公开信。

“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221基地里来的，除了科学家，还有黄克骥这类从各地调来的高级技术工人。

1963年，黄克骥在北京接触过原子弹的一种试验弹。在研究所的一个旧车间，刚进门就看到，窗台下放着一个大“炸弹”。技术人员告诉他，这与原子弹有关。

“我当时就愣住了，我哪能想到我们国家能做原子弹呢？”他说，自己晚上回到家里，只能“偷着乐”，妻子对此一无所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始于1960年4月。当时的研究人员傅樱记得，他们在4台半自动电动计算器上开始做数值计算。前3次，发现一个重要数据与苏联专家当初留下的数据不符合。他们日夜“三班倒”，又算了两个半月，第五、第六、七次计算结果仍和苏联专家的数据不符，但与前3次一致。经过两个多月，他们算到了第九次。后来，周光召分析了九次计算结果，从理论上论证结果是正确的，否定了苏联的数据。

在推动原子弹研制中，221基地的主要组建者之一、李觉的副手吴际霖，曾以同事们熟悉的“空气动力学”来鼓励大家争气。他开会时说，我们憋足了一股气，要把这股气变成动力，努力工作，为祖国争气，这也是“空气动力学”。

刘书鹤从事核武器的环境实验，是郭永怀十分关注的领域。郭永怀指导他们建了一个160立方米的高低温实验室，这样能够不受季节限制完成一些任务。

郭永怀遇难前3天，还去过这个实验室。他告诉刘书鹤，自己要回北京一趟。他还说自己喜欢夜航。

3天后，他乘坐的夜间飞机失事。

隔了近60年，刘书鹤忆起那番对话，仍然感到惋惜。

他听过郭永怀的课。郭永怀讲课时说，原子弹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大家都要重新学。

当初，郭永怀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辞职回国，为了避免再受阻，跟同事们野餐时，把自己十几年所写的未发表的书稿都投入了火里。

在刘书鹤记忆里，郭永怀是个瘦高个儿，头上一顶鸭舌帽，戴着眼镜，眼神非常敏锐。刘书鹤那时担心被他问住，因为他的问题总是很深入。同时，他又会热情地指点年轻人去读哪本书。

工人蒋宗泰改做厨师后，也认识了郭永怀。他在小灶食堂工作，为这些科学家服务。

他说，小灶食堂伙食比大食堂精致一点儿，因为用餐的人操心用脑程度跟别人不同。有时，深更半夜还要等他们结束工作吃饭。

这些人多数有高原反应。于敏尤其明显，他食欲不振，同事经常看到他走着走着就想呕吐。但蒋宗泰没见谁跟厨房提过单独的饮食需求。

郭永怀爱吃红烧鱼，他是山东荣成人，来自沿海地区。这是厨师们所能掌握的饮食偏好。

郭永怀出事前一天，在食堂里跟大家打过招呼，说自己明天要去北京了。

飞机失事的消息传来，大家感到震惊。郭永怀在食堂里留有一双自己的象牙筷子。他去世几年以后，他的筷子还被厨师好好地放在那儿。

“对我们来说，这双筷子是怀念。”蒋宗泰说。

西出阳关多故人

221基地的建设，与原子弹研制的进度是同步的。

一位叫李凯的电工记得，早些年，他是整个基地第一个做阑尾手术的人。这是外科医生陈长贵告诉他的。手术做到一半遇上停电，护士打起手电筒，医生坚持做完了手术。

当时，基地靠一台柴油发电机组来发电。遇到停电，人们会手持蜡烛为医生照明。研制炸药的工程师刘振东在一个夜里因急性盲肠炎去了医院。为他做手术的也是陈长贵，也遇到了停电，并且靠手电筒的光照来完成手术。

不过，这一天对他来说，另一件事更加难忘。在他的主持下，1962年12月8日，二分厂浇铸出第一锅炸药——原子弹的第一块炸药部件研制成功了。他们一直在为引爆原子弹研制适合的混合炸药。

像厨师一样，他们使用一种炸药熔化锅来熬制高浓缩炸药球，需要不停搅拌，以免糊底。

从1963年3月开始，221基地迎来了大批人马，这被称为“草原大会战”。人们记得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将军的行前动员讲话。那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已经完成。

喜欢写诗的张爱萍用一些唐诗鼓舞士气，比如“不破楼兰终不还”，还有“西出阳关无故人”。不过他说，这么多人过去，是“西出阳关多故人”。

1964年6月6日，221基地的爆轰试验场，首次开展了全尺寸的爆轰出中子试验，这是对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的验证。

