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水暖“债”先知。随着成都银行最新公告落地，2026年银行业转债转股增资的首单正式“破冰”——这家西部首家万亿级城商行获准将注册资本由37.36亿元增至42.38亿元，高达99.94%的转股率使其80亿元可转债顺利转化为支撑业务扩张的核心一级资本，成为2026年中小银行“多渠道补血”大潮中的一个缩影。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年内已有超过80家城商行、农商行及农信社完成注册资本变更，其中绝大多数为增资。从成都银行的可转债转股，到湖北银行高达76.14亿元的定增落地，再到广州银行的紧锣密鼓筹备，一场由内源与外源双轮驱动、地方国资深度参与的资本“补给战”已全面打响。

可转债“含权”起舞 成都银行股本增厚13.46%

成都银行日前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四川金融监管局批复，获准将注册资本由37.36亿元增加至42.38亿元，增幅达13.46%。这一变动源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提前赎回引发的股本扩张。

2022年3月，成都银行发行8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曾创下7144.29倍的网上认购记录。2024年底，因股价连续多个交易日达到转股价格的130%，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截至2025年2月5日赎回登记日，累计已有79.95亿元“成银转债”完成转股，转股率高达99.94%，累计转股数量超过6.26亿股，占转股前总股本的17.34%。

“对于已上市的银行，促进可转债转股是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有效途径。”大公国际在研报中指出，这种方式不仅优化了资产负债结构，还避免了直接摊薄每股收益对二级市场的冲击。

作为2018年登陆上交所的四川省首家上市银行，成都银行近年来发展稳健。2023年，该行总资产迈过万亿元大关，成为西部首家资产规模破万亿的城商行。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总资产已升至1.39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仅0.68%，处于上市城商行最优水平。此次“补血”完成后，这家西部标杆银行将进一步夯实资本底座，为后续业务扩张蓄力。

值得关注的是，成都银行的成功并非孤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日前回应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时也强调：“除了发行特别国债，还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金，如保险资金等都可以研究探讨。”这一政策信号，为更多中小银行探索多元化资本补充路径打开了想象空间。

国资“搭台”定增 80余家中小银行密集“补血”

如果说成都银行代表的是上市银行依托资本市场工具实现内生性资本补充的路径，那么更多非上市中小银行则选择了更为直接的方式——增资扩股。

湖北银行是2026年开年以来的典型案例。2月上旬，该行公告完成18亿股股份发行，总股本增至94.12亿股，合计募资76.14亿元。此次发行后，截至2025年末，湖北银行资本充足率提升至12.62%，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8.96%，较2024年末均有明显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该行53位法人股东中，35位为新增国有法人股东，仅1家为民营企业，地方国资主导特征显著。无独有偶，雅安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方案获核准后，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金融局等四家国资背景股东正式入局，助力该行总股本实现超73%的增幅；新疆银行注册资本由约79.06亿元一举增至122.23亿元，新疆金融投资（集团）入股37.77亿股，持股比例达30.9%。

“地方国资主导增资，是‘短期风险化解+长期改革转型’的组合拳。”接受采访的券商分析师向记者表示，国资入场不仅能快速补充资本、修复市场信心，还能引导银行信贷投向地方基建、重点产业，让金融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

本轮增资热潮的背后，是中小银行迫切的资本需求与严峻的风险形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四季度末，我国城商行与农商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39%和13.18%，均低于行业15.46%的平均水平；不良率分别为1.82%和2.72%，显著高于行业1.50%的平均水平。部分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已逼近监管红线，补充资本成为必然选择。

从增资主体看，本轮“补血”呈现“广覆盖、分层次”特征。除新疆银行、湖北银行等增资数十亿元的“大手笔”外，更多的是注册资本微调的“精细化操作”，如河北大厂农商行、广西西林农商行等增资额仅在数百万元级别。从批复密度看，监管推动力度显著增强，1月4日至6日三天内，就有超过30家银行的增资计划获得监管批复，覆盖广西、河北、四川等多个省份。

然而，“补血”并非一劳永逸。大公国际提示，资本补充的正面效应能否持续，与银行自身的经营质量深度挂钩。对广州银行等仍在IPO途中或已调整上市策略的银行而言，能否利用资本优势实现业务转型、提升盈利能力，才是根本性挑战。在息差收窄、资产质量承压的行业背景下，中小银行唯有内外兼修，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