爆轰试验被称为“打炮”。一些小型试验已经在离北京不远、长城脚下的一处工地上开展过。221基地的这次爆轰试验意义非凡，它完全模拟原子弹爆炸，只有核裂变材料使用了替代材料，其他都是实物。爆炸中，高温碎片飞得很远，点燃了远处的草丛。但参加试验的人欣喜欲狂。

那场实验的效果，至今留在碉堡前坑坑洼洼的厚钢板上。

刘书鹤这一批新人到来时，条件已今非昔比。1964年8月，基地落成了气派的影剧院，被称为中国“西北第一影院”。直到今天，它依然是那里的地标。

当地餐饮界的地标“红星饭店”已经营业，请来了上海的厨师，出售正宗的贵州茅台酒。

显然，家庭和孩子也在增加。庆祝原子弹爆炸一周年时，刘振东所在的二分厂拍了张合影，第一排就有一个孩子被大人抱在怀里。从年龄来看，这个孩子大致是那颗原子弹的同龄人。

对基地，许多人怀念的是当年的那种状态。图书馆每晚坐满了人。刘书鹤记得那时同事们经常读书到夜里十点。

杜文林说，当他们问起当年“苦不苦”的问题，有些老人会反问：“我们苦什么？”

黄克骥这样向记者解释：“对我们亲手装过原子弹的人来讲，记忆一直是甜的，没有苦。我们已把生命都交给国家了，还怕什么苦？”

刘书鹤听老同事描述过一个场景：在一场篮球比赛上，有个球员拿到球后，抱着左看右看，不投篮也不传球。他忘了比赛，注意力在那个球形结构上，因为他工作的重心，也是几种球形结构的设计方案。

他输了球，因为心里装着另一个球。

躲在外语里争论

不过，所有的进展都是静悄悄的。

与今天人们在这里问长问短恰好相反，221基地过去一条人尽皆知的守则，是不要随便探听什么。

老人们仍保存着“保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保密誓词的原文。有一条就是“不该知道的机密不问”。很多人都知道，一位工作人员把基地信息告诉外地同学而被判刑的案例。

过去的一些细节会在不经意间露出。2009年，原子城纪念馆开馆不久，一位叫罗惠英的老人在这里激动地见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那是展厅里4个年轻姑娘站在帐篷前的一张合影。她们在221基地器材处工作。接收设备时，其中一位叫俞锡君的姑娘发现包装破损，请保卫处同事来拍照存证。她大着胆子，请同事顺便给她们拍一张合影。

由于照片可能泄露地点，而此次拍照未经单位许可，俞锡君一直没将这张照片示人。

几十年后，纪念馆对外征集展品，这张221基地当年少有的私人合照终于见了天日——照片里的那些场景不再是秘密了。

即使在同一厂区，不同车间、不同小组之间，人们仍不知道各自的工作内容。每个人的工作记录需要记在专属的保密本里，每次上班时去保密室领取，下班后盖上封印，交回保密室。刘书鹤在设计部工作，他的编号是“设-349”。

与外地通信时，他们的地址只能写邮箱代号“青海省西宁市500号信箱”，郭永怀从这里给女儿写信时，留下的就是这个信箱。

王淦昌的儿子曾说，他们那些年不知道父亲干什么去了，母亲总是说，“父亲在信箱里”。

原子城纪念馆讲解员去回访那些老人时，很多人都会谈到保密问题，这是他们当年生活的常态。

比如，一位叫张瑶珍的孕妇，家人不知她在什么地方工作。她在给家人的汇款单上加了一句“我想吃话梅糖”的附言。这是属于她自己的密语。她含蓄地告诉家人，自己平安无事，并且在这里怀上了孩子。

工程师唐长荣当年经人介绍了女朋友。女方去找他，多方打听，找不到具体地址和这个人，以为遇上了骗子。

蒋宗泰倒是遇到过没有地址所带来的优待。他有一次到北京出差，顺便去买日用品。那时物资短缺，牙膏都不好买。他拿着“国营综合机械厂”工作证，发现它颇具效力。上面连省份都没有，“人家一看，你这个工作证‘面积’太大了。”

据王淦昌的警卫员任银乐回忆，有一次，他听到王淦昌与朱光亚讨论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他担心王淦昌血压升高，以给他们打水为由去看看。当他出现，两个人都面带惊讶，立即开始用外语对话。他意识到，他们在讨论自己不该听到的事情。

最高机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出厂属于最高级别的秘密。1964年9月26日夜里，特殊专列拉着原子弹的部件从这里出发。专列里燃烧的每一块煤都经过了手工挑选，以免混进爆炸物。

原子弹是在221基地先组装，检查合格后再分拆，运往试验基地，到那里再重新装配好。

黄克骥所在的装配小组从这年5月就开始练习装配。8月初，他们已秘密组装出了第一颗原子弹。那天完工后，他们围着操作台，看着这枚威力巨大的核武器，他感到就像看着自己出生的婴儿。

“大家高兴得眼含热泪，都想走上前去抱一下、亲一口。”

在221基地与首都之间的保密通讯中，这颗球形原子弹的化名是“邱小姐”或“老邱”。

装配叫“穿衣”，插雷管叫“梳辫子”，总装则是“邱小姐穿衣梳辫子”。

送走“邱小姐”告别以后，221基地一分厂102车间的一些人在红星饭店吃了一顿饭，喝了每瓶4.7元的茅台酒，偷偷庆祝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黄克骥则在前一个月就坐专列去了马兰基地。这次试验，参与原子弹安装和调试的工作人员有5058人，他所在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此时北京第九研究所已更名——派出了222人组成“第九作业队”。

装配车间是在地下，他们需要提前去适应环境，“练兵”。

10月14日正式装配那天，他是主操作手。装完以后走出车间，他看到张爱萍等人在门口站了两个多小时等待。领导们不敢去地下车间，怕打乱工人的操作。

推第一颗原子弹上塔。左起：蔡抱真、曹庆祥、黄克骥、朱深林。资料图片翻拍

他们是黄昏时分装完第一颗原子弹的。他记得太阳已西下，他们把原子弹稳稳当当吊到地面，放到大铁罐里，4个人用平板车把它推到那高达102米的铁塔下面。他们因此留下过一张难得的现场相片，尽管是背影。

路程很短，平板车走的是铁轨，他们有点紧张，害怕走歪。“我们几个人迈步都要同步。这个倒是没练过。”

在铁塔下把原子弹交给陈能宽领导的下一组时，他们长舒了一口气。

“使命完成了。”他说，“感觉特别轻松。”

他们撤到几十公里外的观测站，“等着幸福时刻到来”。

根据李觉的回忆，10月14日，第一颗原子弹吊装到铁塔的顶部。10月16日早晨，原子弹插上了雷管。塔上电源接通后，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爆心。

黄克骥并不知道起爆时间定在15点。那天午饭后，他们还在观测站附近散步。接近15点时，他们听到了大喇叭传出的倒计时声。

爆炸了。他感到，强光“刷”得就照过来了，然后是巨响。茫茫戈壁出现大火球，上升，变成蘑菇云。人们激动得跳起来，扔帽子、扔衣服。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资料图片翻拍

后来，张爱萍等人穿着防护服，坐直升机到了爆心上空查看。他们面前，钢架像面条那样歪歪曲曲躺在地上。

根据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西尧的回忆，当晚，他们在马兰基地会餐，“朱光亚等能喝酒的同志喝得酩酊大醉”。

爆炸前，贺龙副总理问过刘西尧和部长刘杰，而且问了两次。“你们能保证响吗？

他们都没吭声。“谁能保证不出现万一呢？”

刘西尧所记住的那天另一个插曲是，吴际霖和朱光亚两位副院长因为走错了路，还没回到指挥所，原子弹就“响”了。

这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主创人员，宣布了原子弹爆炸的消息。现场极其热烈。他幽默地提醒大家，不要把地板震塌了。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出的周恩来总理1964年10月16日的日程表。他在接见《东方红》演职人员时宣布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张国/摄

当晚，消息传出。

那天，刘书鹤在西宁接到的通知是不让出门，因此他们没有上街庆祝，只是在驻地的黑板报上写了原子弹的消息。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说什么，但他感觉到，这就是自己这一辈子将要从事的事业，这里就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

同一天，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还在苏联留学，一个苏联同学问到他一个问题，令他感到冒犯。学核物理，“回中国之后能干什么呢？”

当晚，莫斯科的电台播出了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

第二天，那位同学向杜祥琬道贺。“我知道你回去可以干嘛了。”

在不同场合，杜祥琬多次提及这段经历。他说，自己在那时深刻认识到，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要获得尊重，“自立自强是唯一出路”。

对中国而言，这朵蘑菇云是通往现代化之路的一个里程碑。中国政府第一次完整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任务，就是在这颗原子弹爆炸的两个月后。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这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他以这次核试验为例，说明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并提到，“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他说。

对亲历者而言，许多关键时刻的指示是由周恩来作出的。这些时刻包括需要牵动全国的人力调配时，当初，每一个人都是因为这种调配，走到了这个基地。

有一些时刻是千钧一发的，比如当一次核试验中携带核弹的飞机无法正常投弹，飞行员该在沙漠中弃机跳伞还是携弹返航，周恩来在中南海跟他通了电话，作了决定。

那是中国第13次核试验，也是中外核试验历史上罕见的一次。当时正在现场的刘书鹤说。“我们这些人差点儿没‘光荣’了。”

他当时在机场等待飞机返航。按惯例，他们准备好了大红的喜报，正要上前慰问，并不知道蘑菇云并未按计划出现，而自己见到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飞机带弹着陆。他们的汽车开到飞机旁边时，飞行员杨国祥提醒他们，弹还在飞机上，不要靠近。

他注意到，朱光亚此时没去地下室，坚持要看到这架飞机带弹着陆。

“这事儿我埋在肚子里好几十年。”他说。很多年后，他在电视上见到杨国祥回顾那次着陆，他知道，现在可以说了。

回归与陪伴

在廊坊，多年以来，董淑身的家庭相册里都嵌着周恩来的照片，以示她对这位“两弹一星”指挥者的特别敬重。

在这个家庭，丈夫夏永泰因病过世了，深情的妻子把他的骨灰盒安放在客厅里，遗像前摆了一面刻有蘑菇云的小纪念章。夏永泰是1958年的大学毕业生，221基地的一位工程师。即使他过世近20年了，那朵蘑菇云依然好好地守护着他。

董淑身老人家里玻璃板下压的家庭照。郑萍萍/摄

60年前科学家们收集试验数据的那朵蘑菇云，已飘散在在中国大西北的风里。1969年，中国开展首次地下核试验，此后这种试验逐步转入地下进行。自1986年3月21日起，中国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

1996年7月30日开始，中国“暂停核试验”。

但对这些老人来说，消失的是放射性烟尘，那朵蘑菇云的轮廓仍在。

它飘在他们的住宅小区——西宁二二一小区门口就刻着它。在他们的相册和翻箱倒柜找出的各式纪念物品上，都能见到它。

它不止印在了他们的生命里，也刻到一些人的墓碑上——就像在距离北京几十公里的廊坊那间客厅里一样，它陪着工程师夏永泰的骨灰。

221基地退役后，这里的人们“下山”，分散到了27个省份。

在新的安家之地，他们因地制宜介绍“两弹一星”的来历。上海一些老人在社区里促成了一个关于“两弹一星”精神展馆，他们自己做讲解员。

赴廊坊的600多人，把居住的小区取名“金银滩花园”，并在门口立石纪念。以这种方式，那些岁数越来越大、下楼越来越不便的老人，还住在“金银滩”。

当青海“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办公室”的一位年轻工作人员到这里出差，不由地说：“飞了2000公里又到‘金银滩’了！”

那朵蘑菇云一直陪着他们。告别221基地时，一些人的行李箱里放着一套四张塑封的照片，是统一发放的，分别是原址上树立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的四面。

碑上毫无悬念地出现了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蘑菇云浮雕。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林久星/摄

纪念碑的设计师陈新元，当年一大遗憾是想把功勋科学家的名字刻上，但当时很多事情没有解密，国家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要在几年以后才会颁发。

陈新元看到，建碑挖地基时，很多人还没有迁走，每天都有人站在那里观看施工，一边看，一边落泪。

分到廊坊的林久星曾是围观者之一，他过去在221基地交运处工作。他记得施工时，大家正在分批告别。

“221”这个数字，有时以一些特别的方式陪着这些人。有人告诉到访的221基地“老家”工作人员，自己的存折密码里就有这三个数字。

很多年前，兰州大学毕业生王明恩的骨灰留在了221基地。1969年11月14日，炸药车间发生过一次爆炸事故，两名技术员和两名工人不幸遇难，他们的骨灰被送到家乡安葬。王明恩的父亲选择让儿子葬在221基地，因为他相信，儿子应该留在这里。

林久星已故的父母也留在了那里。他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同龄人，1964年出生在老家山东五莲县。他的父亲林学荣1958年到了221基地。对这个家庭来说，他父亲当时几乎是“消失了三年”。

在他少年时代，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妹妹到这里投亲。他读了221基地的技工学校，并在父亲工作过的交运处工作。

他父亲1983年去世后，葬在一处向阳的山坡上。那里有一片多年形成的坟墓。

当一家人离开221基地时，林久星的母亲说服子女不要迁坟。她说，将来要“把我送回来”。

那位母亲2017年在廊坊无疾而终。此前几年，她就告诉子女，希望回去。2018年，她的骨灰葬在这里。

“我百年之后，我也想回来。”他还说。

林久星设计了一枚纪念牌，计划用于父母的墓碑上。主体是一颗红五星。核心位置只有一种元素，是这些人再熟悉不过的图案：1964年10月16日下午，大漠深处，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在大气层形成的那朵壮观的蘑菇云。（记者 张国 胡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